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期，人類祖先通過捕捉、關押、虐打、餵食、共同生活等途徑對野生動物進行馴化，於是狼變成了狗，野馬變成了家馬，野獸變成了寵物。如果這些手段運用到人類身上，會發生什麼呢？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示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還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
更甚者，人質中的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人質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轉變下，這四名人質竟對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表示出抗拒。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經過深入研究後得出一個結論：人性能夠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遭遇殘酷懲罰或嚴重恐懼時，受害者隨時面臨生命健康威脅，而此時施暴者成為受害者唯一面對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害者會認為自己吃的一口飯，喝的一口水，甚至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給予的寬容和慈悲。
對於施與自己暴行者，受害者會將恐懼轉化為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下意識的以為施暴者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甚至會極力維護施暴者。這種屈服於暴虐的狀況，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稱斯德哥爾摩效應或人質情結、人質效應。是指受害人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種情感造成受害人對加害一方產生好感、依賴性、甚至協助加害者。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產生往往具有以下四個條件：
切實感覺到生命受到威脅。絕望時給予恩惠。隔絕一切除施暴者外的信息。無路可逃。
一般情況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經歷以下幾個歷程：
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害怕，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同情，與加害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的加害理由，合理化當前狀況改變認知。幫助，給予加害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跑，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跑、替加害者說情、一起逃亡等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個體，也可以是團夥、組織甚至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同樣可以是一個個體，也可以是一群人，一個國家。
研究者發現，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集中營的囚犯、戰犯、受虐婦女與亂倫受害者等等，男性女性都可見但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易感。例如一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女人有時就會產生這種情結，她們時常受到丈夫的毒打，在外人看來離婚才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她們卻無法離開對她們施暴的人，如果有人站出來為她們譴責丈夫的暴行，她們反而會維護自己的丈夫，而痛恨為她們說話的人。
此外，一些被非法拘禁、拐賣者也會出現這種情結。集體性質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例子是帛琉共和國，帛琉是一個西太平洋小島國，曾被日本長期佔領，實行奴化統治，後來被美國佔領託管。雖然長期被日本管轄，但是這個小島國對日本卻毫無怨言甚至充滿嚮往，國旗仿製日本，日語也與英語一道成為國家官方通用語言。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可能起源於個體早期對父母等有力成人的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使其至少能生存。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角色認同與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從某種角度來說，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證實了：人也可以被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