文 |趙徵溶
《讓我們蕩起雙槳》《我的祖國》《祖國頌》《英雄讚歌》……這些膾炙人口的旋律，出自著名作曲家劉熾之手。劉熾先生是我的恩師，師生情長四十年，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時光，便成了我恆久的記憶。今年是劉熾老師百年誕辰，那一頁頁記憶自然地打開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昨天。
1958年1月，劉熾隨文化部下放幹部來到我們蘇北寶應勞動鍛鍊。春節前，他們中央實驗歌劇院的下放幹部在寶應縣工人俱樂部排練歌劇《白毛女》片段，悠揚的笛音勾住了我的神魂，擔任笛子伴奏的正是劉熾老師。我自幼便愛弄笛，經工人俱樂部的老許同志引薦，我吹了一曲《黃水謠》，他便收我為徒；我鞠了三個躬，便拜他為師：做夢也沒想到這麼簡單。
當時劉熾老師住醫院開痔瘡，第一堂課就在病房裡，他坐在病床上給我講笛子的修理，如何校正音準。另外有兩個同學在跟他學作曲，他也讓我學作曲。除了學習音樂基礎理論，我們每周還要寫一首歌，他就坐在病床上給我們講課和批改作業。猶記我的第一首歌曲習作《栽紅苕》，免不了稚嫩，他卻說我有想像力，給我以鼓勵。病體稍愈，他就坐在醫院的草坪上給我們講歐洲的音樂史。約近一個月，我們就生活在這音樂的氛圍裡，音樂細胞在接受著劉熾老師的滋養。
後來他出院了，我們每周六課後跑五六裡地，去他下放的老鴉莊上課。下放幹部和社員實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勞動），一天三頓稀飯，生活很艱苦。劉熾老師手術後需營養，就託老許買些蛋糕，由我們放在書包裡捎去。囿於當時的政治氣氛，這也是悄悄的。
田頭河邊就是我們的課堂，他給我們講課，批改作業，有時我們還和他一起勞動。劉老師有支短笛，我們就用蘆葦仿製了一管。他試吹了一下，說是很有印度蘆笛的韻味，誇獎了我們。以後每去老鴉莊，漸近村子了，我們便吹起蘆笛，劉老師便仿佛聽到了我們的足音。我們的教與學便多了別一番情趣。
其時我就住在工人俱樂部，劉熾老師上城開會常和我住一起，我也便多了接受劉熾老師教誨的機會。那會兒我們都在做第三套廣播體操，那明朗熱烈的樂曲就是劉熾老師創作的。一天晚上，他親手寫下了曲譜，給我講了迴旋曲式。那載著他手跡的筆記本，2016年我贈給了延安魯迅文化園珍藏。一次恰巧電影院放映《上甘嶺》，他和我們一邊看電影，一邊就著電影的播映， 輕聲地給我們分析其中的音樂，如此無比親切的現場口授，讓我們感受到了他創作的《上甘嶺》音樂的博大深情，深化了我們對作品的理解。劉熾老師十分熱愛和重視民間音樂。淮劇是我們寶應的地方戲，曲調婉轉纏綿，一次他跟我們去城南劇場看了一折姑嫂對唱，一直讚賞不已，受他的感染，我們也有了對戲曲音樂的親和。一次與他同行，縣廣播站正在播放開始曲，他停住了腳步讓我聽。樂曲是銅管樂《騎兵進行曲》，他問我，這首樂曲有什麼不足處？我真的說不出來。他講，樂曲有了很好的主題，而沒有很好地加以發展，只用了轉調的方式進行，顯得單調重複，否則可以是一首很好的樂曲。又一回，我們去浴室洗澡，他發問：「《我的祖國》的動機（即主題）是怎樣發展的？」想了好一會兒，我也說不出米和豆來，劉熾老師告訴我，「是音勢的倒轉！」他還用手指比劃著，如此跟劉熾老師在一起，就好像生活在流動的音樂教室裡。
為了籌備某次演出，王金陵、王春元創作了反映積肥的小歌舞劇《大揪什錦湯》，劉熾老師又拿起了筆流淌旋律，譜寫了十來首歌，由歌劇院的演員排演。正巧暑假裡，他們樂隊人少，劉熾老師就引薦我們參加他們的樂隊，我吹笛子，陸展拉二胡。一個星期的排練，我們浸淫在劉熾老師的旋律裡，受著藝術的薰陶，也領略到了劉熾老師一旦進入創作情境而拋開個人憂愁的寬廣胸懷。
