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音樂的歷史書寫文化闡釋
——— 陶誠《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賞析
《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
陶誠 著
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的地方傳統樂種中，「廣東音樂」是一個極富嶺南地方特色與研究價值的音樂種類。學界對「廣東音樂」的研究雖然已有一定成果，但較為分散，涉及的問題多圍繞「廣東音樂」的「源流、技法、作品和代表人物」等問題進行局部窺視，專著式的綜合性研究和系統性研究較少①，陶誠博士的新作《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是近年來對「廣東音樂」最為深入、全面與系統的總結，該書以「廣東音樂」歷史變遷脈絡為書寫框架，於「嶺南文化」的語境中對其進行了多重文化闡釋，在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
一
「廣東音樂」歷史分期的考證、界定與評價
以往學術界對於「廣東音樂」的歷史發展階段儘管在時期劃分上有一定的共識，但是在不同研究成果中對於階段的劃分及稱呼並未形成統一的看法。《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通過對史料的爬梳以及已有研究材料的整理，重新對「廣東音樂」的歷史分期與稱謂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了考證、界定與評價。
首先，本書對「廣東音樂」起始時間重新進行了界定。關於這一問題以往研究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1 828年招子庸《粵謳》出現為廣東音樂初步出現的時間②；另一種觀點認為「廣東音樂」初步形成於1 860年左右③。本書經過分析認為兩種觀點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粵謳》中有過門、引子、譜子等內容，但它畢竟不是「廣東音樂」；其二，由於最早的「廣東音樂」作品時間無法肯定，起源於1 860 年左右的時間概念是一種推測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廣東音樂」應該初步形成於1 860 年至1 91 9 年之間，並將之前的時期稱為「孕育期」。同時，本書對於以「硬弓階段」與「軟弓階段」這一樂器組合發展作為時期的稱謂也提出了疑問。作者認為，這種樂器組合的變化並不足以全面概括「廣東音樂」的發展與演變，提出將「硬弓時期」稱為「廣東音樂」的「生長期」，「軟弓時期」稱為「廣東音樂」的「成熟期」。此外，以往研究對「廣東音樂」的歷史分期中，很少涉及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化的「精神音樂」這段時期④，其原因在於50年代以來受到「左」的思潮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裡對這段歷史持否定態度，但實際上這段時期「廣東音樂」無論在曲目、樂器組合、創作技巧、出版物等方面都有新的發展。《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對這一時期「廣東音樂」受到西方音樂文化衝擊所呈現的複雜、矛盾的多重性的新發展進行了梳理與研究，將這段時期稱為「徘徊期」，肯定了「廣東音樂」在音樂方面的新發展，例如高胡演奏形成了不同風格流派，創作手法也更為多樣化，對這一時期「廣東音樂」的發展給予了客觀的評價。
通過上述的研究，作者將「文革」前「廣東音樂」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19世紀末以前，稱之為「廣東音樂」的孕育期；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初，稱之為「廣東音樂」的生長期；從20 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稱之為「廣東音樂」的成熟期；從20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稱之為「廣東音樂」的徘徊期；從20 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稱之為「廣東音樂」的發展期。（第1 4 頁）
總體來看，該書根據音樂本體研究的結論進行的歷史劃分有一定合理性，作者將這五個階段作為書寫的框架，每一個時期都採用了從「社會文化背景」—「人事」（人物、樂社、機構等）—音樂（作品與特徵）的敘事結構，較為全面的呈現了「廣東音樂」發展的幾個階段的形態變遷以及每個時期的文化發展特徵。
二
「廣東音樂」發展歷程的多層文化闡釋
