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區報記者 王紹培 文/圖
還在念高中時，薛仁明就有了隱居的念頭。不過他所謂的隱居，既不是不事生產，也不是不問世事，而是去到鄉下，當一名鄉村教師。這個選擇的結果是，他可以在十多年前就辭職，過一種標準的文人生活。
他一直都是閱讀者、思考者、寫作者。他是因為讀了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有了一種震動。他的第一本書《天地之始》在出版時也引起了某種震動。他開始在中國文化裡面打轉。不過，他對那種政治儒家、道德儒家、面孔嚴肅的儒家有些不以為然。他覺得儒家也好、知識分子也好，不可以高高在上，都應該接地氣。
儘管看起來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出沒，但他始終不忘關懷身邊、當下和時代。正因為有強烈的現實感，所以他才能夠進行徹底思考。他是從全人類的出路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文化的。也正因為此，他對中國文化有一種深切的認同和自豪。
日前，記者採訪了前來深圳講學的薛仁明。
把孔子和劉邦聯繫起來看，就知道中國文化是什麼
記者：你自己目前的狀態是什麼樣的？大量的閱讀？然後大量的寫作？
薛仁明：我沒有大量的閱讀，我讀東西讀得很少，因為我更多的時間是用來寫作。這一年我在圍繞著《史記》寫作。我在臺灣，未來的一年出版的書都會跟《史記》有關係。我只寫其中的某一部分，主要是本紀。比如《高祖本紀》我就談了很多，寫了很多，幾乎每個細節都被我討論過了。我常常講，談中國文化，如果只選兩個人的話，一個是孔子，一個就是劉邦。把孔子和劉邦聯繫起來看，就知道中國文化是什麼。
記者：為什麼這麼講呢？
薛仁明：這兩個是中國人性格的兩種典型。劉邦代表了民間的那種性格，豁達、散漫、耍賴、吊兒郎當、滿不在乎、江湖義氣……可是他蘊藏的能量非常大。常常有聽眾質疑，說你對劉邦的印象蠻好的。如果你把他跟孔子聯繫起來看，就能發現他們的互補。有些儒家一本正經的樣子，也很讓人受不了。他們覺得自己肩負天下的責任，他們看我們這些普通人都是斜著眼睛看的。我的《孔子隨喜》出版後，批評最多的都是儒家，年輕的儒家，他們恨死我了，講話很兇。
記者：你對儒家的這種看法，是不是跟胡蘭成有關係？
薛仁明：一定有關係。也跟我民間的背景有關係。我跟一般的學者之所以有距離、跟嚴肅的學者有距離，就是因為我的民間背景。我在想，像我們這樣走到民間，誰會理你？有一年，我跟我內人帶著小孩去給林谷芳老師拜年，小孩子到院子裡去玩，我們坐在客廳說話。一般情況下，我內人看到林老師都會緊張到說不出話來，因為林老師看上去很威嚴，尤其是不說話的時候，在臺灣很多人都怕他。那天我內人不知道吃了熊心豹子膽，她突然問了林老師一個問題，薛仁明這些年有什麼變化？林老師說，他這些年變化蠻大的。剛剛看見他時，他好像背負著很大的責任，本來應該要他放下來。可是，我也不是一個有很大教學熱誠的人，看上去要他放下來也不容易，我就說，這個人是救不了啦，隨他去死吧。後來，薛仁明居然翻轉過來了。我想這個應該是他的民間背景。我也想林老師的這個看法是對的。
我之所以能夠理解胡蘭成到那樣一種程度，主要是胡蘭成跟那些學者不一樣的：他從來不高高在上。他談東西談得那麼具體。你看他的《今生今世》可以用那麼細微、具體的東西把中國文化詮釋到那麼清楚明白，讓人五體投地。他談民間之所以能夠對我產生那麼大的震動，也是因為我本身就來自民間，所以後來我看儒釋道三家，我也不喜歡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大學時，本來最崇拜牟宗三，但是總覺得有些隔閡，接不到地氣，後來就轉到胡蘭成這裡來了。
中國的文人從宋代以來，就出現一個不接地氣的問題。易經裡面有一個卦：地天泰，就是講要接地氣嘛。你讀書人、文人跟民間應該是一種泰卦的狀態嘛，開始，我們看見的卻是否卦，天是天，地是地，老死不相往來。尤其到明代，理學興盛到那麼程度，那些文人耽溺於美，過著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現在我們談文化、談儒釋道，必須要跟民間交流，才能長長久久。
