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4屆奧斯卡 |
第84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洛杉磯時間2月26日晚（北京時間2月27日上午）在好萊塢高地劇院舉行。沒有意外，此前分別以11項和10項提名領跑奧斯卡的影片《雨果》和《藝術家》最終在獎項數目上打平，分別收穫5項大獎。
但和《雨果》主要收穫技術類獎項不同，由法國導演米歇爾·阿扎納維修執導、向好萊塢經典默片時代致敬的《藝術家》包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項最重要的獎項。雖然追溯到盧米埃爾和梅裡愛，追溯到電影搖籃的《雨果》，和《藝術家》一樣懷舊色彩濃鬱，但這個夜晚，懷舊的奧斯卡更偏愛那些向自己的過往致敬的法國人。
面對此次法國人的來勢洶洶，好萊塢早有心理準備。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的喬治·克魯尼在接受紅毯採訪時，坦承他在典禮開始前幾個小時還打了籃球，因為預知自己「完全沒戲」。他甚至反問採訪者：「難道你不認為這是一個屬於法國人的夜晚？」他果然一語中的。而《藝術家》也成為了自1929年第一屆奧斯卡以來，第二部奪得最佳影片獎的默片（第一部是威廉·A．韋爾曼導演的《翼》，1929年獲獎）。
此外，17次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梅裡爾·斯特裡普憑藉在《鐵娘子》中的出色表現第二次榮膺奧斯卡影后，伍迪·艾倫憑藉《午夜巴黎》第三次收穫最佳原創劇本獎，亞歷山大·佩恩則憑藉《後人》再奪最佳改編劇本獎，最佳男配角則由82歲的男星克里斯多福·普盧默奪得——一系列老面孔成就的獲獎次數新紀錄和獲獎年齡新紀錄也提醒著我們，今年的奧斯卡影片仍然老人當道，新鮮度有限。唯一值得高興的或許是，在這個美伊局勢複雜動蕩的時候，奧斯卡第一次將最佳外語片獎頒給了一部伊朗影片——《一次別離》——無論是不是站在對立面，電影讓我們彼此了解。
《一次離別》
窺見伊朗社會的內核
| 《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海報 |
【所獲獎項】：
★最佳外語片
【劇情簡介】：
納德（佩曼•莫阿迪 Peyman Moadi 飾）與西敏（蕾拉•哈塔米 Leila Hatami 飾）是一對夫妻，他們的女兒叫特梅（薩日娜•法哈蒂 Sarina Farhadi 飾）。西敏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國外，但是納德堅決反對，原因是納德的父親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顧。兩人為此對薄公堂，準備離婚，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請求。西敏賭氣回了娘家。西敏走後，納德分身乏術，聘請了一位護工瑞茨（薩瑞•巴亞特 Sareh Bayat 飾）照顧父親。但是，父親如廁問題始終困擾瑞茨，依《古蘭經》教義，她感到禁忌重重。瑞茨的女兒陪伴在她左右，也令她分神。幾個回合下來，納德某次回家發現，父親被綁在床上，出離憤怒的他推倒了瑞茨。沒想到懷孕的瑞茨竟然流產，瑞茨丈夫怒不可遏將納德告上了法庭，他們各執一詞，然而真相卻出人意料……
【獲獎點評】：
今年，《一次別離》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也是時隔13年後，伊朗電影又一次進入奧斯卡評委的視野。
1999年，一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伊朗電影《小鞋子》向世人展示了簡單質樸的兒童世界。以其為代表，從1980代末到1990年代中後期，多部伊朗兒童題材影片在各大國際電影節載譽而歸，讓伊朗打上了"兒童片大國"的標籤。如果說《小鞋子》入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是伊朗電影在西方文化視野中取得重要突破的話，《一次別離》則將人性和社會題材發揮到極致，讓人窺見了伊朗社會更深層次的內核。
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後，一度癱瘓的伊朗電影在政府文化部門的扶植下復甦。然而，苛刻的審查制度是電影創作始終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伊朗電影處在一種"帶著鐐銬跳舞"的狀態。長久以來，伊朗電影似乎存在一種二元性——不少導演採取地下拍攝的手法，繞過國內審查參加國外電影節，作品在伊朗國內根本無法上映，也就談不上知名度，反而還會招致政府的處罰和禁令；伊朗國內則充斥著良莠不齊的商業片，由於長期受經濟制裁，電影在技術上發展緩慢，藝術上缺乏亮點，而取決於觀眾人數和低廉的票價，伊朗國內票房也乏善可陳。在伊朗國內曾流行一種觀點，認為那些受西方青睞的獲獎電影大多表現社會中下層百姓和社會陰暗面，正是迎合了西方觀點醜化伊朗的作品。
