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當然應該被保留，特別是在眼下，剩下的已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但是我也覺得，不管它是多麼獨特的存在，也沒有人必須在其中艱難地生活。我們還是應該區分那裡的居民生活和歷史建築本身的價值」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楊天 | 上海報導
北京前門大柵欄，美國人麥可·麥爾2005年搬進這裡的一條胡同，一住就是兩年。
在沒有淋浴、衛生間、空調和網絡的四合院，吃隔壁大娘包的餃子，喝燕京啤酒，讀《北京晚報》，和光著膀子的男人、隨地吐痰的女人們聊天，在炭兒胡同小學教孩子們英語，看到「無形巨手」在四合院的圍牆外側畫下的一個個「拆」字自稱「胡同串子」的麥可體味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
作為美國非虛構寫作的代表人物，他將自己在北京胡同中的所見所聞，以及對轉型中的北京的思考寫進自己的第一本書中。近日，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再會，老北京：一座轉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在國內出版。
麥可·麥爾曾為《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諸多知名媒體撰文，並曾獲得包括古根海姆獎、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懷廷獎等在內的多個寫作獎項。
《江城》和《尋路中國》的作者彼得·海斯勒當年曾和麥可·麥爾一起作為「和平隊」的志願者來到中國。在他眼中，「兩年來，麥可·麥爾在北京的胡同裡生活、教書；在當今的英語寫作圈，沒有人比他更懂這個世界。」
在麥可眼裡，「變化」是北京唯一不變的主題。他曾在北京看到一個充滿樂觀意味的橫幅，掛在一棟老樓的拆遷現場，上書：再現古都。某天晚上，不知是誰將第二個字的左半部分去掉，口號變成了：再見古都。
「對於路人而言，這兩個口號都可以是正確的，北京又處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與重生的循環之中。被改掉的橫幅在幾小時內就被扯了下來，但這無關緊要，因為北京人不需要讀它也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變化—他們每天都身處其中。」麥可在書中寫道。
理解的同時，這樣的變化讓他難掩惆悵，「老房子消失了，胡同也不見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隨之悄然逝去。」
為此，他採訪了許多學者、胡同保護者、開發商，搜尋北京舊區改造的歷史，並考察了河內、麗江、寮國、巴黎等地的舊城改造，試圖為解決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找到可行的辦法。
近日，身在大洋彼岸的麥可·麥爾通過電子郵件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住進胡同
1997年，在中國四川小城內江教了兩年英語後，麥可第一次來到北京。
「我喜歡當時這座城市的生活節奏和步伐。你可以騎著自行車到處閒逛，也可以在冰天雪地的時候隨處溜冰，晚上還可以坐在露天品嘗獨特的北京小吃。」麥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但他很快發現，這座城市的美化和翻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一條條胡同逐漸被大型購物超市、高層公寓樓和寬闊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歷史，留在老北京們心目中的地標正在逐漸地消失。」
「我想寫一寫這個城市正在消失的歷史文化遺產。」麥可為此採訪了倡議保護天津老街的馮驥才和臺灣眷村的保護者—臺灣大學建築系教授夏鑄九。這兩次採訪讓他開始思考，北京的胡同作為一種獨特的歷史建築，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蘊藏。它究竟該拆還是該保留？
對類似的問題，法國著名建築師柯布西耶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義》中對高調提倡保護巴黎老建築的人作了批評和諷刺，如「如果你問問這些整日忙於寫論文和指導公共意見的戀舊人，他們住在哪裡，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區，電梯公寓什麼的，要麼就是位於花園深處，舒服豪華的小別墅。」
這本書深深影響了麥可。麥可意識到自己儘管也為北京歷史古蹟的消逝而憂心，但也是個一直住在公寓樓裡的「假把式」。