「廣東音樂」在短短的百餘年時間中，從一個嶺南地方樂種迅速成長為一個影響全國的傳統樂種，它的出現與獨特的嶺南文化地理有何關係？其音樂形態是在何種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係當中發展起來的？這種音樂具有何種社會與文化屬性？該書在「廣東音樂」歷史變遷分期的基礎之上，從以下三方面探討了「廣東音樂」的發展與其所處的文化語境之間的關係，其研究呈現出了音樂學與多種人文學科交叉的研究視野：
其一，從文化地理學的視角探尋嶺南地理環境對」廣東音樂」文化特徵形成的影響。「廣東音樂」所產生的文化土壤為「嶺南腹地」的珠江三角洲，作者認為該地是一個遠離中原政治中心但開化較晚的「富庶之地」，提出正是由於遠離政治中心，受歷史包袱牽制少，自由發揮餘地大，加上地處對外通商口岸，接觸外來文化較早，造就了嶺南音樂文化一方面有著古代土著百越諸族傳統音樂文化的深厚積澱，另一方面又有著南遷過程中原移民音樂文化的豐厚遺存，加上近代西方音樂文化的影響，形成嶺南音樂多元的層次結構，呈現出古今文化、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匯流的特徵。
其二，以「大歷史」的視角關注社會變革與「廣東音樂」變遷的關係。「歷史意識」對於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重要性在當今學術界早已不言而喻，這裡所指的歷史不僅是音樂本身的歷史，還包括與音樂相關的「大歷史」———一種「音樂人事」的「時空力量」。洛秦教授曾提出：「在音樂文化研究中，大歷史的作用和影響是絕對無法迴避的。從一定程度講，任何具有普遍意義的典型人物和事件都是歷史的產物。」⑤《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這種理論，作者並未僅僅關注音樂現象本身，而是將其放置在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中，從不同歷史時期政治經濟、城鄉社會、傳統文化及現代文明的更迭對「廣東音樂」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例如作者在對生長期的「廣東音樂」進行闡釋時，將其放置在近代革命浪潮與西方文化對珠江三角洲的衝擊這一歷史背景中來進行論述，提出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廣東音樂」這一樂種的形成與出現，反映了當時南方中下層社會民眾的願望和需求。（第74—1 21 頁）而「廣東音樂」進入到成熟期則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有重要關係，在「五四」民主、科學思想的影響下，人們追求平等、個性解放，社會文化、娛樂生活日益豐富，因此這一時期「廣東音樂」作品以寫景抒情和表現平民生活為主，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第1 69—1 77 頁）。
其三，從音樂社會學的視角探討「廣東音樂」與社會經濟發展與大眾審美需求之間的關係。例如對「廣東音樂」從形成初期主動順應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滿足時代對音樂的審美的需求，由此得到中產階級市民、工商業者及知識分子的喜愛與積極參與，從而從傳統曲牌的基礎之上發展富有嶺南韻味的「輕花細柔的演奏風格與音樂語彙」（第1 21 頁）。對於成熟期的發展作者提出娛樂業、唱片工業的興起對於「廣東音樂」的影響在於推動了「廣東音樂」傳播同時也刺激了社會需求，因此「廣東音樂」表現出內容通俗、形式活潑、廣為流傳的特點，由此形成商品性、通俗性和娛樂性的「流行化」風格。
三
本土與外鄉：在區域互動的關係中審視「廣東音樂」
解讀「廣東音樂」的發展歷程，雖然不能脫離其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嶺南」這一論域，但是地理的嶺南，並不等於文化的嶺南。「廣東音樂」其名雖為「廣東」，但歷史上中原移民數次南遷帶來的中原文化，清代廣州府一口通商以來西方文化的影響以及近代粵人經商流埠於全國各處與其他地方文化的交融與碰撞，都使得孕育「廣東音樂」的嶺南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與混雜性。這個特殊樂種的形成，就如其名稱「廣東音樂」（早期被稱為「粵樂」）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最早是在上海這個外鄉城市中流行開來，其音樂語彙與文化屬性的發展與成熟很大程度是近代地方文化在形成與流傳的過程中與「他者」相遇後與他者互相建構的「結果」。因此，「廣東音樂」同嶺南各樂種間的關係，與其他區域音樂的關係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突破了以往「廣東音樂」研究較少關注文化流動的這一局面，探討了「廣東音樂」與外來音樂文化之間的關係。
