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城歷史悠久，自西漢趙佗開創，至1920年代開闢馬路前，廣州城牆保持完好，其中心位置在雙門底（今北京路）一帶，今天中山路上的大東門、西門口，也就是昔日廣州城的東、西兩端了。書店，古人叫書坊，又名書肆，與後來的書店只是賣書不同，古代的書坊除賣書外還雕版刻書、印書。自清代開始，廣州的書坊主要在雙門底及西關，其中以城裡的雙門底書坊數量最多。時至今日，北京路上自北往南有教材書店、古籍書店、科技書店、聯合書店、新華書店等，年紀稍大的廣州人還應該知道此前這裡還有外文書店與兒童書店，這麼多書店集中在北京路上，可以說都是清末民國這裡曾是「書店一條街」的繼承。
1、雙門底書坊
清代廣州書坊主要在雙門底（今北京路）、西湖街（今西湖路）、龍藏街（今惠福東路與西湖路之間）、九曜坊（今在教育路南段）及西關的上下九等地。書坊大都以堂、樓、齋、閣、園為名，如西湖街有心簡齋、六書齋、迂齋、富文齋、超華齋、正文堂、藝苑樓、留香齋，九曜坊有守經堂、翰文堂、文經堂，雙門底有芸香堂、拾芥園、味經堂、聚文堂、聚珍堂、古經閣、儒雅堂等，學院前有藝芳齋、聚賢堂、麟書閣，龍藏街有萃文堂、萃經堂，桂香街（又名雙門底上街）有經史閣，雙門底北街有翰墨園等。清代雙門底一帶，又叫「學院前」，因早在明朝，西湖藥洲（今教育路南方戲院一帶）是提學道署。提學，主管地方學校和教育的官員，大概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清廣東提學署建築有大堂、拱棚、儀門、大門、屏牆等，氣派十足，因此書坊大都以它為地標，書坊註明店址位於「學院前」、「學署衙對門」的不少。書坊集中此地，除了學署的關係外，還有粵東藩署、廣東布政司、廣東按察司、廣州知府署等官府都在這裡。再加上附近有西湖書院、羊城書院、粵秀書院等，周邊的書坊給官員、學者及學生選購書籍帶來方便。
清代雙門底書坊名聲在外，被稱為「藤州才子」的廣西人蘇時學（1814年-1874年）每次來廣州，都會下榻仙湖街的旅舍，儘管那裡的住宿條件不好，房間狹窄，但因此地近雙門底方便買書，客中無事，蘇氏便攜錢入市，廣收古帙，書滿一床。山東藏書家李文藻（1730年-1778年）為著名書法家、順德學者蘇珥寫傳，到處找不到蘇氏文集，後來聽說蘇珥的藏書全部賣給了雙門底的書坊壁魚堂，便託人到壁魚堂打聽購買。越秀山上的書院學海堂曾以「雙門底賣書坊」命題，讓學生作文。番禺人侯康（1798年-1837年），少孤家貧，買不起書，為買一部《十七史》，母親向別人借貸。於是侯康將《十七史》反覆閱讀，滾瓜爛熟，遂通史學，並曾擔任學海堂山長，侯康寫的《雙門底賣書坊擬白香山新樂府》詩云：「雙門底，比闕峙。地本前朝清海樓，偃武修文書肆啟。東西鱗次排兩行，庋以高架如墨莊。就中書客據案坐，各以雅號名其坊。」
2、永漢北路書店
