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受訪者提供
「當我唱歌可以在高山上、可以在森林裡，每天聽著鳥兒的聲音、每天在我面前跑的都是小松鼠的時候，唱歌聲音的乾淨度純度、完全不一樣。這種東西是在大城市裡感知不到的，在大城市裡，聲音會務實很多」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記者 滿曼 原祁 發自深圳
全文約6708字，細讀約需16分鐘
明星快閃——龔琳娜：我是一隻自由的小鳥
對於龔琳娜來說，新冠肺炎疫情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久違的寧靜。幾年前，她收藏了一套55個少數民族的原生態音樂CD，一個民族一張，一直沒空聽。疫情把她困在了家裡，她一張一張地放，一邊聽一邊做筆記。等到疫情防控的形勢沒那麼緊張了，她去彝族、納西族、白族、哈尼族的小山村採風。「在別人焦慮的時候，我正好去學習。反正都要活著，好活歹活都是活，為什麼不好好活？」唱歌到現在，她依然願意將自己對音樂的心形容為「炙熱」。
2002年，龔琳娜第一次踏進德國巴伐利亞森林。她穿過樹林，見到了斜坡上的菜園和老鑼的小木屋。老鑼興奮地給她聽了一段旋律，告訴她；給你寫的歌已經完成了。
龔琳娜五歲正式登臺演出，經過了系統聲樂學習，參加比賽進入體制，遊走於各大晚會的舞臺上。導演安排唱什麼，她就唱什麼。幾年後，她終於開始反思「自己在哪兒」。她曾試圖擁有自己的歌，但得到作曲家的回覆：「你唱得和別人一模一樣，給我什麼刺激寫歌？」
在三裡屯，龔琳娜第一次遇到了彈奏巴伐利亞琴的老鑼。老鑼請她到家中即興演唱，瘋瘋癲癲三個小時，最後把陝北民歌《三十里舖》編出了新的詞：「我們倆在一起，不分離，手拉手，相親相愛，在一起。」在老鑼邀請下，龔琳娜去了德國。
老鑼的歌在意料之外到來，同樣到來的是足夠的自由。老鑼告訴她，想唱什麼，隨你。被導演指揮了幾乎整個歌唱生涯的龔琳娜第一次擁有了呈現自我的機會。她從小被稱為小百靈，因為「聲音像鳥一樣好聽」，她羨慕鳥可以輕鬆飛過山林、站在枝頭。想到一路走來的困頓、無奈與落寞，她以鳥自比，寫下了第一句「我是一隻自由鳥」。
隨後的歌詞更像是現實帶給她的哀痛：「雨下不停我的渾身無力，我發現了我被困在籠子裡，只會哼哼、哼哼、唧唧、唧唧，無奈地抬頭望天傷心地哭泣」；也有她對未來的希望：「我是一隻自由鳥，我們能夠自由自在地舞蹈，像天使一樣地笑，不再等待、等待幸運的來到。」
這是龔琳娜第一次完整、純粹的自我呈現。老鑼曾對她說：「我沒有錢，但是我特別富有，因為我有自由。」她被老鑼打動，但難以感同身受。在這首歌的創作中，終於輪到她感受自由。「我以前想像那隻自由的鳥，但是卻不知道鳥的自由精神是什麼。這也是我想未來探索的路線。任何事，不管是我做人還是唱一首歌，這首歌的靈魂是什麼？精神是什麼？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外面的形。」
這首歌成為了龔琳娜新生活的開始，也改變了她接下來的音樂道路。
龔琳娜在長沙音樂會上演唱
中國音樂裡怎麼會有爵士？
在陌生的國度，老鑼成為了龔琳娜唯一的依傍。老鑼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音樂人，他熱衷於探尋世界音樂與民族音樂的界限，並力圖創作出全新的音樂形式。音樂成為他與龔琳娜情感的最重要勾連，龔琳娜具有完美的聲音、純熟的技巧，能夠讓他的音樂藍圖一一落地。他迅速看清了這個聲音的價值，也感知到了龔琳娜身上的束縛。龔琳娜來到德國開始新的音樂旅程後，製造全新的龔琳娜成為他的首要任務。
