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一些邪教組織常常冒用基督教的名義，有三大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基督教自身的個體原則，使得邪教組織有足夠的理論建構空間，可以任憑自身的需要，對經典文本進行理論建構，從而達到其目的。二是基督教作為西方傳統宗教，與我國社會大眾、尤其是農村大眾有一定的距離，這也賦予其足夠的活動空間，使其有一定的迷惑性，能夠以基督教的名義，迷惑我國對基督教教義和理論了解不多的大量本土基督教信徒。三是冒用基督教的名義，能夠迷惑西方的基督教徒和民眾，這些人不理解中西方文化和歷史的差異，誤認為這些冒名的邪教只是宗教信仰的差異，而沒有意識到其背後反社會、反人類的巨大危害。
1995年以來，我國先後認定的邪教組織共有23個。在這23個邪教組織中，冒用佛教名義的有5個，而冒用基督教名義的則達到令人驚訝的18個。
我國冒用基督教名義的邪教組織，除了通常的斂錢、騙色等劣跡之外，還具有兩大基本特徵。首先，它通常產生於自身的東方文化系統，主要源於中國大陸、港臺和韓國等東方文化圈，即便是來自美國的「呼喊派」，其實質也是東方人自己的創造。其次，這些邪教通常不像西方的邪教那樣常常爭論核心教義，而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以教義或經典為其政治目標服務，披著基督教外衣而又具有強烈的東方民間宗教的秘密結社色彩。
西方社會的宗教演變與邪教對其社會的影響
產生於公元之初的基督宗教，歷經兩千年，經歷了兩次大的分裂，形成了3個主要派別以及無數小宗派團體。這三大派別在我國分別被稱為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在這三大派別之外，基督教從16世紀以來，內部又形成了六大宗，包括路德宗、聖公會、改革宗、浸禮宗、循道宗、公理會。而實際上，在這些傳統的宗派之外，基督教數百年來不斷更新繁衍，至今保守地估計，基督教有3000多個派別，還有人估計這個數字應該在兩萬左右。由美國哥頓康威爾神學院託德·約翰森等人所發布的2017年全球基督教狀況報告顯示，在全球75億人口中，基督徒人口佔33%左右，達24.7億。在這24億信徒中，天主教徒佔了一半，達12億多，而基督教徒、獨立教會的信徒，以及其他無法歸類的信徒佔了11億多。據相關統計，這些信徒分屬的宗派和組織已經達到4.7萬個。
16世紀新教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原來教宗的權威以及建立在這一權威基礎上的教義、禮儀和思想的統一。一種新的權威原則，所謂的「人人皆祭司」的個體性原則代替了天主教的舊原則，個體取代了教會和教宗，成為新的信仰權威。對這一點，馬克思有極為經典的論述：「它（新教改革）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它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馬克思所謂俗人變成了僧侶，也就是以原來在宗教信仰中毫無權力的個體信徒取代了僧侶，掌握了宗教力量，尤其是解釋經典的權力。這一權力使得信徒能夠繞過教會和教宗的規定，按照自己的理解闡釋《聖經》經文。理解的主觀性造成了對經典解釋的巨大差異，千人千面、萬人萬言,由此，一個統一的大教會分裂為無數的大小宗派。這種幾乎毫無約束的解經自由度，使得教會的統一性自此分崩離析。當然，這也就意味著不可掌控因素的滋長，包括許多非法團體和邪教因此應運而生。
這一新的宗教模式在西方社會掀起軒然大波，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面貌，整個西方為了這些宗教原因陷入了衝突和戰爭之中。法國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胡格諾戰爭持續了30多年，造成了數次大屠殺。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兩派間的30年戰爭是歐洲大陸第一次全面戰爭，使日耳曼邦國的一半男性埋葬在戰火中。斷斷續續持續了上百年的宗教戰爭和宗教衝突直接動搖了歐洲的宗教一元化社會秩序，改變了歐洲社會的基本面貌。最後，在新大陸的維吉尼亞土地上發展出宗教寬容原則，才解決了把歐洲拉入深淵的宗教衝突。宗教衝突的解決意味著歐洲放棄了其基本文化形態，建立了新的以現代啟蒙哲學思想為基礎的新歐洲。這個新歐洲以現代權利觀念代替了原來的基督宗教信仰，形成了新的人權信仰。這一個體權利信仰實際上是新教改革個體信仰權威原則的延續，是在戰爭之後剝去宗教外衣的個體原則。這個原則的建立，意味著西方社會建立了人權新宗教，代替了原先的基督宗教信仰，意味著基督宗教不再是構建西方社會統一性的基礎，也意味著基督宗教喪失了原先掌控的各種權力，不再是神聖的，更不再是不可侵犯的。