過後一兩個月，聽說下放幹部回京了，我真的有些失神，劉熾老師就要離開我們了，更覺得與他在一起分分秒秒的可貴。就在離別前，他給揚州專區幾個文化幹部講歌劇《白毛女》的音樂創作，我們也去聽了課。我的父兄設家宴為劉熾老師餞行，乘隙他給我講了變奏的知識，上了最後的一課。
離情依依，拿什麼來給劉老師送別呢？我們選了光潔如玉的蘆管，精製了兩支蘆笛，劉老師接受了我們的一腔純真，並在東風飯店宴請了老許、陸展和我，又在縣幹部招待所跟我們一起合影留念，至今我珍藏著這幅照片。他還給我們留下了告別寶應的一曲優美深情的水鄉頌歌——《千裏運河水流長》，至今我們這一輩寶應人還常常唱起它。
秋深薄暮，劉熾老師他們就要乘汽車走了。我和陸展去汽車站送行，愣愣地坐在堤邊的木材上發傻，心裡像堵著一團亂麻，竟沒有傍近劉熾老師身邊再說幾句話。
人離開了，書信往還把我們的心連在一起。他出版了新書，雲南出版的《祖國頌》《劉熾抒情歌曲選》，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大揪什錦湯》，都給我們寄來；我們寄去的習作，他依舊批改。一首習作《節日進行曲》，他在批語上寫了「很好」，給了我很大鼓舞。如此，一直延續著珍貴的師生情。
文革期間，我跟劉熾老師斷了聯繫。文革後，終於又聯繫上了，他給我的回信中，最使我欣喜的是「我還在為祖國和人民流淌旋律」。
1989年10月劉熾創作50周年音樂會在北京舉行，我和梁兆麒同學應邀去了，從此有了我們師生分別三十年後的一見。他深知我們來趟京城不容易，就在他住的那幢樓裡跟人家借了一間房，安排我們住宿。10月10日音樂會首演的那一天，東北也來了兩個客人，中午我們就在大羊坊小小地聚宴，我執廚，幾色江南菜餚，席間喝了我帶去的家鄉「松齡老窖」，推杯換盞間，跟著劉熾老師一起高興。
劉熾老師為什麼熱愛給基層寫歌？在陪他去理髮的路上，我問他。他說：「人民需要音樂，人民不是抽象的，是由各種不同職業、不同文化、不同愛好的人組成的。為所需要的一部分人作曲，也就是為全體人民服務。音樂是人民創造的，把音樂還給人民，是世界上任何真正的音樂家所遵循和追求的。作曲家的創作不是為了幾個給自己捧場的內行，而是為了更多的外行。他們需要娛樂，需要美的享受，應該給他們寫，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使音樂真正發揮美育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內行往往評頭論足於某些技術，外行才是真正的評論家。他們的評論不是技術的，而是心靈的直感。」我第一次聽到了他的心音，方懂得作曲的真正的目的和意義。
在京一起回憶往事，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老鴉莊的鄉親，提到了我的母親，便知他對寶應一往情深。我與縣政府有關部門領導聯繫，1990年5月，邀請劉熾老師重返第二故鄉寶應終於成行。
到寶應後，當地文化界為他舉辦了歡迎音樂會，演出了許多劉熾老師的音樂作品。他給寶應的音樂愛好者作了題為《祖國萬歲》的音樂講座，講述了自己的藝術人生和音樂創作。他語言幽默，間以逸聞軼事，妙趣橫生。當時的華縣長拜望他，他又提到了歌曲《千裏運河水流長》，「那時的寶應，沒有歌裡寫得這麼好，那是一種理想，現在實現了。藝術家就應該有理想，應該是個理想主義者！」