老鑼擁有由三個中國音樂家和三個德國音樂家組成的五行樂隊，龔琳娜成為其中的一員。在老鑼的安排下，她開始了第一場德國音樂會。登臺前，她自信滿滿。她是中國聲樂體系培養出的樣本：從小登臺，一路在音樂附中學習，被老師教了很多表演技巧，到音樂學院是高材生，進入民族樂團獲過青歌賽大獎，在中國音樂環境中，她是官方認定的專業歌唱演員。
德國的音樂會與中國完全不同，離觀眾近，他們的表情可以被清晰看見，打個哈欠都能感覺到。為了和觀眾更貼近，龔琳娜卸下了濃妝，脫掉高跟鞋，放棄了晚會禮裙。這些裝備和自幼接受的登臺教導一樣早早成為了她的表演程式：演唱要如何起承轉合，動作要如何配合聲音。唱到某一句話，眼睛要睜開多大的幅度，目光往哪瞄，手往哪兒擺，皆是規定動作。
外物退去，她乾癟地站在話筒旁，手足無措。老鑼堅定地認為音樂需要即興，每個樂隊成員都有即興的部分，輪到龔琳娜了，她不知從哪兒張嘴，該怎麼發聲，要如何進行。瞪著眼看著老鑼，杵在臺上像根木頭。
下臺後她難掩失落，跟老鑼講自己好緊張。老鑼回她：「不要裝，緊張就緊張。」演出結束後，老鑼的朋友們給出了反饋：琳娜的演出好做作。龔琳娜聽了大哭。她意識到，不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你必須敞開懷抱擁抱世界，要了解世界的觀眾、各種各樣不同的表達方式，你才會找到自己的表現方式，世界的觀眾才能夠接納你。你只按照自己想像的美去做，沒見過世界，不了解世界，你跟他們不在一個音樂語境裡。就好像我們現在如果去聽西藏人唱歌，聽不懂，對吧？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表現方式。一樣的，這就是文化隔膜。」
老鑼認為，龔琳娜已經在多年的程式化演出中失去了歌手的真實，這也是他第一步要在龔琳娜身上打破的部分。儘管產生了自我懷疑，但龔琳娜卻感覺到比從前放鬆了，「以前覺得要掩蓋我的怯懦、我的不足，但是那場演出不用掩蓋，去掉了表演，快樂、真實，我就是我。」
明星快閃——龔琳娜談假唱
發表專輯《走生命的路》之後，五行樂隊參加了世界音樂博覽會，他們希望在這場聚集全世界唱片老闆、演出商的博覽會上得到更多演出機會。五行樂隊唱了一場演出，時長60分鐘。演唱過程中，觀眾一直往後退。龔琳娜自認表現不差，結束後問觀眾的感受，觀眾覺得她聲音太尖銳、高音太多，也不喜歡五行樂隊混搭的方式。「怎麼能在中國音樂裡加爵士呢？」
如果說第一場音樂會是對龔琳娜個人的警醒，這次演出便是對老鑼的當頭一棒。在過去，老鑼堅持中國音樂的國際化需要合作，但這樣的合作收效甚微，甚至被批評。他和龔琳娜討論，決定不再做即興、不再嘗試電聲。五行樂隊改成龔琳娜的樂隊，全部音樂由老鑼作曲，她負責把歌唱好，樂器也改為以簫、笛、笙、揚琴為主的傳統樂器，「不需要我在舞臺上即興冒險了。」
老鑼的音樂才能開始圍繞龔琳娜全部發揮，2006年開始，他為龔琳娜制定了兩條音樂路線：以《靜夜思》《登鸛雀樓》為代表的古詩詞，聽文化內核；以《忐忑》為代表的現代曲，聽細節和張力。
明星快閃——龔琳娜談《忐忑》
重新定位後，龔琳娜和老鑼的音樂得到了西方觀眾的認可。他們開始在歐洲做音樂廳巡演，觀眾第一次聽到了來自中國的將傳統與現代融合的音樂，龔琳娜的聲音在老鑼的創作中得到發揮，高音變得動人，原本的「刺耳」被認為是情緒的極致表達。
龔琳娜記得，當時西方很少人關注中國音樂，歐洲流行的是印度音樂和蒙古音樂。藏族歌手也比漢族歌手更受到矚目。「我唱《忐忑》，這種野性的歌，他們就被鎮住了。他們沒有想到，這麼小的身體怎麼會有那麼大的爆發力？沒想到你個中國女性，怎麼會在臺上那麼有光芒？只有我不被控制才能有光芒。」
到2008年馬賽音樂博覽會時，龔琳娜唱了《忐忑》《悲情慾望》等歌曲，觀眾瘋狂回應。會後官方總結顯示，觀眾最喜歡龔琳娜的樂隊。從這時起，演出邀約紛至沓來。演出中，龔琳娜漸漸明白，站在國際舞臺上，她不是代表她自己，更代表一個中國女人怎麼唱出自由歌。