「對於胡同的拆或留，我應該要走進胡同，真正在其中生活，了解那裡，才能夠作出判斷。」麥可對本刊記者說。
2003年春天，麥可偶然聽到了胡同拆遷戶楊先生的故事，並跟隨他進入那片被拆得支離破碎的老胡同。「楊先生房間的窗戶碎得七零八落。他小心地擦了擦碎木頭，那本是他家的窗臺。」麥可在書中這樣描述他看到的那一幕。 他感到，對北京胡同，「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沒時間了。」
幾經周折後，麥可終於在北京市中心大柵欄的胡同裡租下了一棟四合院的兩間房。「每月房租600元左右，這與北京一套帶有暖氣和完整管道的公寓房租金相比，毫不起眼。」
8個世紀前就已存在的大柵欄地處古老北京中心地段，是南中軸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裡至今仍保存著明末清初「三縱九橫」的胡同肌理，擁有100多條歷史久遠的老胡同、20餘家百年老字號和多所錢莊、名人居所及衙門會館，是北京城歷史上最著名的商業中心區之一，今天，也是這個城市最為脆弱的老社區。不到一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居住著約57000居民，可以說是北京，乃至整個世界人口和房屋最為密集的城市區域之一。
2005年8月8日，麥可搬進了「八大胡同」之一的楊梅竹斜街。
歸屬感
麥可搬到大柵欄的那天，同住四合院的鄰居老太太，一字一句地對他宣布了四合院唯一的規矩：「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
然而不久後麥可發現，這裡幾乎不存在什麼隱私，他那兩個小房間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讓大家看在眼裡。某天清晨，那位鄰居老太太甚至門也沒敲，就走進他的房間，給他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香蔥豬肉餃子
對麥可來說，除了缺乏足夠的個人空間，胡同裡的生活也有其他不便：狹窄的空間擠滿了住戶，沒有空調、暖氣和網絡，廁所和浴室都是公共的，得走上幾分鐘。寒冷的冬日，從澡堂步行回家的路上，麥可的頭髮和毛巾常常凍得硬梆梆的。
方便之處卻也顯而易見：「胡同就像自給自足的一個小村莊，你的日常必需品基本上在離家100米的範圍內都能買到。」麥可說。而鄰居老太太告訴麥可，住胡同四合院最大的好處之一就是時時刻刻踩著堅實的土地，「接地氣」。
胡同讓麥可想起了故鄉—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鎮。在那裡，「每個人都互相熟悉、彼此照顧。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
胡同之外的人們會將這裡稱為北京的「貧民窟」，麥可不以為然：「如果我沒有在這裡住過，如果我不知道人們在這裡是如何生活的，我可能也會認為這裡就是個『貧民窟』。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貧民窟』是疾病與『問題行為』的滋生地。但是胡同卻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地方。這裡的街道很整潔，人們也彼此互相關照。在這裡，我的自行車不會被偷走，我也從沒有看到過一次酗酒打架事件，這和北京別的地方都不一樣。這裡不是『貧民窟』—這裡是藍領居民區，或者叫工薪階層聚居區。」
當時大柵欄所屬的宣武區是北京外來務工人員的集中地。大柵欄的胡同中也住著很多從五湖四海來到北京打拼的外地人。
「我來到這後發現，胡同就像一個大熔爐。它讓外地人能夠在北京生存下來，並且在市中心有一處能夠負擔得起的居所，他們在這裡各自為生活打拼，最終融入本地居民之中。他們的方言變成了京腔兒，他們很自豪地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北京的學校讀書，也同樣樂於為北京納稅。像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都願意移居大城市一樣，他們來到北京是為了讓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麥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和許多外地人一樣，麥可最終在胡同裡找到了歸屬感。住進胡同一個月後，他毛遂自薦，成為炭兒胡同小學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外教。從此，胡同裡的居民按照麥可中文名「梅英東」的姓，稱呼他「梅老師」或「小梅」，而不再是「老外」。
「我從一個陌生人變成了那裡的一員。比起遠遠地在胡同外觀察記錄，我覺得成為胡同居民的一分子，為那裡作出貢獻感覺更好。」麥可說。
無形巨手
穿行於大柵欄的大小胡同間，常常會有沉悶的大錘敲擊聲從不遠處傳來，讓麥可心中一震—又有哪座老舊的四合院被拆了。