我後來重新讀《史記》，看劉邦，感觸很深，就這個原因。包括我看孔子，雖然他出生是貴族，但是他來往的人是三教九流。這也是我為什麼對南懷瑾特別敬重的一個原因，雖然他三教九流、龍蛇雜處，到晚年有很多副作用，可是，一個讀書人應該有這樣的氣象。
我談孔子，也特別談到氣象要大。孔子和劉邦兩個人氣象都很大。劉邦跟市井人物在一起，用朱天文的話說，就像是一個什麼東西，可以馬上融入，一起鬥雞走狗，打成一片。當然，劉邦這樣的人一直很多，談不上特別了不起。問題是，劉邦跟張良這樣的人也能夠融入。一個人能夠隨時融入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這個就罕見了。這種人就天才了，這種人就了不起。我想借劉邦給很多人一個提醒：我們要接地氣，不要走入象牙塔，講一些沒有幾個人聽得懂的話。從這一點看，孔子和劉邦，都是一樣的。這樣談中國文化，就比較完整，就不會掉入陷阱。現在有些人之所以討厭講什麼國學，就是因為那些講國學的那種德性讓人不舒服。國學的傳統斷裂了那麼久，現在一恢復就又變成了那個德性，那豈不是五四以來的百年走的是冤枉路？
我對孔子很有感情，他們那些搞國學的人對孔子也很有感情，但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差異就是，對五四怎麼看？他們認為五四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大的造孽，但我不這麼認為。世界上再壞的事情也事出有因。比如中國人講善惡，從來都不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是惡，也要學會體諒人家，惡中有善，壞中也有可愛的地方。京劇的丑角從來都不會讓你想去打死他，而是讓你覺得可笑、可嘆、可憐。後來我們的善惡那麼分明，這個態度是宋儒開始的，他們把善惡絕對化。如果我們回到傳統，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甚至比一百年前更醜陋，那我們這一百年就算是白搞了。我們今天一定要在對的立場上來調整、轉化傳統。如果中國文化沒有出問題，不可能出現五四的那種激烈和厭惡。一定是有問題的。我寫《孔子隨喜》其實就是要做一個這樣的調整，我們過去對孔子是仰視的，不是平視的，把孔子當成神，沒有看到這個老頭有他脆弱的地方、可笑的地方，只有這樣，才能讓這個老頭活過來，中國文化也才能活過來。
「美化別處」是一種惡性循環
記者：現在很多人去了臺灣，就覺得臺灣的中國文化是保存得比較好的。你會不會覺得其中有很多是溢美之詞？
薛仁明：我的《人間隨喜》這本書談到過這個現象。我對臺灣是有蠻多批評的。廣州的學而優書店老闆陳定芳很喜歡《人間隨喜》，把這本書作為推薦之書，她認為這本書寫得很誠懇。有一次，她問我：你對臺灣有那麼多的批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就笑了，我說，你不是認為這本書很誠懇嗎？怎麼還會有這樣的問題呢？其實我也知道，她的意思是臺灣到底是怎麼回事？很多大陸過去的人對臺灣是有美化的，就像很多人美化民國一樣。所以他們看到我談臺灣的問題時，情感上不能接受。事實上，你越是美化一個「別處」，就越是不滿意「當下」，越是不滿意「當下」，就越是會美化「別處」，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記者：你有沒有把自己的思考清理出一個脈絡來過？