外國人驚訝於她的歌聲，她會驕傲地回答：我們中國的聲音就是豐富多彩，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很富有。
我該回家了
2010年，葡萄牙政府邀請龔琳娜參加上海世博會葡萄牙語專場，老鑼提出讓一個葡萄牙女歌手和龔琳娜合作，把《走西口》與葡萄牙情歌嫁接，又寫了一首《相思染》，讓她們用各自國家的語言填一段詞，排練的時候，兩邊的工作人員都一身雞皮疙瘩。「我感覺到了兩種文化的交融，通過歌，了解彼此的文化。我突然覺得全世界的人表達喜怒哀樂，都有相似的方式，是一種共鳴。」龔琳娜說。
這年年初，龔琳娜曾回到中國參加新春音樂會，演唱了《忐忑》。她發現幾個大城市都已經有了漂亮的音樂廳，覺得自己該回家了。這份情感越積越滿，以淚水的形式溢出。與葡萄牙歌手合作演出結束回到德國，龔琳娜每天都哭，從中國去德國前她也這樣。根據她的經驗，這是身體給自己的信號，告訴她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另一個階段該開始了。「我該回來了，從一個一個大劇院開始演出，培育我的音樂市場。」
9月，她收到朋友的郵件，發現《忐忑》已經成為了最紅的網絡歌曲。老鑼抱著遊戲心態創作了一首高難度歌曲，龔琳娜因演唱時需要忽上忽下的氣息與心情將這首歌起名「忐忑」。在新春音樂會的視頻中，龔琳娜表情誇張、眉毛高挑、眼珠翻飛，極具感染力。王菲調侃要在演唱會上翻唱《忐忑》，可是把眼珠子都轉翻了，也無法完成這高難度的歌曲，只有放棄。
回國後的龔琳娜受到了演出市場的廣泛歡迎，她在武漢、天津辦了兩場個人音樂會，又上了湖南衛視演唱會的舞臺。經過媒體的再次發酵，《忐忑》街知巷聞。這打破了龔琳娜從零開始的計劃，讓她一回國就面對著廣闊的平臺。《忐忑》在大眾語境中迅速被解構，藝術性被忽略，它擁有了一個非常曖昧的形容詞——「神曲」。在那一年，這個詞語對應的另一首歌是《小蘋果》。
龔琳娜滿足於這個形容，「我每次唱歌就是追求意念和神，觀眾把它叫作神曲的時候，我覺得定位非常準確。」她消解了曖昧語義中不太正面的意思，「我並沒有覺得觀眾誤解。只是觀眾如果要了解這個作品，需要時間，他們的感性已經理解了，理性層面還需要時間去消化。」
偶有專業歌手提出「《忐忑》非常專業且有藝術性」的評論，也迅速淹沒在頻繁冒出的模仿視頻中。作為演唱者，龔琳娜在收穫聽眾的同時，被放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她本希望走高雅路線、做藝術音樂，卻因一首歌曲的走紅成為了流行音樂人。
應電視臺邀請，他們又創作了被外界視為《忐忑》姊妹篇的「神曲」《金箍棒》《法海你不懂愛》，同樣引起了關注與爭議。龔琳娜將兩首新歌定位為音樂小品，認為是她與老鑼幽默感的展現，「有趣的靈魂才能唱出有意思的歌。」
起初，龔琳娜與老鑼樂享其成，「第一次唱就那樣火，這讓我很滿足，我覺得我特別有市場。」但她也意識到這類歌曲與自己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馳：「媒體將這些歌曲的娛樂部分誇大，不去看藝術深度的部分，這就會讓我們走偏。」
接下來的時間，除去少量的音樂會和商業演出，兩人將時間花在了音樂積累上。分工和在德國時一樣，老鑼創作，龔琳娜唱歌。她開始拜師學藝，去各地採風，見了許多民歌手和老藝人，把學到的技巧用進歌裡。為了唱好《走西口》，她在冬天坐火車去了陝北，到當地人炕上聽他們唱歌，在當地司空見慣的驢嘴裡，她聽到了陝北民歌中真假聲轉換的雛形。
