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皖北一座以煤炭工業發展起來的小城市——淮北。1990年代，家鄉最高的建築就是「兩宮」大樓（即「青少年宮」和「工人文化宮」），佇立在市中心的位置，堪稱淮北城市的地標。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被父母送進大樓裡學習繪畫。那棟樓有很多個教室，周末滿是各種各樣的兒童興趣班。樓頂有一個碩大的塔鍾，堪比上海海關大樓上的鐘樓。這些是我對「工人文化宮」的最初印象。
在上海讀研期間，我在導師的建議下，開始查閱有關「工人文化宮」的相關資料。隨著資料的完善，最後我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上，以此為個案開展對建國初期「工人文化」的研究。
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恰逢澎湃新聞市政廳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共同發起了城市項目
「你的地方」，所以我認領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這個「地方」。
2019年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目前外牆已被包裹起來，建築翻新中。筆者拍攝
2019年3月，我和澎湃新聞市政廳組織過一場「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城市漫步，試圖回到歷史現場，發現一些城市記憶。印象最深刻的問題是，「東方飯店」如何改造成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這與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有差異，當時的我並不能給出相對完善的回覆。但這個問題啟發我，進一步探究歷史的細節。
在那之後，我又查閱到一些資料，對城市空間的改造有了一些新的認識。本文算是對那場城市漫步的一些思考和補充。
背景時間拉回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同時，這也表明工人階級成為新中國文化的主體。
1950年初，中華全國總工會出臺了工人文化宮成立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文化政策。新中國開始在工業城市和工廠企業大規模建立起工人文化宮、俱樂部。
上海作為當時重要的工業城市，也及時響應了國家號召，於1950年9月30日正式成立上海市工人文化宮。
「東方飯店」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位於人民廣場的附近，西藏路120號。根據1939年的《上海商業地圖集》可知，它的前身是「東方飯店」。
1931年10月28日《申報》，東方飯店的廣告
東方飯店於1930年11月開業，當時的西藏路120號屬於公共租界，周圍有眾多旅館、飯店、娛樂場所等。當時的東方飯店，是一家頗具規模的綜合性消費場所，有近300間客房，房間設備應有盡有。廚房有中西菜，還有舞場、彈子房以及可容納600人的書場。1930年有職工200餘人，而1943年增長到475人。
1937年，東方飯店房金價格減低。由於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大世界和愛多亞路（延安東路）相距咫尺，導致旅館旅客突減，生意受損。
1950年年初，東方飯店的經理黃羨明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申請《上海東方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變賣售貨應付開支的呈報》，裡面陳述了資方因營業困難，開支浩大，房屋水電費用無力支持，虧欠數字已達1億左右。為了應繳房捐地租電費等，不得已將東方飯店的舊存變賣作貼補。為了避免職工誤會或阻撓，所以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備案。資方與工會職工談妥，若職工阻止，可申請調解處理。
而在3月29日，經理黃羨明等出走。東方飯店由於無人主持大局，後由東方飯店旅館部普選，選擇九人負責維持業務。二樓的東方書場本來屬於東方飯店所管，其平時行政開支等均由飯店負責。但不久後，東方飯店旅館部職工與東方書場職工產生了內部糾紛，經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調解無效，且此事事關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所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呈遞相關事由的公函，請求調解。
1935年5月3日，《申報》東方飯店的廣告
根據4月27日的公函，東方飯店呈詞稱，書場的職工在經理黃羨明失蹤後並不服從臨時職工的管理，而是藉口書場的營業足以維持，不與大眾合作，不考慮總公司積欠捐稅的負擔，也不考慮東方飯店二百多職工困難的生活，擅自在每日的賣價中扣除巨額薪水。
而據東方書場的呈詞稱，東方書場營業二十年一直良好，但東方飯店旅館部拖欠國稅公債水電等費用。因為東方飯店的黃經理及協理均失蹤，所以東方飯店暫時沒有人主持大局。書場職工甚至刊登啟事催促飯店負責人回店，但仍然杳無音訊。同時，董事會也未委任資方負責人接續主持書場業務。在空缺期間，旅館部職工代表任意接洽出賣東方飯店全部房屋，這違背了勞動條例，故東方書場也通過普選選擇了九名代表為臨時維持業務委員會處理東方書場的業務。關於資方之前的欠款，東方書場臨時業務委員會表示概不負責，等待資方負責人歸來負責。
隨後，在5月2日，東方飯店董事會通過數次與東方書場的職工進行商談思想，最終圓滿解決糾紛。5月9日，東方飯店因為債務巨大無法維持，所以將全部建築物生財設備及地上權出賣給上海店員工會，計上海市折實單位14萬個。業經全體勞資雙方協議先償付虧欠捐稅公用事業費及一千四百餘萬元的負債並一切清理費用外，剩餘部分按照全體職工人數平均公攤作為解僱金（每人的上海市折實單位二百五十個左右），並由雙方推派代表組織清理委員會處理之。為表示上述辦法雙方一致同意，特立協議書，一式九紙，雙方各執一紙外，其餘七紙呈送有關當局及雙方工會備案，立此協議書為證。（又批有保證金者仍得百分之三十）協議書上有勞資雙方的籤字，勞方由全體勞工代表籤字。
《上海市行號路圖錄》裡的「東方飯店」
「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上海市總工會於1950年2月就開始籌辦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據說，本來選址在人民廣場北部的金門飯店。然而，1950年2月6日，國民黨對上海進行大轟炸，造成了極大的傷亡。考慮到金門飯店地處南京路，位置突出，如果遭受敵機轟炸，損失會很嚴重。所以，後來把地址選在同樣在人民廣場附近，但位置相對冷僻的東方飯店。
為什麼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會選址在上海人民廣場附近呢？人民廣場的前身是「跑馬廳」，位於市中心。新的上海市政府掌握了空間生產的控制權，根據政權及當時的形勢，將跑馬廳改造和重構為上海人民聚會的廣場。為了表明工人階級地位提升，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作為新的城市文化中心，也應該位於市中心，同人民廣場共同建構新的空間政治文化。
