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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逐漸應用到包括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人口販運、戰俘等很多現象的分析中。在《以愛求生》一書中，迪伊·格雷厄姆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詞，以此對父權制進行了分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揭示了權力與情感之間的隱秘聯繫，也讓我們看到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所具有的複雜的表現形式，以及反對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艱巨性。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源於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起綁架案。1973年某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搶劫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劫持了四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警方與劫匪持續對峙了6天，其間綁匪威脅人質性命，也對他們表現出一些善意和關照。令人不解的是，四名人質被解救後，卻對綁匪產生了憐憫的感情，他們拒絕指控綁匪，並對警察持敵對態度，其中一名女職員還愛上了一名綁匪並在綁匪服刑期間與之結婚。這件事情激起了媒體和研究者的興趣，研究者認為四名人質與綁匪產生感情，是一種認知紊亂的表現，在面對死亡威脅的情境下，人質為了求得生存，與綁匪之間形成了一種順從、忠誠的感情，並將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自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得到極大關注，其使用範圍也不斷擴大，漸漸用於解釋受暴婦女、受性侵和虐待的兒童、人口販運等問題，也用於解釋性別關係、種族關係等群體性政治，乃至用於解釋國際關係。與之相應，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質疑和批評也一直存在。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內涵與應用
在精神病學和犯罪學的分析中，「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源於人質與綁匪面對面的接觸中，綁匪掌握對人質的生殺大權，使人質產生了極度恐懼，處於極度無助、無力和屈服的地位，看不到逃跑和生還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綁匪所表現出的微小善意，甚至只是不毆打、虐待、強姦人質，就會贏得人質的好感。人質會對綁匪產生正向情感，對綁匪的立場產生認同，並會對警察等權威機構產生敵對情緒。「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表現是雙向的，綁匪也會對人質產生好感，這被稱為「利馬綜合症」。
在心理學的分析中，「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源於一種求生的本能，早期研究者斯特倫茨認為，受害者的求生欲望比對施害者的痛恨更為強烈，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產生的情感聯繫，是在壓力條件下，自我的一種防禦機制。塞西莉亞的研究則認為，這種情況在女性身上更易出現。針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上述特點，在心理學上也存在相應的精神或心理諮詢，即幫助患者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和感受源自人類遺傳的生存技能，幫助受害者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減少他們受求生壓力驅動的行為傾向。
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備受醫生、研究人員、犯罪學專家、律師和媒體的青睞，被逐漸應用到包括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人口販運、戰俘、恐怖主義、邪教、奴隸和妓女等很多群體的分析中。麥可·阿道揚等人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詞應用的擴展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1970～1980年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僅應用於綁架和劫持事件中，1980～1990年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應用範圍有了擴展。通過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會產生錯誤的情感聯結」這一觀點相連，研究者逐漸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僅存在於劫持事件中，而是存在於一系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在1994年出版的《以愛求生——性恐懼、男性暴力與女性生活》一書中，迪伊·格雷厄姆進一步擴展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應用範圍，不僅用其來指代個體行為，更用其來解釋「女性氣質」這一群體行為。在這一基礎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用於解釋種族關係、國際關係和全球衝突等更大範圍的研究中。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性別權力分析
《以愛求生——性恐懼、男性暴力與女性生活》一書，是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應用於考察性別權力關係的重要著作。作者迪伊·格雷厄姆認為，在父權制下，男性的主導性權力使得女性一直生活在不被察覺的恐懼中，女性要時刻擔心強姦等暴力的發生，也時刻害怕會惹得男性不悅。女性心理實際是在脅迫下所呈現的心理狀態，是對男性暴力的恐懼之下的心理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常常努力取悅男性，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以順從和犧牲為特點的女性氣質。女性氣質中包含了一系列取悅男性的行為，這與其屈從性地位有關，實質上是一種求生策略。
將女性的劣勢地位歸因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一觀點看起來仍像是在「責備受害者」，實際上，迪伊·格雷厄姆也並未止步於此。迪伊·格雷厄姆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ocietal Stockholm Syndrome)一詞，轉而將取悅型女性氣質的根源轉向了對父權制的分析和批評。在此基礎上，迪伊·格雷厄姆也提出「社會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所有壓迫性的群體關係中都存在。
《以愛求生》一書出版後引發極大關注，有論者認為這本書是「20世紀女性心理學領域最重要的著作，闡釋了包括受暴女性在內的每一位女性的經驗」。這本書也為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提供了答案，這些問題包括「為什麼遭受暴力的女性難以離開施暴者？」「為什麼有些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男尊女卑的觀念？」「為什么女性總是害怕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不支持女性成為領導者？」「為什麼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戲碼總能擁有市場？」。
圍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質疑與批評
儘管有不少案例印證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存在，但其也一直飽受質疑。其中，最大的困惑在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不是真的存在？既有資料表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所有劫持事件中所佔的比例是很低的，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特徵。至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作為一個醫學概念也未得到權威認可。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此外，「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個概念使用的不斷泛化，也飽受質疑。麥可·阿道揚等人認為這是醫學話語過度擴張的結果，將受害者貼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標籤，意味著人們對異見的排斥，也是對受害者主體性和主觀感受的貶低。
在筆者看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所以引發強烈關注，是因為其揭示了權力與情感之間的隱秘聯繫，也讓我們看到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所具有的複雜的表現形式，以及反對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艱巨性。這一概念發展至今，其作為一個醫學概念的有效性需要做進一步考察，但不失為洞察權力關係的一個有力的理論視角和分析工具。(劉天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