老鑼則一直專注於中國古詩詞的音樂化，自己斷句、譜曲，龔琳娜唱。在德國時，龔琳娜唱了老鑼寫的歌曲《山鬼》——她最初將之理解為等待愛人到來的愛情故事。2017年她開始看《山海經》，發現這本書是「中國文化的童年」，很多元素聚集於此，很多傳說從這裡來。看完後和紐約肯樂團合作《山鬼》，她比從前唱得更磅礴了。她明白了《楚辭》中「巫」的部分，「這樣的音樂是在招魂，是天地在接壤。」
為了與自然更貼近，2017年，她搬去了大理居住，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她認為，這能讓她保持住歌手的「真」和「魂」。2019年年初，她帶著所學上了湖南衛視節目《歌手》，執意演唱《庭院深深》，理由是「外國的觀眾能聽懂我歌裡面的文化與感情，我相信中國的觀眾也可以」。但事與願違，她被淘汰，回到化妝間崩潰大哭：「有種孤獨感，這條路還有好長。」
她迅速從情緒中恢復，在節目中留下了笑容。類似的路她已經走過好幾次：去德國，她堅持不唱舒伯特，每天彈古琴、練聲、唱中文歌，給鄰居做紅燒肉、炒土豆絲，讓鄰居都愛上了功夫茶；去北京上學，全校就她一個貴陽人，畢業的時候，她讓全宿舍的人都愛上了折耳根；「我愛我的文化，我沒有在他們的文化裡迷失自己。」
文化認同的源頭是12歲第一次去法國演出，80年代的法國，大超市的貨架上是她從未見過的薯片和酸奶，夕陽下的凡爾賽宮閃閃發光。演出時，她所在的少兒藝術團唱了侗族大歌。演出完畢，全場起立，有節奏地鼓掌。她第一次明白：你的自信不是因為你有沒有錢，也與政治無關，只有音樂、只有文化，能夠打開所有人的隔膜。掌聲給了她足夠的信心，從那時起，她決定成為一個中國歌唱家。
為了與自然更貼近，龔琳娜（左）搬去了大理居住，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疫情是天意，將我和老鑼分開
人物周刊：搬去大理之後，你的生活有哪些變化？
龔琳娜：人很容易放鬆。當我唱歌可以在高山上、可以在森林裡，每天聽著鳥兒的聲音、每天在我面前跑的都是小松鼠的時候，唱歌聲音的乾淨度、純度完全不一樣。這種東西是在大城市裡感知不到的。在大城市裡，聲音會務實很多，在大自然裡聲音會飄逸很多。
人物周刊：在雲南那邊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龔琳娜：早上7點起床，起來以後放著音樂跳跳舞，然後練歌。9點以前就練歌，唱情歌、練古琴，9點以後跟鄰居一起打太極拳。中午會午休，下午會看書或者散步爬山，或者約著朋友喝咖啡。每個周末教鄰居們唱歌。原來是天天教，後來因為合唱團來的人越來越多，固定的每個周末周六或者周日上午教他們唱歌，唱的都是古詩詞。
在那邊的生活特別像物物交換，你家有好吃的你就給我送點，我有一個好東西就跟你分享一點，人和人之間沒有功利心，也沒有人問你從哪裡來，你什麼背景。每個人都活在當下，活在大自然裡，非常像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大部分人都是外地去的，本地也有少數民族，有他們的生活習慣。我們大部分人家裡都有菜地，都種菜種花。基本上春天我們會上山去採茶，做春茶。所有這些都不是商品，是跟朋友們分享的，不是以商業為目的。在那裡我覺得每一個人帶來的知識很不一樣，人和人之間關係很和諧，所以打太極拳、唱歌、學習中醫、了解中國文化，就成為我們大家都熱愛的事情，而且每一個人都很自由。
明星快閃——龔琳娜談自然
人物周刊：這種生活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龔琳娜：比如說我教鄰居唱歌，有的夫妻結婚幾十年了，是那種可能左手摸右手的狀態，但是來唱歌以後，他們開始穿情侶裝。有時候我們出去唱歌，男的打著傘，女的摟著他的腰，突然迸發愛情的火花。這個是自然轉變的，是因為在歌裡，音樂會讓你的心整體打開，讓你的生活充滿著期待和熱愛，就像一朵花開放一樣。