首先，該書對廣東音樂的源流問題進行了探討。以往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廣東音樂」源於粵劇的「過場譜子」⑥，另一種認為「廣東音樂」是中原音樂在在漫長的過程中結合了廣東民間藝術最終形成的。⑦《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在這兩種觀點的基礎之上，對「廣東音樂」與粵劇等本土文化以及「廣東音樂」與中原傳統音樂的關係進行了梳理，肯定了兩種觀點的合理性，進一步提出「廣東音樂」形成的過程不僅是粵劇與「廣東音樂」共同成長的過程，也是多種民間藝術相互影響發展的結果。正是在本土藝術與外來藝術的互動之下促進了「廣東音樂」的成熟與發展，由此呈現出「廣東音樂」的形成與發展並非單一的過程而是一個複雜的，與各種民間藝術交流、互動、與吸收的過程。這種視角貫穿在該書的書寫中，作者以「廣東音樂」為主要研究對象之時，同時也對每個時期的粵劇、粵曲等本土藝術的發展有所涉獵，由此立體呈現了幾種本土藝術之間彼此交融、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
該書還探討了上海與「廣東音樂」發展的關係。上海的江南絲竹以及西方音樂文化對於「廣東音樂」成熟期的到來有著不可否認的推動作用，這一點是學界的共識。以往的研究雖然有涉及這方面內容，但是多以「傳播視角」為主作一般史實的陳述⑧，很少關注到這些文化傳出之後「回流」如何反哺本土的音樂，以及如何影響到地方樂種音樂文化特徵的形成。尤其是「廣東音樂」在40年代「精神音樂」的發展，其實質便是「廣東音樂」在上海歌舞廳音樂文化影響之下從一種鄉村傳統音樂轉變為城市娛樂文化的變遷，以往也很少有研究論述過這一問題。本書在梳理史實的基礎上對「廣東音樂」與上海的關係進行了定義，作者認為成熟期的「廣東音樂」形成以廣州、上海、香港三大重鎮為中心，並對「廣東音樂」在這三地的流變與關係進行了探究，提出「廣東音樂」的發源和生長在廣東珠三角地區，革新和發展在上海。這一時期眾多粵樂名家的活動軌跡為「從廣州到上海，從上海到香港，最後回到廣州」，同時對唱片業、時代曲對」廣東音樂」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提出上海唱片工業與商業電臺對於「廣東音樂」創作新作品、樂器改革、流行化音樂風格的促進，由此勾勒出了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廣東音樂」的「本土」（廣州、香港）與「外鄉」（上海）之間音樂文化流動的歷史圖景。
結語
讀罷此書，筆者掩卷而思，其一，區域音樂研究起步於上世紀80 年代，進入到新世紀以來，隨著文化地理學、音樂人類學、區域社會史等多種研究視角的興起，區域音樂研究也從宏觀的音樂「色彩區」分布研究而逐漸向特定的區域中的「樂種」研究深化，研究視角也從之前僅僅關注「音樂」本身的研究而拓展到作為文化的「音樂」，在歷史的、文化的語境中來對其重新考量。《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著重梳理了近代至20 世紀60 年代「廣東音樂」的發展脈絡，於盤根錯節的文化關係之中條分縷析地對「廣東音樂」的源流與發展進行了爬梳與研究，將以往一些材料重新的結構化，在「嶺南文化」這一語境這種對「廣東音樂」的發展歷程進行多層次的闡釋，讓我們看到的是歷時與共時維度下「廣東音樂」是如何「發生」與「發展」的，作者研究視野不乏歷史的深度與文化的廣度，一定程度反映了當下區域音樂研究的趨勢。其二，該書亦有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空間。作為一個近代形成的新樂種，「廣東音樂」這一嶺南民間絲竹樂種形成及興盛與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之間的關係或許有待於進一步探討，例如從其發展歷程中或許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地方樂種是如何形成並「地方化」以及如何在城市化發展的話語中成為「傳統」，尤其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形成與現代中國文藝政策話語之下，如何在地方性知識與「中國」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中來闡釋「廣東音樂」所代表的嶺南音樂文化的個性、精神與藝術品格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上述問題在陶誠博士的研究中其實已經有所涉及，但限於篇幅與主題作者並未完全展開。問題的豐富給予了我們研究更多的空間，也對我們未來的研究視野與方法提出了挑戰，或許如洛秦教授提出的借鑑「新史學」的方法，思考「小文化」與「大歷史」的關係⑨，在更為複雜的歷史脈絡中對「廣東音樂」及其所代表的「嶺南文化」進行書寫與闡釋，可能是我們研究新的方向。
總地來看，陶誠博士的《嶺南文化中的「廣東音樂」》一書已經為我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該書「廣東音樂」資料、人物、曲目之全面，對「廣東音樂」發展的歷史分期問題的重新論證，都可見作者學術工作的紮實與厚實。由此，這本書不僅是每位研究嶺南音樂的學人之必讀書目，也是每位從事區域音樂研究者值得借鑑的研究視角與案例。
作者系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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