《一次別離》在參選奧斯卡的過程中也受到了伊朗國內的質疑，因為離婚、"謀殺"等元素在伊朗國內始終是敏感話題，社會底層和中產階級間的矛盾也難以得到改善。不久之前，法爾哈迪的前一部作品《關於艾利》的女一號、演員古什菲特·法拉哈尼被伊朗政府下令驅逐，她為法國雜誌拍攝尺度較大的照片，嚴重違背了宗教的約束。可以說，法爾哈迪並不是一個受伊朗官方歡迎的導演，對此他很淡然，認為"一座奧斯卡獎盃改變不了伊朗電影"。
法爾哈迪此次鏡頭下的故事緣起一個伊朗中產家庭的破裂。女主人西敏希望給女兒更好的生活，抱定出國謀生的決心要離婚；男主人納德表面上工作體面，衣食無憂，胸中的苦悶卻無處不在：生活不能自理的父親甚至認不出自己的兒子，妻子又決然要離開這個家。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找來一名鐘點女工，然而這名懷有身孕的女工被納德在一時激動的情形下推倒，造成流產的後果，結果是，兩個家庭鬧上了法庭，並在錯綜複雜的各種社會因素的角力中被彼此一步步推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
800年前，伊朗詩人莫拉維在詩歌《笛賦》中曾傾訴過離愁別緒，而到了如今這樣一個傳統和現代互相交織的伊朗，電影《一次別離》所傾訴的就遠不止是感情和鄉愁，而是更加複雜的、交織著傳統和現代的伊朗現實。
比如正在變革中的男女關係。宗教統治下的伊朗社會歷來男尊女卑，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女性自我意識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具有相當的話語權。影片中的西敏即是這樣的典型，受過良好的教育，從事外語教學工作，並獲得了移居國外的機會。
比如與眾不同的法律。在伊朗，故意致人流產可被認定是謀殺，至少要入獄一至三年。這和伊朗的立法根基是宗教的教義有關，這一點也使得納德推人前是否知道鐘點工懷孕與否成為了故事發展的重要條件。
比如從伊斯蘭革命前一直延續至今的階層差距和彼此間的隔閡。影片中的鐘點工拉奇耶是個來自社會底層的虔誠穆斯林，丈夫霍加特失業，還因欠債蹲過班房。巨大的社會地位差距加深了當事雙方的矛盾：推人者不但否認還反告妻子的狀，脾氣火暴的霍加特不惜威脅納德一家，在一無所有的他看來，出口惡氣要比法律的裁判更重要——事實上，雖然在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國內的矛盾大多數時候被一致對外的戰爭情緒所遮蓋，但卻一直存在，各階層不僅在生活和經濟上分別巨大，在政治指向上也差別明顯。
再比如宗教。糾紛最終以賠償的方式協商，納德提出了最後的要求：讓拉奇耶對著《古蘭經》發誓她的流產沒有其他原因。拉奇耶卻步了，原來意外發生的前一天她在街上尋找從家裡走失的納德父親時被車撞到，良心讓她沒法收下賠款，而真正崩潰的是霍加特——獲賠對他而言是喘息，現在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困苦。
故事又回到離婚的主線，但我們並不知道納德與西敏的女兒最終做出了怎樣的選擇，最終的鏡頭定格在納德和西敏身上，他們一個在門裡，一個在門外，隔閡重重，心事重重，相對無語——分離的原因在此刻變得如此複雜。
法爾哈迪的成功讓他的同胞前輩難以望其項背。今年剛滿四十歲的法爾哈迪曾獲得舞臺劇導演專業碩士學位。畢業後，他供職於伊朗國家廣播電臺（IRIB）專門創作劇本，並從事電視劇導演工作。2003年，法爾哈迪的首部故事長片《塵中曼舞》（Dancing in the Dust）在伊朗國內的"曙光旬"（Fajr）電影節上獲得評委會特別獎，初出茅廬的他開始嶄露頭角。學院派的專業背景、多年的劇本創作和豐富的拍攝經驗讓他在電影創作中如魚得水，隨後的兩部作品——《美麗的都市》（The Beautiful City，2004）和《煙火星期三》（Fireworks Wednesday，2006）——分別為他帶來了華沙電影節大獎和芝加哥電影節"金雨果"獎等國內外獎項。《關於艾麗》和《一次別離》的成功，彰顯著法爾哈迪強烈的個人風格，他對劇情節奏、人物關係、懸念衝突和社會背景等元素的把握之成熟，在當代伊朗導演中堪稱翹楚。而縱觀法爾哈迪的多部影片，通過聚焦中產階層的生活，表現家庭倫理、社會矛盾、宗教意識等題材，他對伊朗社會的理解獨到，能夠很好地糅合多種元素，在場面調度和懸念設置上拿捏到位，影片的信息量也特別豐富。（陸汝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