基督宗教喪失了其作為西方社會統一性的基礎，就意味著它的分裂與否對西方社會已經不再重要，它的正確與否對西方社會也不再重要。無論什麼樣的異端或者邪教，無論怎樣歪曲解釋教義，都不會影響西方社會的統一性。宗教戰爭的歷史也使西方國家放棄了對宗教的價值判斷，不再嘗試對宗教進行區分，而是試圖保持中立。所以，西方社會往往無視其境內的邪教組織，而是將其視為純粹的宗教或者心理問題，除非其造成了嚴重危害或觸犯到具體的法律。據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教授瑪格麗特·辛格的報告，美國的邪教組織在2000個到5000個之間，捲入其中的有1000萬人至2000萬人。這些邪教有一個基本特點，它們繼承了西方傳統的宗教元素，尤其西方傳統的宗教信仰問題，喜歡爭論宗教教義問題，現代學者也往往從宗教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這些邪教團體。西方著名的「耶和華見證人」，其核心教義實際上是「亞流主義」的現代翻版，藉此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三位一體的傳統教義。另一個「基督教科學派」也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創造、墮落、救贖等傳統教義，以精神性原則作為上帝的本質。這些邪教與傳統主流宗教爭論著神學和教義問題，通常對政治問題沒有興趣。而原來作為社會最高權威的宗教，早已在持續上百年的宗教戰爭中讓出了自己的位置，這些邪教對傳統宗教教義的挑戰既不會影響西方社會的穩定，也很難威脅到西方的國家政治安全。
東方世俗社會面臨的邪教挑戰
與西方社會曾經的宗教一元論不同，中國社會自周朝以來就是人文化的世俗社會，其最高權威一直是世俗政權而不是宗教。因此，東西方同樣是打著基督教名義的邪教組織，但在其基本取向上就體現出巨大差異。我國冒用基督教名義的邪教組織，一般也都是以對《聖經》的任意解釋為基礎。「呼喊派」所謂的《聖經恢復本》，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譯和注釋經典，將《聖經》中的「求告主名」理解為「呼喊」。
但是，與西方邪教組織喜歡爭論深奧的教義問題不同，東方文化圈中冒用基督教名義的邪教組織往往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們不喜歡糾纏於教義理論問題，而是借用宗教的外皮，以此作為達成其政治目的的手段。我國邪教的這一特徵，與我國世俗化社會的基本形態是相符合的。如果說西方社會是以宗教為基礎建立起社會統一性的話，東方社會的統一性基礎則是世俗政權。這一政治文化共同體有一套基本制度以及制度背後的觀念體系，用以塑造和指導共同體中的人群，其最高權力是政治權力，其神聖體現在最高政治領袖身上。東方文化的這一基本世俗特徵，使得東方社會基本沒有宗教戰爭，即便有宗教參與，也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戰爭。沒有國家統一規定的宗教信仰，也沒有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的宗教權力，這使得宗教信仰一開始就沒有受到過多的社會關注。因此，冒用西方宗教名義的邪教組織，其實際興趣也並不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更注重現實利益，包括金錢、美色、權力乃至社會和政治權力。
因此，不限於西方社會的宗教學、心理學等對邪教理解的角度，我國社會還從政治學等現實角度理解邪教問題。在我國傳播的冒基督教名義的邪教組織，幾乎都有通過宗教名義獲取非法世俗權力的企圖。他們主要通過政治性的闡釋基督教《啟示錄》，來表達這種政治企圖。作為啟示文學，《啟示錄》充滿了象徵性的語言和形象，充滿了難以把握的闡釋空間，傳統基督教對於此卷經書相當謹慎，甚至避而不談。與正統基督教的謹慎不同，邪教組織特別喜歡利用啟示文學的這種象徵性為自己的利益目標服務。邪教的政治衝動，嚴重威脅我國世俗社會的政治統一性基礎，危害社會穩定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東方邪教組織強烈的政治衝動，是典型的世俗政治社會的產物。在我國歷史上，以宗教為幌子的政治動亂並不鮮見，只是在今日，這些傳統的會道門早已衰落，並且被大眾所熟知，缺乏號召力。與之相反，作為西方宗教的基督教，帶有西方文明的先進外衣，不為我國大眾所熟悉，沒有深厚的教會信仰傳統和強大的教會組織，又具有足夠的組織活動和理論構建空間，於是常常為邪教組織所借用。（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當代宗教研究所）
來源：《中國民族報》（2019年1月8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