薛仁明：沒有。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學無術嘛。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出道很晚。我是寫《天地之始》才出道的。像我這樣登場很少的。我的老師林谷芳也是，很早就有點名氣了。但是到38歲才出版第一本書，被大家知道。然後，到了四十多歲才出版《諦觀有情——中國音樂傳世經典》，這本書公認是談中國音樂談得最好的一本書，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超過。當然，我的天資跟林老師無法相比。我也沒有想過我要出手寫什麼。我跟別人不同的一點是：我還在念高中時就想隱居嘛。很多人有類似的念頭，但付諸行動的不多。我大學一畢業，當完兩年兵，才24歲，就一個人跑到連半個人都不認識的臺東鄉下隱居了。一直到現在。當兵的時候，我挑了幾個假期，搭火車到臺東，一站站地下來，看地方，幾乎把每一個鄉鎮看遍了。
記者：為自己挑選適合隱居的地方。你在鄉下是當老師嘛，其實也就是去做鄉村教師了。
薛仁明：在臺灣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鄉下當老師跟在城裡當老師，待遇完全一樣，但鄉下的費用要低得多。這也是兩蔣重視教育的表現。我教了十幾年書，存了很多錢，娶妻、生子都沒有問題。後來我有了外面這些緣分，我就辭職了。我辭職第一年認真算了一下，我的收入只有教書的四分之一。後來我開玩笑，我說自從收入只有四分之一，我在家裡的地位也只有四分之一了。當年只要你對城裡的東西沒有太多的嚮往，你可以在鄉下生活得很好。在兩蔣時代，臺灣的社會流動是很好的，把中國古代的社會流動不僅保留了，而且還發揮得淋漓盡致。到了李登輝時代，這個情況才開始轉變。我在大學時期，我當家教，我有兩個學生，一個月的收入就可以付我一個學期的學費了。這個尤其跟蔣經國對教育的重視有關係，他的政策讓出生清寒家庭的子弟有機會受到好的教育，促進了社會的流動。
記者：上世紀80年代之後，情況就變了？
薛仁明：李登輝時代開始，搞所謂的教育改革，學費提高了，受教育的壓力加大了。這兩年臺灣又在搞什麼12年義務教育，在搞教育的平均化，消滅重點高中，讓每個學校均衡發展，讓每個學生享受同等的教育資源。都是說得好聽，簡直是幻想嘛，怎麼可能做到，完全不切實際。結果是把重點高中消滅了，平均水準往下拉。優秀一點的老師就跑到私立學校去了。於是比較優秀的小孩，或者是有錢人的小孩，就被送到私立學校。私立小學、私立中學、私立高中，然後上臺大，這完全是美國的模式嘛，所有好的學校都是私立的了，社會的流動就停滯了。現在整個趨勢就是這樣，臺灣的政策就是討好有錢人。在公立學校就出現了我剛才講的那種情況，學生不願意學，老師不願意教，水準越來越差。美國的公立高中也是這樣的。
記者：你講的這個情況很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在我們這裡好像也出現了類似的動向。
薛仁明：大陸的情況還不清楚。總之可以參考。在臺灣，馬英九要做什麼好事，根本就做不了，處處受制。現在回過頭去看，臺灣整個文化最好的時代，也是在蔣經國時代，現在的文化是低俗化、媚俗化，好多有品質的文化被邊緣化了。現在被資本家挾持。臺北的房價可以漲成那個樣子。中產階級這些年也被消滅了。想過得安穩也不可能了。單是買一個房子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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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明
1968年生。作者，講者，行者。
臺大歷史系、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畢業。臺南一中二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開始，有心於儒釋道三家。關注的焦點，是生命之修行與文化之重建。一九九三年起，長居臺東池上鄉下。
著有《胡蘭成·天地之始》、《萬象歷然》、《孔子隨喜》、《教養，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