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寫作它是綁匪，而我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有時我覺得它還是一種癮，我是不能擺脫它的賭棍。
一直以小說寫作為主的阿乙在兩個月前出了一本隨筆集《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書中文字簡潔、犀利、準確，相比小說，這些隨筆文字更像是他的「私貨」，表現得更真誠、更冷靜也更勇敢。近日，阿乙攜新書來深，在西西弗書店萬象城店和讀者分享了他這份「私貨」。由於阿乙最近身體狀況欠佳，晶報記者郵件採訪了他。阿乙說，寫作就像是綁匪，而他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
卡夫卡代表了一種逾越
晶報：新書《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收錄的是你2011年至今寫的隨筆，這些文章通常是在什麼情況下寫就的？
阿乙：我的寫作分兩塊，一塊是小說，一塊是小說之外。《陽光猛烈，萬物顯形》和此前的《寡人》就是後一種。《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收錄了157篇文章，是從300餘篇裡遴選出來的。它們主要是對靈感的記錄、對某些人事的素描、對寫作與閱讀的分析。通常是在隨機狀態下完成。有時走在路上，突然想到，會找個地方坐下，在書頁旁邊記錄下來。然後忘記因何出門。
晶報：裡面收錄的隨筆篇幅特別短，有種很零碎的感覺，你自己是什麼感覺？
阿乙：受了卡夫卡的影響。作家可能也分兩種，一種是秉承亞里斯多德《詩學》傳統，寫作是由一種技藝的傳統推進；另一種就是卡夫卡，漠視、忽略或者說是越過技藝。卡夫卡解放了別的寫作者，寫作變得沒有規矩。在卡夫卡這裡，結構、技術變得輕微，寫作服從於表達與表現。字數是卡夫卡的一個重要體現，他不受字數限制。我們無法說他是短篇作家還是長篇作家。
不知怎地我想起一位在廣州白雲山賣牛肉丸粿條的朋友，他每天上山去，有時只賣一碗，有時上百碗，他想什麼時候下山就什麼時候下山。
晶報：跟碎片化閱讀有關嗎？
阿乙：沒有關係。我在抵抗自己的碎片化閱讀。我感覺現在的垃圾信息太多了，過剩。過去的電影，逃犯在被抓到時總會問，×隊和×隊打成幾比幾了。那時候信息因為傳播的有限和局限，是有力量的，甚至讓人激動，就像甘泉灌滿饑渴者。現在完了。
晶報：你說「跟卡夫卡的隨筆很像」，你很喜歡卡夫卡？怎麼評價他？
阿乙：他是獻身者、解放者。他帶給我的意義非凡。是這樣的，你很難想像，一個讀過卡夫卡的人，會去寫下崗工人、打工互助、城市白領之類的題材。卡夫卡代表了一種逾越。看看他的標題：《騎煤桶的人》。
寫作像一種癮，無法擺脫
晶報：現在在看什麼書？你會用手機、kindle、IPad等閱讀電子書嗎？
阿乙：在看楊伯峻注的《左傳》和徐蕪城的詩集《一個青年的肖像》。徐堪稱偉大。我之前對詩歌沒有多少判斷力，讀過徐詩以後，就能識出很多人寫的詩的壞來。徐是一把標尺。這個標尺極高。
我不習慣用手機等科技用品看書。可能某個春季一過，自己就完成了這種工具的革命。
晶報：聽說你最近身體不好？寫作會讓你覺得焦慮嗎？
阿乙：因為在2012年開始寫一部試圖達到自己人生最高峰的長篇小說，又因為個人才力的局限，身體健康被毀得差不多。為此進了醫院，身體差不多摧毀一半。以後那一半再也回不去。現在急了也能跑。有時候我很羨慕那些才力超群的人，對他們而言很輕鬆完成的事情，對我來說，是需要將自己的身體澆鑄進去的。另外，不能遵守紀律，沒有自控的能力，也是寫作出現焦慮的原因。
晶報：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阿乙：綁匪。它是綁匪，我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有時我覺得它還是一種癮，而我是不能擺脫它的賭棍。
晶報：你之前說過「我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不太好描寫的時代」，但你仍然在寫，是什麼讓你堅持寫作，困難和誘惑有哪些？
阿乙：如果離開寫作，就不知道自己的魂該落在哪個地方。我嘗試在找別的方式，但找不好。吃喝，品茶，看電影，學習某種技藝，娛樂，似乎都可以拯救一下，但總還是心不在焉。寫作，可以稱為家鄉。如果不能寫作，可能和一位在工廠工作幾十年的工人下崗一樣，會非常痛苦。
明年將出四本作品
晶報：你說過不想複製自己，那你從哪裡尋找變化？或者說怎樣突破自己？
阿乙：我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尋找突破的啟示。我的閱讀朝著更厲害的人那裡進發，比如從卡佛向福克納，從福克納向但丁、普魯斯特。
晶報：介紹一下當下的創作情況和進展？
阿乙：我已經將明年的事情大致做完。會出四本書，其中有兩本是重版。
新短篇集《情史失蹤者》，是2012年至今短篇小說的集結。不多。
重版短篇集《灰故事》以及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後者會進行將近1/3篇幅的修改。
2016年8月將出版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就是這篇小說將我弄病的。2014年底就寫好了。寫一個人沒有文化，但憑藉暴力與狡詐，混成幾十裡地最為強悍的人物，統治著當地的人、動物和植物。人們形容他的性格，就像形容古羅馬的暴君：摻雜著血的泥塊。字數有18萬字。寫完我就封在那兒，有時撿起一些列印的殘章，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將那種場景和體驗寫出來。（文/姜夢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