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三城記》
作者：[美]邁克•拉波特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0年6月
定價：68.00元
字數332千字/436頁/
內容簡介：18世紀下半葉是歐洲和北美政治劇變的時代：1756—1763年，七年戰爭同時在兩個大陸進行；1775年，北美十三州宣布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而城市則是這些進步運動上演的舞臺。與今天一樣，當時的巴黎、倫敦、紐約既是政治權力中心，又是商業財富、文化藝術中心。三大城市構築了大西洋世界，關於自由、解放、平等的新思想在這裡傳播，各地的進步運動遙相呼應。
作者邁克•拉波特相信「城市是其自身歷史的參與者」。本書著重探討了革命時代的巴黎、倫敦與紐約這三座城市如何在象徵意義及事實意義上逐漸演變為權力鬥爭的場所；各派勢力如何佔領、利用、改造城市的空間和建築以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城市的景觀又如何反過來成為革命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改變整個革命的進程。
通過各類檔案、書信、遊記與目擊者的證詞，拉波特從視覺、聽覺以及嗅覺等多重角度生動描繪了一幅當年的城市全景，並將城市的歷史與革命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讀者將跟隨作者的步伐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遊覽法院、立法機構、咖啡店、小餐館、酒館、廣場、公園等場所，還將看到城市中的男男女女——戴假髮的貴族與律師、手繭粗糲的工匠、揮舞著羽毛筆的學者、性情潑辣的販子，以及水手、奴隸——如何在其間生活，歷史又如何在其間展開。
邁克•拉波特（Mike Rapport），生於美國紐約，在布裡斯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法國史學者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曾任教於斯特林大學，2000年被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成員，現就職于格拉斯哥大學。
拉波特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革命，包括1789年法國大革命、英法美革命的比較，曾參與「革命的多米諾骨牌」項目，探討1848年革命對現代世界的影響。代表作包括：《1848：革命之年》《法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和公民權利》《拿破崙戰爭導論》（牛津通識系列）等。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
1789年的巴黎、倫敦和紐約：變革中的城市與歷史的記憶
革命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它可能是社會的劇變，是政治的全面改革，或是文化的轉變，但革命的過程——從舊秩序的崩潰到新秩序的建立——總是要依託於某個位置、某處地理空間、某種環境。下面這些話可能是老生常談，但革命的重大意義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革命是對舊政權的反抗或者暴力行動，部分目的是要實際地奪取政治權威或政治權力的位置，其途徑是極端的、多種多樣的，包括阻斷和控制通信聯絡、攻擊和驅逐前政府工作人員、奪取武器和鞏固防禦陣地。第二，有些革命不光要更換當權者，同時要求更深層次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它將充分利用現有的公共建築和公共空間以安置新的公民政權機構。革命者不僅根據現實的目的接管、改造這些場所，而且利用它們發送各種政治信息，例如給建築物刷上各種口號，塗上特殊的色彩，加上各種象徵物，這種做法旨在培養支持這套全新的政治價值觀的公民。第三，革命運動不只是在特定的場所動員支持者、接觸公民，它超越空間的限制，克服距離帶來的困難（在城市則是應對人口密度過大的挑戰），通過各種方式讓革命深入每個街區、每條街道及每戶人家。
