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變噩夢：誰在綁架中國富人？》下篇：綁匪真相
一起近期發生的綁架案件，索要金額達到一千萬元
10月9日，新華社播發了一則消息:內蒙古知名民營企業家雲全民於9月25日遭綁架。9月26日在其家人交付240萬元贖金後，綁匪殘忍地將雲全民殺害。殺害雲全民的兩個綁匪潘永忠和劉志軍已被公安機關緝拿歸案。
年僅36歲的雲全民是呼和浩特人，生前擔任內蒙古祺泰服飾股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擁有上億元資產。
而在前不久發生的一起綁架案件，索要金額達到一千萬元。
雲全民和其它被綁架的民營企業家，都屬於典型的中國新富階層。
改革開放後，中國新富階層迅速擴大，在80年代初，擁有百萬家產就可能引起全國轟動，而在21世紀的中國，億萬富翁已不鮮見。與此相對應的是，針對富人的綁架案發生率也有驟增之勢。
被撕票的富豪之子
本刊在調查中發現，有一些綁架案，針對的並不是企業家本人，而是綁架其親屬，以撕票相威脅，索要贖金。
2005年上半年，上海的王女士三歲女兒被人綁架，對方索要贖金10萬元。之後，警方迅速破案，成功解救被綁架者。
6月23日，上海市長寧區法院終審這起綁架案，判處實施綁架者程紅芳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而這個程紅芳，其實就是王女士家的保姆。
「綁架輕而易舉地在我女兒身上發生，太可怕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做了一場噩夢。」王女士事後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廣場咖啡吧裡見到了王女士。她一身休閒打扮，保養得相當好。她說，她今年40多歲，早年做過服裝生意，從1996 年開始自己投資經營著一家廣告公司，有僱員10多名。
另有一些富人，則不像王女士這樣幸運。
2005年2月24日，《溫州商報》在溫州蒼南一帶旺銷，一則社會新聞吸引了當地居民的眼球。新聞的內容並不複雜，1998年溫州蒼南發生過的一起綁架撕票案，最後一個案犯在2005年初被警方抓住了。
這則新聞之所以受關注，是因為被撕票的不是別人，而是溫州大名鼎鼎的中國新雅投資集團董事長鄭步良的兒子。
在溫州商界，新雅集團和鄭步良的名聲無人不曉。新雅集團是全國首家以印刷為核心的跨區域投資集團，浙江省最大的印刷工業企業，光印刷業年銷售收入就近10億元，在上海和溫州都有數萬平米的大型廠房。
鄭步良生於1964年，是溫州市人大代表。這位著名的傳奇億萬富豪，靠四萬元資本起家到擁有億萬資產，只用了10多年時間。
1998年11月25日早晨，一個陌生男人打電話給鄭步良，要他準備好200萬元現金來贖他的兒子。
鄭步良之子名叫鄭體永，當時是龍港三中初一學生，聰明伶俐，品學兼優，被一家人視若掌上明珠。
鄭步良立即報警。蒼南縣公安局迅速展開偵破行動。但是，綁匪卻將鄭體永撕票殺死，然後逃匿了。
經過幾個月的偵破，真兇終於浮出水面。綁匪都是20出頭的小夥子，在蒼南道上，都是頗有名氣的武林高手，出自同一師門。其中楊林勇當年僅22歲，蒼南龍港鎮人，16歲習武，曾獲浙江省散打比賽冠軍。李紹訓，20歲，龍港鎮人，曾連續兩年獲浙江省國際自由式摔跤60公斤級比賽冠軍。王振造比楊林勇年長一歲。這三人平時就喜歡打打殺殺，是當地一霸。
2000年7月，這三名主犯被執行死刑。2005年初，最後一名協助三人的犯罪嫌疑人也在回老家吃年夜飯時落網。
中國絕大多數綁架案是經濟綁架
事實上，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東南沿海省市的媒體上，綁架案早已成為法制報導的重頭新聞，而綁架案贖金也越來越高，往往高達幾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撕票殺人也常常見諸報端。
因為購買了價值6500萬元的私人飛機而轟動全國的浙江蕭山富豪裘德道，是擁有幾十億資產的道遠集團老總，在幾年前，其母親就曾被綁架，並受傷。
1984年全國發生綁架(劫持)人質案件5起，1985年12起，1986年16起，1987年29起，而在20年後的2004年，公安部公布該年的綁架案件數為3863起。而世界公認綁架案發生率最高的南美國家哥倫比亞，在綁架案最高發的2001年，統計案數是3000餘例。
儘管統計數量十分「可觀」，但在犯罪學學者眼裡，綁架發生頻率還不能以總數來比較，而應以人均數來衡量，按照人均綁架發生率來看，中國可能只是墨西哥的十分之一，哥倫比亞的三十分之一。
另外一個重要區別是，中國絕大多數綁架案是經濟綁架，綁票人質也往往只是一兩人。但在哥倫比亞等國，不少綁架是政治綁架，且常發生集體綁架。
毋庸置疑的是，綁架風險正在逼近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富人。根據新華社通稿發布的內容，犯罪分子綁架的對象主要有兩種:一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和文體明星等名人，另一是家境比較富裕但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中小學生。
福建省公安高等專科學校教授張昌榮是中國綁架犯罪研究的知名學者，他和同事一起，一直致力於綁架案件的研究，為期三年，跟蹤研究100多起綁架案件，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著有《綁架被害預防》一書。
「目前中國發生的綁架案，都是經濟綁架，因此綁架實施者幾乎都是為了錢財，目標、目的都十分明確，目前，綁架風險日益逼近富人，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張昌榮表示。
