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親徵高句麗。若仔細比對，就會發現——這仿佛是隋煬帝當年親徵高句麗的翻版。
唐雖未像隋一樣損失慘重甚至滅亡，但在軍事方面所受到的教訓是一樣的。
一方面，從《新唐書》對高句麗的描述可見，朝鮮半島地勢險峻，氣候寒冷，而且離中原遙遠。
另一方面，歷往唐軍滅東TU厥、徵吐谷渾等，多在西北大漠或草原。因此，唐軍作戰方式多借「奇襲」、「奔襲」、「輕騎」等行之，以「速戰速決」方式擊潰夷狄；而且常糾合蕃將蕃兵以大軍作戰之勢，行正面或側背攻擊，作戰亦是多野戰而少攻堅。
基於這兩方面，再來看看唐太宗親徵高句麗，我們就能分析出唐軍這一次撤退的原因到底有哪些了。
囿於氣候因素
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親率六軍出發，聲勢浩大。
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
唐太宗不肯換下褐色戰袍一事，被傳為千古美談。他一生馳騁疆場，其戰略思維總講究「速戰速決」。
唐太宗對皇太子李治之言，是希望徵高句麗在入冬前結束。可是，遼東天寒地凍的氣候，冷得比中原還要早，而追求「出奇制勝」、重用輕騎兵作戰的唐軍，面對遼東寒冷的氣候，卻無法適應。
唐軍常遇暴風雪，以致「士卒沾溼多死者」，再加上大雪之後，馬匹糧秣無法就地取得，亦供應不繼，使一向重視騎兵作戰的唐軍受挫，「戰馬死者什七、八」，可謂損失慘重。
此外，有一點值得注意。唐太宗在班師敕令中指出「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這其實是撤軍的藉口。
因李勣等將在破蓋牟城時，「獲兩萬餘口，糧食十萬餘石。」攻下遼東時「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又《新唐書》載唐軍班師時「遼州粟上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可見，唐軍應無糧食不足之慮。
這再一次佐證了——唐太宗敕令唐軍班師的首要原因，便是氣候因素。
戰略與戰術相矛盾
唐太宗一生徵戰無數，作戰首重「出奇制勝」，所以才著重於輕騎兵戰術之運用。
唐太宗親徵高句麗攻下白巖城後，聽了李勣的建議，放棄了先攻建安的想法。誠然，就地勢方面考量，建安在南，安市在北，且唐軍糧草皆在遼東，確有「斷吾運道」之險。但最後，他採取了長孫無忌的建議：
「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
唐太宗先後否決了李道宗「出奇兵直赴平壤」及群臣「直取烏骨，再取平壤」的建議，而採取循序漸進，由安市而建安，再由建安去平壤，即由北向南、步步為營的攻擊策略。
這「按部就班，穩紮穩打」的戰略，與唐太宗慣用之「速戰速決」的戰略指導與作戰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產生了「矛盾」。
遼東地區天氣寒冷，雖在攻取蓋牟與遼東等城後，獲糧不少，但隨著補給線的移動及拉長，載運糧草的馬匹無法負荷酷寒的氣候而大批死亡，使得唐太宗慮於補給線的安全考量，不敢深入敵境，只得逐城攻佔。
所以，氣候因素加以戰略與戰術矛盾之故，最後唐太宗只得班師退回中原，結束了他第一次親徵高句麗的軍事行動。
唐軍整體兵力不足
貞觀十九年冬，張亮率兵四萬，及長安、洛陽募士三千，自萊州泛海，趨平壤；李勣率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趨遼東。
兩軍合勢並進，總兵力不過十一萬。
不僅如此，在總兵力中，張亮所率渡海之兵力即佔四萬，而據史料所載，陸路六萬大軍中，負責後勤輜重糧秣運送等後勤工作之兵員，亦佔近半。
所以，實際攻城作戰之兵馬，不過三萬人。
若當時唐軍兵力足夠，戰略得宜，以張亮所率渡海之陸軍，由平壤入朝鮮半島，配合陸路部隊將安市等重鎮包圍，孤立平壤，以「阻援打點」的方式，逐城攻佔，最後再取平壤，此役定有勝算，亦能達「速戰速決」之效。
唐太宗一定考慮到了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隋末煬帝發兵一百一十三餘萬大軍徵高句麗，最後導致亡國的「前車之鑑」；另一方面是國內北方尚有薛延陀未平。
所以，此次徵高句麗實際參與戰鬥之兵，因客觀原因而有限，實非唐太宗輕敵。
唐太宗親徵影響臨場指揮
隋末煬帝親徵高句麗，曾命諸將曰：「高句麗若降者，即以撫納，不得縱兵。」致各路將領無法實際指揮作戰，一切都得依煬帝的詔令行事，以致常延誤戰機。
唐太宗親徵高句麗也重蹈了隋煬帝的覆轍，亦犯了御駕親徵之大忌。
貞觀十九年，唐軍攻克白巖城，準備乘勝再取建安時，唐太宗與李勣有這樣一段對話。
李勣曰：「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
由於太宗親徵，軍隊行動必須考量皇帝的安全，如此，部隊的機動性便喪失了，也因而違背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略原則。
結語——唐太宗的戰略調整
佔優勢的唐軍無功而返後，唐太宗意識到欲攻高句麗，不能以傳統陸上之正面攻擊方式行之。
以往唐太宗徵戰之地，多在黃河中遊一帶，這些地區人口較稠密，經濟較富庶。無論從人心的籠絡、兵員的徵集或是糧草的運送，都對唐太宗有利。因此，他常以「出奇制勝」的方式取勝。然而，徵伐高句麗則完全不同。
高句麗位於朝鮮半島北端，入秋後早寒，冬季較長，且地勢高低崎嶇，多堅固城池，非唐軍以大軍輕騎正面攻擊可得。
正面作戰中，高句麗自知無法與唐軍匹敵，於是採「堅壁清野」的方式與唐軍行持久消耗戰，以致入秋氣候改變，唐軍就不得不退兵，無法繼續戰鬥。
基於此，唐太宗第二次徵高句麗，改採襲擾而非大軍入境方式作戰，並借長期襲擾消耗、破壞高句麗之經濟。
於是，「持久戰」便成了唐高宗即位以後對高句麗所採取的戰略，日後在朝鮮半島上取得根據地，進一步將唐軍的勢力逐次向前推進，終在高宗總章元年九月攻陷平壤，結束了對高句麗長達二十四年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