隨著北京奧運會的臨近，麥可發現，越來越多的老房子上，出現了「拆」字符號，同時出現的還會有一張告示，宣布將在幾天內開始一個社區的「再開發」。
「在胡同裡，對於生活，你很難作出長期規劃，因為不知道哪一天，那隻『無形巨手』就會伸向你，然後你就不得不搬家。」麥可對本刊記者說。
2005年，一個權威的政府智囊機構發布了一份《北京城區角落調查報告》，其中提到，「為了『新北京，新奧運』戰略構想的全面實施，我們不能忽視『城區角落』，必須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報告中的「城區角落」，特指那些住房密度高、道路狹窄，綠化少，並且「環境混亂」的地區。其中列出的343個城區角落中，大柵欄等胡同集中地區赫然在列。
造成胡同「環境混亂」這一困境的原因，在麥可看來，主要是胡同裡所謂的房東沒有房屋的所有權，僅有使用權，因此不願自掏腰包為院子的修繕和維護埋單。
麥可發現，被拆遷胡同的居民抱怨最多的，是開發過程往往缺乏透明性，拆遷和改造計劃沒有公之於眾。
「『無形巨手』從不會耐心坐下來，接受採訪或與大家討論磋商。北京沒有奧斯曼男爵(19世紀法國城市規劃師，因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聞名—記者注)，沒有任何一個或一群有名字有面孔有聲音的真實的人，大膽站出來說，『我們要對這個城市做這做那，原因是而你們將感激我們這樣做，原因是即使現在不感謝，以後也會。』」
「是誰在拆這些街道？是誰從中獲利？我發覺，很多北京人越發感覺在自己的城市裡反而像個客人。普通民眾感覺他們在『拆或建』的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任何機會去詢問這樣不可再生的空間為何要被拆除，而去建設那些看起來沒有任何特色的商業設施。」麥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盼拆，怕拆
在大柵欄即將被拆除的傳言四起之時總是鄭重其事地宣稱自己永遠不會離開的鄰居老太太，來向麥可告別。她賣了自己的房子，要和家人搬去公寓樓居住。
「我的房間賣了個好價錢。肯定比這片兒拆遷的時候給他們的賠償金高。」她告訴麥可。
雖然老太太一再強調，離開這個住了45年的家自己一點也不傷心，但還是忍不住感嘆，住這樣的房子，大家總能互相說說話，相互幫助。住樓房的話，大家互相不打招呼，也不認識。
真正融入胡同生活後，麥可逐漸理解了這裡的居民們對胡同矛盾而複雜的感情—儘管大多數居民都熱切期盼能搬出擁擠不堪的大雜院，搬進現代公寓，但還是有數量可觀的人們不願去往往在城郊的新居。在胡同的街頭巷尾流傳著一句話，「盼拆，怕拆」。
「老房子擁有的不僅是磚瓦，它們也承載了人們的記憶，一座城市的記憶，一座城市的精氣神兒。眼睜睜看著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被夷為平地，很多北京人都感到很傷心。他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兒，因為那些留下他們兒時或全家記憶的地方都消失不見了，就像他們自己的記憶也消失了一樣。」麥可說。
對於那些在胡同中謀生的外地人來說，現實可能更加殘酷：胡同拆了，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再以低廉的租金在北京市中心的黃金地段租下一個做小生意的門面，也許自此無法在北京立足。
「每當我來到胡同之外，就會深深想念這種人情味。」麥可說。在他看來，最讓胡同居民們不舍的，是他們長期以來在此形成的精密的社會關係網絡—街坊鄰居彼此相識，基本不會有人不由分說指著陌生人的鼻子破口大罵；不會有汽車響著刺耳的喇叭，讓你停下讓道，再絕塵而去。鄰裡街坊之間，沒有劍拔弩張的『交戰』，而是倡導彼此原諒和寬容。
「胡同當然應該被保留，特別是在眼下，剩下的已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但是我也覺得，不管它是多麼獨特的存在，也沒有人必須在其中艱難地生活。我們還是應該區分那裡的居民生活和歷史建築本身的價值。」麥可對本刊記者說，「最理想的狀況是，讓想留在那裡的居民留下，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給他們安全感。」
對於大柵欄地區胡同的保護，麥可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我認為解決的辦法可能是要將使用權徹底轉為產權。同時在有效監督下促成四合院建築的復原大柵欄地區原有10000居民，現在已經增加到60000，所以必須通過補償的方式鼓勵一部分人搬遷，以達到瘦身的目的。」
不過，他也承認，「這說起來比做起來容易得多」。
他們為何來到中國
志願者們沒有工資，要和當地人一樣地生活工作—做同樣的事情，吃同樣的食物，說同樣的語言
1995年，23歲的美國青年麥可·麥爾，作為美國和平隊的志願者，第一次離開家鄉，來到中國四川內江做英語老師。