清末民初，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代表新書業的機構在上海開張。1907年1月，商務印書館在廣州永漢北路（今北京路176號科技書店）設立分館，發行總館的教科書、古籍線裝書等。1912年冬，中華書局在永漢北路158號設立分局，經營中華書局科教書和兒童讀物等。1921年，以出版文化教育用書為主的上海世界書局在惠愛路（今中山五路）昌興街設立分局，其憑藉總局雄厚的實力，通過報刊廣告，利用函購、折扣銷售等方式，令其《初級國語讀本》、《高級國語教學法》等教材風行全省。至30年代，永漢北路自南往北較大間的書店有50號的兒童書局、126號的廣益書局、142號的大東書局、146號的民智書局、178號的北新書局等，一時間永漢北路是書局林立，成了書店「一條街」。但就是那麼短短100米左右的街道，各店都想獲得寬敞一些的面積也不容易，有些書店寧願店面窄一些也要擠進來，如開明、大眾、生活書店的店面大約只有三四十平方米。有些則屈就小巷裡，如錦章、林記、華通、大成新記、中原、廣智等書局在聖賢裡（今北京路聯合書店以南），或者在靠近永漢北路的十字路口及惠愛東路（今中山四路）的西端或西湖路東口開店，也不願意選擇在較遠一些的永漢南（今北京南路）。靠近西湖路的兒童書局時常有些活動吸引少年兒童，如1935年夏天舉辦的「暑假日記比賽」，參加的小學生竟然有4648人，他們之中有司令長官的兒子，也有車夫小販的女兒，真是盛況空前。作文經教育家初評，由崔載陽、陳道根、閻人俊三位先生評定，優勝生為4年級組第一名是市立二十五小的女生溫秀玲，5年級組第一名是市立九十一小的黎廣鎏，6年級組第一名是中大附小的邱榕根。另外各級前50名，即3個年級共取150名，每人贈送兒童書局圖書、銀鼎、優勝旗，且代繳學費等。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市內人去樓空，歹徒趁火打劫。10月22日晚，一班歹徒打劫漢民公園（今南越王宮署博物館）對面的某洋服店，搶走大批布匹和服裝，時值停電，歹徒舉著火把進店，不慎燒著了店內的布匹，他們不去滅火，爭相奔避，火勢越燒越大，日本兵見了，也無救火工具，大火一直沿著漢民路南下，這一路段的各大書店及書庫全部付之一炬，只有混凝土結構的中華、世界書局倖免於難。次年，回城居民逐漸增多，漢民北路的幾間書店重開，但顧客稀少，生意不好，時開時停。直到1941年底香港淪陷，大批難民折返，人口增加，帶旺書店，它們除出售圖書、文具用品外，還想盡辦法增加收入。如西關光復中路的民智書局、樂觀書局以稱斤論擔的價格收購大批圖書，後以高出數倍的價錢轉賣給紙袋作坊及乾鮮果食品商店做包裝紙用，大獲其利。此外，還有一間位於惠愛東路江姓夫妻店，原來是經營車縫業務的，但他們大量購買敵偽政府拍賣的圖書，全部積蓄家中，抗戰勝利後，即在漢民北路131號開設榮興書局進行經銷，亦獲厚利。那時候到漢民北路（即永漢北路）買書者，社會各界都有，其中不少是學生，特別是春、秋兩季開學之前，學生忙著辦兩件事，一是註冊，一是買書。永漢北路擠滿了男女老少，個個買了一包包的新書，好不熱鬧。
3、文德路舊書店
民國初年，隨著新書業的興起，原來在雙門底那些集編印及發行於一身的書坊業已漸式微，許多書坊倒閉，個別僅靠出售舊書而生存。除登雲閣、觀舊書店等書肆仍在永漢北路之外，大部分轉到較為偏僻清靜的府學東街（今文德路）繼續經營。