那次，寶應電視臺和寶應廣播電臺請劉熾老師寫開始曲，他爽然地答應了。他熟悉地方的民歌，要用寶應的《鑼鼓車》和揚州的《拔根蘆柴花》改編，我抄寫了曲譜給他寄去。已是冬天了，他給電臺、電視臺創作的管弦樂《開始曲》完成了，並聯繫中央樂團演奏，我和電視臺的同志一起去了北京。錄音的那天晚上，我們和在北京的幾個老鄉都去了，隨著旋律從管弦中流出，樂思又把我們帶回了家鄉。最是那《鑼鼓車》，經過了劉熾老師的改編美化，那麼優美抒情，一派水鄉風韻。在座的人讚嘆不已，樂團的指揮更豎起了大拇指，「不愧是大師的作品！」
劉熾老師知道我勤於讀書和寫作，便讓我參與他的傳記寫作。1991年5月，我去北京開始了正式採訪。猶記講述之始童年的那一段，父親被西北軍的卡車撞折了腿，失了業，斷了生計，家裡揭不開鍋。小德蔭（他的原名）提著口袋從董家磨坊背回接濟的麵粉，去當鋪當掉父親從四川買回來的最心愛的銅鐃，又迫不得已輟學去三仙廟打掃佛堂餬口謀生。
在一個星期內，他的敘述從童年到了延安時期。在延安，他考上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了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高足，踏上了聶耳、冼星海所開創的中國新音樂的道路。在大秧歌運動中，他成了魯藝秧歌隊的「傘頭」（領頭），編創出《勝利鼓舞》這樣別具一格的大型集體腰鼓舞，古樂新聲《翻身道情》很快從延安傳向了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當時周恩來副主席招待來延安的外賓，都指定劉熾唱這首歌。
1993年和1995年，我又兩次登門採訪，聽他講述挺進東北的足跡，長春城外戰壕裡教戰士唱他創作的《鋼鐵部隊進行曲》（後為38軍軍歌），反映土改的歌劇《火》的燃燒，《工人大合唱》寄託的「建設祖國」的願望。新中國成立後，劉熾老師又進入了創作爆發期，我記下了《荷花舞曲》《新疆好》《讓我們蕩起雙槳》《我的祖國》《祖國頌》的創作往事。他把《我的祖國》的創作體會概括為「愛國情、民族音」，說他是「喝民間音樂的奶水長大的」。
1997年冬，我完成了劉熾老師傳記的初稿，並在病榻上三校書稿。1998年3月，周恩來誕辰100周年，劉熾老師應邀來淮安，我與家兄文瀾去拜望他。他稍稍地翻了幾頁，便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說待他的新居裝修好，讓我和他一起修改書稿。過後我便一直等待著。猶記那年9月16日，我和他通了電話，他說身體不好，要住院治療。誰知這竟是我們最後的通話！恰如晴天霹靂，10月23日先生病逝於醫院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悲痛也是力量，一種使命感在催迫著我。幾經努力，《讓我們蕩起雙槳——追尋劉熾和他的旋律》終於在2001年10月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那年10月23日，劉熾老師逝世三周年的忌日，我請學生將書送到八寶山公墓，放在紅軍牆前，先生就葬於此，我把這本書作為對先生的祭奠和感恩。
時間過得真飛快，劉熾老師離開我們，一晃都20來年了。他曾說過，「不修今生修來世。百年之後還有人唱我的歌，就叫修來世。」如今人們還在唱著他的歌，讓他一直活在人們的精神世界裡，有著不朽的藝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