「在美國人心目中，和平隊就是自1960年代甘迺迪政府執政期間開始的一個對外援助項目。它的目標是讓外國人了解美國，也讓美國人了解外國。」麥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很慶幸能有這樣的機會，讓我離開家鄉，去外面看看那些我自己可能永遠也到不了的地方。」
和平隊規定：申請者必須年滿18歲，且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志願者一般要服務兩年。
甘迺迪的提問
1960年10月14日，正在競選美國總統的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密西根大學發表演講。
「你們當中有多少個準備當醫生的人願意到加納行醫？未來的技師或工程師們，你們有多少人願意在外交領域工作、奔波於世界各地？」甘迺迪問臺下的同學們。
幾個月後，在總統就職演說中，他拋出了一句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1961年3月1日，就任總統數月之後，甘迺迪籤署了第10924號行政命令，下令成立與管理和平隊，通過政府來招募和管理美國境內願意為第三世界服務的志願者。這項命令於同年得到美國國會以通過《和平隊法案》的方式授權。
按照《和平隊法案》的規定，和平隊的宗旨是：「促進世界和平和友誼，為感興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有能力，且願意在艱苦環境下在國外服務的美國男性和女性公民，以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獲得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
5個月後，第一批和平隊隊員開赴加納。
臨行前，甘迺迪接見了他們，說：「有數以億計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們將只與其中一小部分接觸。但是，在那些國家裡，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們的強烈印象，取決於他們的判斷，取決於你們的表現。」
甘迺迪告誡志願者們，他們的生活不會輕鬆。志願者們沒有工資，要和當地人一樣地生活工作—做同樣的事情，吃同樣的食物，說同樣的語言。
和平隊的隊伍不斷壯大。隨著更多政府邀請和平隊去他們的國家工作，這個項目很快就從最初的兩個國家(加納和坦尚尼亞)擴展到了數十個發展中國家。
服務國家達139個
自和平隊成立以來，志願人員不斷被派駐到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往往深入派駐的市鎮和村莊，與農民、教師以及醫療人員一起工作，教授英文或商業課程，乃至幫助養殖魚類、家禽和牲畜。
上世紀70年代是和平隊極其活躍的時期，派駐任務更有針對性，志願者工作經驗也更加豐富。到1974年，和平隊已應邀在69個國家工作。1979年，和平隊在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內部不再從屬於國務院，獲得了完全的自主權。
1991年蘇聯解體後，和平隊的志願者首次被派往東歐的一些國家，「協助市場經濟轉型」。
「9·11」恐怖襲擊之後，出於安全考慮，和平隊關閉了一些中亞國家的項目，轉而投向了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區。
根據和平隊官網上的資料顯示：迄今，已有超過21萬名美國人擔任過和平隊的志願者，服務國家達139個。至今，仍有8000多名和平隊志願者在77個國家服務。工作領域包括教育、醫療、愛滋病防治、商業、環境、農業和青少年發展等。
對和平隊的工作成效，美國政府和國會不定期地委託美國大學或民間評估機構，到第三世界國家對和平隊的工作進行評估。
對於和平隊的懷疑和抨擊從來沒有停止過。從1961年的奈及利亞開始，不斷有國家指和平隊是「間諜」、「新殖民主義者」，等等。
超過700位美國志願者在中國服務
在中國，和平隊有另一個名稱—「美中友好志願者項目」。
1988年，中美雙方就美國派遣和平隊志願者來華任教達成原則協議。1998年6月29日，教育部與美方在北京籤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在中國實施美國志願者項目的協議》。
項目由外交部負責協調，教育部歸口管理，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具體實施。根據協議，志願教師主要在四川、重慶、貴州和甘肅等西部四省市從事高等師範專科院校基礎英語和環保課程的教學，任期兩年。
開始在中國服務之前，每個隊員都要接受崗前培訓，內容包括了解中國教育系統，教學法培訓、漢語培訓、跨文化培訓和醫療培訓。在最初幾個月的崗前培訓期，培訓隊員居住在中國家庭裡。崗前培訓還包括為期三周的針對中國學生的教學實習。
1993年，和平隊首批志願者到達中國，以教英文為主。迄今，已有超過700位美國志願者在中國服務，志願者的人數還在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