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1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來，我現在想起來呀，我這十多年的時間恰恰是北京變化最大的時候。我是18歲的時候來到北京。其實我當時知道這個二環路是拆城牆拆出來的時候，我當時心中最大一個念頭就是，為什麼那個時候沒有來徵求我的同意，我那時候還沒有生下來呢。為什麼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就會來問這個事情，其實想想這是蠻愚蠢的問題，你那會兒哪有，還不在這個世界上。當後來我讀到英國古建築保護先驅威廉.莫裡斯有一句話，他說這些建築決不僅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他們曾經屬於我們祖先，也將屬於我們的後代，除非我們把它摧毀，或使它變成假貨。我們沒有權利任意地處置它，我們只是後人的託管者。我想這句話使我找到答案，我那一刻我為什麼會這樣來問，所以有時候我也想，我們這一代託管人，我們也要盡職，我覺得這是個道德問題。
那麼這十年我在當記者來做這個事情，可以說是北京城變化最激烈這麼一個十多年。可以說這20多年的變化，可能要比那會兒拆城牆的時候變化還要大。我以前老是覺得城牆拆完了這城就沒了，後來我有一次是採訪了貝聿銘先生，貝先生就跟我說我1978年來北京的時候，北京城還好好的。我當時一聽怎麼會還好好的呢，城牆都沒有了。但仔細一想，他說的有道理，那會兒也就是城牆沒了，也就是被「扒了一層皮」，裡面那些胡同、四合院都還在。所以貝先生那一次，他帶了一個美國建築師代表團到景山去看，貝先生看了之後就很激動，因為整個古城那個氣勢還在，從景山上看這個城市完全是一片綠海，我說就是在樹林裡面「種房子」，這個城市只有幾種彩色，綠海下面是青磚灰瓦的四合院，然後中軸線上金紅二色，就這麼幾種彩色，就這麼幾種建築材料，它就如此激動人心，貝先生看了之後就轉過身來，就給那些美國建築師同行說了一句話，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貝先生已經是美籍華裔了，他還說我是個中國人。但後來我採訪他的時候，他說，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拆得太多了，四合院、胡同應該成片成片地保留，應該這樣子，就很痛苦。
後來，在蘇州有一次會上，貝聿銘先生和吳良鏞，還有周幹峙好幾個院士談一個建築方面問題，也就談到北京的建築問題的時候，我在邊上聽著，貝聿銘先生就說了一句話，說北京的建築問題我搞不清楚，我是個外國人，我說不清楚。所以我在那兒聽著，真是心中滋味特別複雜。所以我就覺得，這又使我想到剛才我講的那個問題，這是一個我們要把它傳給我們的後人的問題。
那麼現在北京城是一個什麼情況呢？北京古城它的面積是62.5個平方公裡，北京的規劃市區1040個平方公裡，那麼北京古城在這裡面只佔規劃市區面積的6％，就這麼一點點，6％。那現在呢，這6％這裡面還剩多少面積呢，62.5個平方公裡這裡面被拆改的已經超過一半了，風貌還比較完整、成片還能夠看出來的不到15個平方公裡，還包括了公園、水面這些。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容忍了吧，那麼反過頭來我這十多年一直在驅使我來調查這段歷史，最大的動力就是現實當中我遇到的各種矛盾，比如說交通擁堵、環境惡化，還有各種各樣城市拆遷過程當中的矛盾。
後來我就怎麼說呢，我就有一天突然就看到這麼一張圖。這是梁思成先生和陳佔祥先生在1950年做了這麼一個圖。大家看得很清楚，圖的左側：公主墳和月壇之間是一個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區，右側大家看得到就是舊城。當時在1949年，定都北京之後，這個城市該怎麼發展，其中遇到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央的行政區應該擺在什麼地方。當時梁思成和陳佔祥先生做一個「梁陳方案」，就說應該擺在西邊，不要擺到老城裡面去。當時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主要是蘇聯專家就反對這個事情。蘇聯專家就認為，因為莫斯科在三十年代也搞了一個城市規劃的國際招標，也有人說把莫斯科古城完整地留下來，把新的這些功能擺到外面去，這遭到了史達林的批判，所以說，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是錯誤的，尤其他們還舉出來說，沒有那麼多錢來蓋這個東西，因為再發展新區的話，你還要為它配套50％投資的這麼一種配套設施，而老城裡面有這些東西，於是這個方案由於種種原因被推翻了。