經過1個多月的籌備，上海總工會、紗廠工會、店員工會和市政工會共同籌集文藝基金，用14萬個折實單位買下東方飯店，並且取得了東方飯店的房契，打算將這一建築改建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根據當時這四家單位的的具體出資情況，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房屋產權被分為八股，上海總工會佔四股，其餘由紗廠工會、店員工會和市政工會所有。這四家分派工人代表成立「四聯管理委員會」，共同負責管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籌建工作。
由此，我們可知，在1950年年初，東方飯店由於自身經營不善，已經很難正常運轉，而當時的上海總工會正在考慮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選址。雖然上海市檔案館的資料與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內部資料，對東方飯店的轉賣對象有記述偏差，一個是上海店員工會，一個是上述四家工會，但可以確定的是，在1950年5月，經過上海總工會與東方飯店的協商後，東方飯店最後被轉賣給了工會，完成了資產和所有權的轉變。
1950年10月1日《文匯報》刊登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開幕的圖片
1950年10月1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正式對外開放，開設了宣教組、生產技術組、圖書管理組、編審館、體育組、劇場（電教隊）、流通部、史料館、總務處，等等。不僅如此，當時還在文化宮大樓的底樓設有可容納480個座位的劇場，二樓有交際廳、舞蹈室、歌詠室、弈棋室、器樂室、戲劇室、桌球室、健身房和一個容納450個座位的音樂廳，三樓為工運史料陳列館、工人圖書館、美術室、學習室、縫紉班等。可見，這是一個屬於城市工人階級的群眾文化活動中心，具有教育和文娛兩個基本職能，是「工人的學校和樂園」。
工人們高興地來文化宮學習和參觀
自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成立開放以來，每天參觀的群眾有15000多人，最少也有3000餘人，還有很多群眾主動索要參觀券來參觀文化宮。很多上海市民親切地將「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稱為「市宮」，反映了它當時深受廣大市民的歡迎。
總體來說，從「東方飯店」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轉變，是建國初期城市公共空間發展的一個縮影。當時有相當一批城市的工人文化宮，是由政府撥給當地工會，通過舊有的城市空間改造建成。比如，北京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是明清兩代宗廟改建的；天津的「第一文化宮」是義大利賭場老闆開設的回力球場改建的；南京的「工人文化宮」是由為蔣介石祝壽的地方「介壽堂」改建的……通過對舊的空間名稱、空間秩序與空間結構的更換和重構，社會主義完成了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舊有空間的改造。
後記我很慶幸選擇了「工人文化宮」這個研究課題，了解到工人文化宮有著豐富的空間功能，感受到幾代工人對文藝的熱愛，對城市和歷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如今，由於經濟和文化體制的發展，很多城市的工人文化宮已拆毀或遷址，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但它們仍然是城市歷史和幾代人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時代在進步，如今的我們在城市裡可以輕易體驗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那麼，工人文化宮在新的時期會迎來怎樣的機遇和調整？當代城市裡的工人，尤其未被納入到體制內的工人，可以在哪裡進行交流和學習呢？
我回家鄉做調研時得知，淮北市工人文化宮的體制是參考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體制設立的，這也讓我意識到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示範作用。同時，讓我再次陷入思考的是小城市裡有限的城市公共空間資源和匱乏的文娛活動。那麼，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為誰服務呢？這些空間由誰去定義或者經營？如何組織？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期待有更多人可以關注城市裡的新工人階層和公共活動空間。
最後，感謝龔禮老師、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劉駿主任和市政廳欄目工作人員對本項目的支持與幫助，感謝參與城市漫步的朋友提出的寶貴問題和建議！
參考文獻《上海市旅業同業公會會員調查表》，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S335-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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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函》，上海市檔案館藏，B128-2-43-176。
《上海東方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勞資雙方協議書》上海市檔案館藏，B12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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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宮開幕前修建工作總結》，195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檔案資料。
上海總工會文教部輯：《工會俱樂部工作》，北京：勞動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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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霽榮：《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上海工人文化宮與當代中國文化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張諧怡：《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研究（1950-1990）》，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鍾靖：《空間、權力與文化的嬗變——上海人民廣場文化研究》空間、權力與文化的嬗變——上海人民廣場文化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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