我看到了家庭關係的和睦，包括有的人可能有抑鬱症會吃藥，但是因為唱了歌一段時間心情愉快，藥都會停，我覺得那種東西好像很難在城市中發生，對，所以這種事情就讓我明白，音樂並不是一個表演，也不是為了向別人炫耀。音樂本身就手之舞足之蹈之，用語言不能形容，你需要跳，你需要唱，你需要用一種更誇張的方式去表達內心的情感，但它也是一種人和人之間溝通拉近距離的一種方式。
我曾經去新疆，看到當地人在辦婚禮，我特別想進去看，可是我不認識人家。門口有樂隊，在吹奏樂器，我就在門口跳起來，他們就把我請進去了。裡面有一支流行樂隊，裡面也在跳舞，我就跟裡面所有的嘉賓跳舞。音樂舞蹈把大家就拉近了。我覺得音樂就是生活，我們唱歌唱的就是生活，音樂的第一目的是讓自己開心，然後用你的開心去打開別人，去表達跟身邊的人與環境的這種連接。你看現在我們坐在一起大家都看手機，發紅包大家一起起來搶，然後說話都用手機，你就在我對面我都給你發簡訊，人們越來越通過手機來交流，越來越缺少直面的交流。我看到有的人不愛笑，不愛說話，聲音特別小，但是通過唱歌，現在倍（兒）自信，特別愛表達，有時候我會帶他們做直播，他們有人五音不全，對自己的聲音完全不自信，但讓他唱的時候，他站起來就可以唱。因為他覺得唱歌是內心的情感表達。
人物周刊：現在你的音樂中，幾乎都是你主導，而從前老鑼擔任製作人的時候更多。老鑼現在在你的生活和音樂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龔琳娜：我們各自獨立，不互相依賴。這種各自獨立是在疫情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我特別依賴他是在三年前，我發現如果我生命裡沒有他，我就會有恐懼。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不能，絕對不能（這樣下去）。我就開始獨立尋找我要做的主題，我先從藝術上嘗試，比如在這個階段跟不同的作曲家合作，在生活裡我也學會自己做飯，自己照顧自己，不要太多地依賴他。還有精神上很多事，我自己原來是有一點事就跟他商量，馬上就商量，現在我會自己琢磨，因為在還沒有成熟的（想法的）時候跟對方商量，就很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對吧？你就聽他的了。其實不是聽不聽別人的，而是你自己能夠沉澱下來。
人物周刊：這個過程中，老鑼是怎樣的態度？
龔琳娜：我想剛開始他也會覺得他不受關注了，我不喜歡他的東西了，就多少都會有。對我來說，我也會覺得他不要管我太多，我自己想做決定，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兩個人會有跟原來很不一樣的距離感，但我一直覺得這種距離感很重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定是這樣的。再好的朋友，再好的這種哥們或者再好的合作夥伴，如果他們一直在所有的事上都是一起、一成不變，（那肯定是不行的，）就像手機不升級也不行，一定是這樣的。所以合作關係我希望進入一個老鑼可以跟更多的人合作、我也可以跟更多的作曲家合作這麼一個新的生態。疫情是一個天意，老天爺把我們分開了，我就更明確地自己照顧自己。
中國人物類媒體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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