那麼我在了解這個事實的時候，我看這個方案的時候，突然有幾個方面就很深地打動了我，我就發現蘇聯專家講的這些東西都是站不住腳的。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的北京古城130萬人口，62.5個平方公裡，這個人口的密度是相當大的。每平方公裡超過兩萬人，紐約八千多人，倫敦四千多人。所以那個時候北京古城裡面雖然是平房，但它是連排的，高密度的這樣一種平房，它能夠裝下那麼多人，沒有什麼空地了。所以說如果你要把大量的人口搬進去的話，勢必導致大量的人口要外遷，所以梁思成先生說了，要外遷的話，這些人也得給他配套這些服務設施啊，這50％的錢跑不掉；另外，他還說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如果把這些功能擺進去，在老北京上面建新北京，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這些人他首先不願意外遷，因為他要上班比較方便，他願意在邊上擠著、湊合著，但如果真正地要外遷的話，那麼他長距離的這種上下班進出城就開始了，他說哪一天北京城出了問題，這就是禍根。我一看，對呀，這些年我做記者我做過調查，我們在新華社要做很多調查，為什麼在北京的郊區出現了這種像望京、回龍觀、亞運村北部等等，二三十萬這樣一種社區，這種社區居然就是個睡覺的地方。而二三十萬人口是個什麼概念呢？在一個發達國家就是一個中心城市的概念，但我們這些郊區出現這麼大規模的社區，居然沒有地方上班，這些人整天要進來上班，每天出去，試問要有多少高速路，多少輕軌，多少鐵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梁思成說，這個城市要平衡地發展。平衡地發展就是說它的就業和居住應該是平衡的，如果把新的功能擺在外面去，周圍配套住宅，大家可能通過步行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必要製造長距離的這種機械交通，這個是很深地打動了我。
另外，他還說了一個，這個市區要為這個環境容量所限，是一個有限度的市區，他理想當中就認為，這個城牆就像是一個限制，正好這裡面裝這麼多人口，夠了，那麼我們可以再跳出去在另外一個合理的位置，再有新的功能，它是一個平衡的社區，之間用綠地來隔離，他是這樣來設想這個城市。那麼我想這個東西，我們用他的這種方法來看今天的北京這個城市問題，哎呀，依然我會非常感動，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城市以老城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擴，攤大餅攤得非常地厲害。我曾經寫過一份調查報告，有些人就非常不高興，說王軍你憑什麼說北京攤大餅呢？我們明明是中心這個大團，和周圍像石景山、定福莊，北苑、南苑，我們是有綠化隔離帶的呀，我們有綠化隔離帶你就不能說我們攤大餅了。後來我說這個綠化隔離帶，這幾十年一直受到蠶食，有些地方幾乎連片，所謂塗抹的那個綠都是假的綠，我說即便它還真實存在的話，我說不就是大餅裡面夾根蔥嗎。
而這裡面的狀況是什麼樣一種狀況呢？地下水嚴重汙染。現在二環路以內這個老城區，每一百平米的土地上面的房子是108（平米），而近郊區的這個數字才有18（平米），所以我看到這個數字我挺難過的，我感覺到我們這幾十年一直在折騰就這麼一小塊地方，而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它成一個死疙瘩了，三分之一的交通量要在這裡面發生，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城市功能在這裡面，我們的新北京就這樣壓在老北京上面，其結果怎麼樣呢？我想說的一句話就是，把老北京毀掉的時候把新北京也毀掉了。因為你要在這裡面發生那麼大的建設量，你要把這胡同、四合院全拆掉，要發生大量的搬遷，現在拆遷的費用佔到整個項目投資的60％還有70％，那麼只能把房子蓋得越來越多。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的話，北京現在建築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如此之高，這樣一種超規模發展的情況下再這樣發展下去，新北京也要遇到很大的問題。所以我當時看到梁思成和陳佔祥的這個方案的時候，我就特別地感動，我倒不是說要把這個方案再回過來重新實施，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它這裡面有很多思想的精髓是值得我們去汲取的。
(責任編輯：李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