民國年間，雖然廣州的舊書店規模比不上京、滬兩地，但數量還是不少的。1918年，府學西街擴建為馬路，因路東側有一條叫文德裡的小巷而名為文德路。文德路南自文明路，北至惠愛路（今中山四路），當時是舊書店集中的地方，馬路兩旁的景象各有特色，西邊是粉刷新淨的大廈，大都是文化機構或團體，其中有市立中山圖書館（今孫中山文獻館），紅牆綠瓦，古樹參天，最為雄偉。每逢星期天，許多知識界人士喜歡到這裡來走一趟，不少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這裡邂逅相遇，馬路對面的舊書店和古董字畫鋪是他們臨時暢敘之地。東邊排列著大小不一的商店數十家，除舊書店外，還有些古董字畫鋪。當時在文德路的舊書店主要集中在馬路東面，約有10多間，最靠近文明路的一家名萃古堂，店主名盧慈華，他與十六甫文萃堂的盧達文是親兄弟。盧慈華早年在一間叫鳳文樓的書坊做事，後轉入永漢北路的登雲閣，這是胡毅生與數人合夥經營的書坊，它的樓下賣古籍，樓上給文人雅集。1930年代，登雲閣的古籍生意做得非常好。1932年10月，浙江學者朱希祖從南京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5日早上在長堤下船，午飯後即由中大同事朱家驊、容肇祖陪同前往財廳前的登雲閣舊書店看書。當時中山大學位於文明路（今文明路215號中山圖書館內），與文德路僅一步之遙，十分方便，10月18日，即朱希祖到達廣州的第4天，他在文德路古香書屋買了一部明萬曆間刊《宋宰輔編年錄》，18冊索價40元，後以36元購得，「為之狂喜」。此後朱氏在任教中大的近一年時間裡，課餘時多會到永漢北路、文德路看書、買書，並把書店所售古籍的情況以及買書的價錢寫在自己的日記裡。
抗戰時被毀。此後盧慈華在文德路獨立開了萃古堂。自萃古堂向北，有店名焯華，主人姓黃，他與盧慈華曾同在登雲閣，焯華出售《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新印古籍，價錢比其他書店為廉。再往北是民生書店，主人姓陳，店裡舊籍不少，但好書不多。民生書店的北邊是古香書屋，主人名叫禤少屏，民國初年已經開張，是廣州書店業的老輩。禤氏經營有術，常得佳本，民國年間中山大學圖書館曾在此店購得不少古籍及孫中山文獻。
古香書屋以北是九經閣，主人姓李，由於所營書籍不多，故與雲林閣書畫鋪同一門面。九經閣旁為文華閣，主人姓陳，店內書架圖書豐富，甲於全市，專售金石美術圖譜及字典辭書等。再往北是益有、大中、正大、忠誠、裕泰等數家，忠誠主人姓石，樓下陳列古書及平裝舊書，樓上收藏民國革命史料圖書。裕泰主人姓李，由於偽造過「大元帥府命令」等名人墨跡，名聲並不好。正大的主人姓陳，以出售民國革命史料為主。那時候，北京、上海等地的書商及來廣州任教的學者經常到文德路來採購古籍，如北京琉璃廠著名的店鋪來薰閣的主人陳濟川、東來閣店主李佩庭，上海古籍書店的韓士保等都是文德路的常客，他們一來便是數月，主要購買明版善本及稿本、抄本。舊書店還負責古籍的裝訂和寫書根（將書名或篇名、冊數寫於書籍的最下方，平放在書櫃時方便閱覽）的業務，但價錢日漸提高，如1940年代，萃古堂裝訂一部宋版書需要200元，而盧慈華的侄子盧國楨善寫書根，字體仿宋，整齊美觀，此時廣州有此技藝者已是鳳毛麟角。除了古籍之外，文德路還賣舊平裝書，因為民國以後標點書盛行，看古籍的人越來越少，舊書鋪也大受影響。另外舊的教材書也在文德路書店暢銷，家裡不富裕的學生為減輕負擔，每逢開學之前都會來文德路買舊書，一時間求大於供，原來只售二三折的教材書，卻要四五折才肯賣。民國年間，戰爭頻仍，社會動蕩，人心不穩，許多市民將家藏古籍拿來出售，儘管文德路的舊書店每天生意不斷，但如此下去它始終會凋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