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1844年臺灣嘉義抗糧案件

　　中評社北京7月21日電（作者 汪毅夫）清沿明制。清代承襲明代貨幣制度，銀兩與制錢並行。銀兩與制錢比價的波動時或造成「銀貴錢賤」的情形，則會引發社會問題。鄭學檬《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描述道：「銀價不斷上漲，民間完納錢糧，『小民糶賣糧米，買銀交官，多形賠累'，等到官府收錢，又『浮增折價，每銀一兩竟有加至制錢四千七八百文者'。」農民賦稅負擔因「銀貴錢賤」而加重，因而不斷引發抗糧案件。據彭澤益《鴉片戰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載《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1844年臺灣嘉義抗糧案件是鴉片戰後十年間的四大抗糧案件之一。           

　　據《清實錄》1844年記載，該抗糧案件「有臺灣知縣閻忻，於收糧時欲行幫貼番銀，並有包攬官事之許東燦即許朝錦阻撓納糧等情」；又據郭崇高稟稱該案起因系許東燦「誑收民錢，代為完糧，賣壞谷上倉，經該縣查拿所致」。許東燦系「捐納同知」，有「官員」名份，實際上卻是既「包攬官事」、也「包攬」農民「完糧」的「攬戶」。官員和「攬戶」勾結，「包攬」銀、錢比價，「包攬」農民「納糧」，從中加重了農民賦稅負擔，致「臺灣嘉義縣巨匪洪協等糾眾豎旗謀逆，並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夥起事，所糾匪黨，約共二千多人」，引起了大規模的抗糧案件。                  

　　附帶言之，賦稅「攬戶」是古老的專門職業。官府要求賦稅如期如數收繳入庫，農民則不願見官，也不願面對賣糧、買銀、交官的種種麻煩。於是，一方面「包攬官事」、另一方面代民「完糧」的賦稅「攬戶」，應此社會需求而產生和存在。當官府同「攬戶」勾結從中盤剝，增加農民賦稅負擔，社會就攤上大事了。1844年臺灣嘉義抗糧案件即其例也。                    

　　（作者系閩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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