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對新富階層頗有研究，認為這個現象並不奇怪。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中國的綁架絕大多數是經濟綁架，既然是圖財，那綁架肯定多針對富人。」
東南沿海是高發地
東南沿海是綁架案件的多發區。以福建為例，從1995年開始，綁架案件明顯增加，到2001年已立案1200餘起，綁架受害人達1500多人，這個數字在21世紀初期開始回落，但這些數字不包括被害人不報案的案件。
張昌榮告訴《望東方周刊》，「在我接觸到的案件中，1996年前後發生的綁架案件，突出原因是偷渡猖獗，蛇頭們鼓動村民，有錢的走，沒錢的也上船。早期到達目的國時，有錢的走人，沒錢的做人質，約有六成以上的人無法一次性還清偷渡費，此類情況極少向警方報案。」他說，近年來，蛇頭允許在擔保人的擔保下，以工還債。隨著打擊偷渡力度加大，蛇頭又出新招，以偷渡美、日等國為誘餌，誘騙眾多「淘金者」到第三國，然後扣為人質，以斷指、割耳相威脅，向家屬進行勒索，收贖金後，將人質從第三國放回。
而在廣東，綁架的對象以私人企業家為主。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廣東港商、臺商非常集中，港商、臺商被綁架的案子也有發生。
中國綁架案高發的東南沿海地帶，恰好是中國富豪集中的地帶，這也印證了公安部透露的信息。
高智商團夥犯罪
值得關注的是，綁架越來越成為一種高智商犯罪。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刑偵系副教授陳剛告訴《望東方周刊》，目前，綁架犯罪團夥的反偵查手段正在不斷提高，跨地區綁架犯罪十分普遍，同時也出現了跨國綁架犯罪。在索要贖金的手段上，也出現了通過網絡發電子郵件等新手法。
「自從20世紀80 年代在上海發生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起綁架案後，綁架風險逐年增加，綁架犯罪也正在從單個犯罪向團夥犯罪、有組織犯罪演變。」江西公安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主任鄧國良教授告訴《望東方周刊》，他曾專門從事暴力犯罪研究八年，出版《綁架犯罪及防治對策》一書。
他表示，綁架是典型的團夥犯罪，策劃、實施綁架、轉移人質、看押人質、聯絡、索取和收取贖金等都有不同的分工，環環相扣，每人只在其中一兩個環節起作用，需要密切配合，一般一個人實施綁架比較困難。而綁架團夥對社會危害很大，如果打擊不力，容易向黑惡勢力發展。
張昌榮告訴《望東方周刊》，他接觸到一起近期發生的綁架案件，索要金額達到一千萬元，綁架實施者開始使用更加先進的手段來實施綁架。這都給案件偵破工作帶來了困難。
對中國社會的新挑戰
著名法學家季衛東教授曾撰文認為，綁架是經濟恐怖主義。在描述綁架的危害時，他說，「綁架人在目的不能得逞時往往『撕票』，得逞後攜款潛逃時，為自身安全不惜殺害人質。這種以人質人身勒索巨額贖金的犯罪行為，可以理解為一種經濟恐怖主義活動，對於社會危害巨大。」
張昌榮對記者說，「從目前統計數據上看，綁架案在各類刑事案件中居後，發生率低於萬分之一，但對個人生命財產構成的威脅和公共安全的危害十分突出，因為每一個綁架犯罪的受害者都是群體性的。如一個街道連續發生兩三起小學生被綁架惡性事情，致使孩子不敢自己上學，綁架帶來的社會恐慌影響惡劣。」
因此，專家認為，絕不能把綁架簡單地理解為針對富人的犯罪，而是針對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新近蔓延開來的犯罪形式。
在媒體8月份報導的幾起綁架案中，罪犯針對的不僅僅是富人，而也有普通家庭，索要金額也不算很高。如四川瀘州發生的一起綁架小學生案，罪犯提出的是四萬元贖金，因家長未能滿足，便撕了票。北京「冒牌小公共綁架案」，罪犯索要20萬元贖金，而受害者家庭無力負擔。之前，還有報導說，有中專生綁架小學生，僅為勒索3000元。
另外，隨著中國融入全球的程度提高，發生了各種針對中國人的綁架，如針對中國留學生和中國勞工。
綁架已對中國建設法治社會構成了嚴重挑戰。2004年3月，「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被寫入憲法修正案。它不僅是保護新富階層的財產，更是為了維護社會不同階層的共同利益。但接踵發生的綁架事件，極大地藐視了法律，把全體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置於潛在的危險之中。
綁架給社會造成的後遺症是較難治癒的。前面提及的王女士至今還在為治療孩子的心理恐懼而操心。綁架發生後，她把家從長寧區搬到徐匯區，並且只告訴了少數幾個朋友，她說，這是為了讓自己和兩個女兒覺得安全。她還為小女兒在另一個區聯繫了一家全託幼兒園，決定自己接送。
小女兒很漂亮，一個人安靜地玩得很帶勁，見到生人稍微有些不安。王女士說，女兒很怕菜市場這類嘈雜環境，會大聲哭叫，眼神驚恐不安。
為了照顧女兒，王女士還是又找了保姆，並向新保姆嚴守遭遇過綁架的秘密。但是，王女士對新保姆不很信任，沒有交給她家裡的鑰匙。「我不在家的時候，會將所有的生活用品買回家，把女兒和保姆反鎖在家裡，讓她們在家玩耍。」王女士說。不僅如此，她還考慮過安裝監視器，怕保姆看見，產生對立情緒，最後作罷。
「我以前把絕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事業上，現在一半以上的精力都在女兒身上，沒辦法。」王女士說話時，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在一旁玩耍的女兒。（未完待續）
■記者吳芳蘭、朱國棟/上海、寧波、溫州、杭州報導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