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都達到了上述規模。這兩場革命造成的衝擊幾乎波及政治、文化、社會等人類經驗的各個領域，從貴族的宅邸到勞動人群頻繁光顧的酒館都被震動。革命的希望、恐懼、理想與仇恨透過語言、暴力和政治文化得以表達：遊行、象徵、標語、口號、歌曲、音樂、小冊子、畫報、出版物、版畫、紙牌、服飾、家具，甚至是髮型。經歷著革命的人們隨時感受著情感的劇烈波動：恐懼、希望、興奮、絕望，他們忍受著飢餓帶來的疼痛，耳邊是混合著激烈的辯論的倒咖啡或啤酒的聲音。這兩場革命都在多個場所進行。與所有革命一樣，它們在爭奪對空間的實際控制權。在紐約，革命者於1776年夏打了一場城市保衛戰，並驅逐了城裡的效忠派分子。在巴黎，各方於1789年7月打響了爭奪城市控制權的戰鬥，1792年8月10日爭奪杜伊勒裡宮，1793年5月暴力爭奪對國民公會場地的控制權。倫敦在這些年當中避免了革命，但它同樣被政治辯論與政治衝突動搖——並且伴隨著流血事件——其核心問題是「人民」的權利與政治改革。這些辯論與衝突引發的爭奪城市空間的戰鬥不亞於巴黎與紐約，城市裡的激進派與效忠派之間爭奪酒館、勞動人口的通信和組織渠道的使用權。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
印刻在城市公眾場所和建築物的磚塊、灰漿與屋頂上的政治轉變也同樣重要。在革命中的紐約與巴黎，動亂即刻表現出來的顯著特色是革命者接管、改造舊政權建築物與空間的方式。紐約華爾街的市政廳變成了宏偉的聯邦大廳。巴黎的革命者接管的房產、地產更是豐厚，其中包括古老的王家騎術學校、杜伊勒裡宮、羅浮宮，以及許多修道院、教堂和神學院，以適應新的公民秩序。對於革命者而言，僅僅控制這些空間與場所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向所有人昭告新秩序的誕生。裝飾著美國鷹的紐約聯邦大廳不光是要在視覺上傳遞共和的原則，它通過一磚一瓦流露出對政權永恆的渴望，向所有人宣告這個新秩序將萬古長存。在巴黎，在恐怖統治生死攸關的1793—1794年，杜伊勒裡宮中央入口上方那頂巨型的弗裡吉亞紅帽子自然是革命的象徵，然而它所在的位置——從前王室寢宮的上方——同時也在宣布這座宮殿歸共和主義者所有，它堅決而歇斯底裡地表達著法蘭西共和國依然穩固。兩座城市的革命者意志堅定，不走回頭路，這一決心也通過破壞地標建築物得到了表達。紐約人（1776年）和巴黎人（1792年）都曾推倒王室的雕像，巴黎那場象徵性弒君後5個月，路易十六被斬首。兩座城市裡許多地方的名字也被更改，意在抹去舊時代的痕跡，不過巴黎的進程比紐約更激烈、更徹底。此外，兩座城市都經歷了戰爭的衝擊，並感受了戰爭與革命的關聯性。1775—1776年的紐約和後來的巴黎（特別是在1793—1794年），軍事備戰在全城的建築與空間中進行，同時對人民的政治動員和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打壓滲透到各個街區與街道之中。
不過，這三座城市經歷的不同之處也很重要，因為這些差異是三個國家選擇不同道路的表徵（而非原因）。紐約市外觀的變化與其戰後重建緊密相關，戰後的和平環境讓這段經歷成了相對美好的回憶。此外，1783年後政治變革過程中的溫和性也表現在戰後的建築環境中。紐約人只是簡單地佔據並裝修了那些已有的、曾為殖民地時代政治生活服務的建築，這是因為儘管新政權已經民主化並去除了王室權威，但它的機構——州長、市長和市議會等——事實上都繼承自舊殖民地的政治體系。事實上，革命後紐約城市景觀的最重大變化主要由公民社會而非政府機構促成，例如唐提咖啡館、坦慕尼協會，或者非裔美國人教堂的修建。這些社團、建築從文化參與、經濟復甦、社交活動和爭取進一步解放等方面體現了戰後的繁榮。
巴黎城市外觀的革命性轉變從1789年便已開始，與紐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變革的社會背景最初是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貧窮，接著是1792年日益惡化的各種軍事、社會與政治危機。不管革命者多麼雄心勃勃地計劃為新公民秩序建造專屬於它的場地，他們從來沒能負擔起這樣的費用。他們轉而佔領並改造舊時代的建築，特別是教堂、修道院、貴族宅邸和王室宮殿，而這些建築當初的修建與革命者的目的毫不相關。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建築內部裝修的改造、內部空間的重組，並裝飾上革命的象徵物，對建築的改造反映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他們要在這個基於特權與絕對王權的共同體社會當中建立起一種平等的秩序。滿街飄揚著三色旗，昔日修士與修女安靜冥思的居所裡建起了座席與旁聽席，這些轉變不但完全改變了曾經熟悉的建築的外觀，而且將革命引人注目的標誌展示給了所有公民，他們的城市的外貌正在發生變化。在兩座革命的城市裡，城市景觀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以號召和鼓勵公眾融入新秩序的價值體系當中。如前文所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革命者既給建築裝飾上了新秩序相關的標誌，又舉行遊行和慶典（聯邦大遊行、華盛頓總統就職典禮、聯邦節、至上崇拜節），在象徵及現實意義上使用特殊的場地。同樣，無論在紐約還是巴黎，某些有象徵意義的地點總是被用來喚起或鞏固人民對新秩序的忠誠，這些建築原先有其實際或戰略作用，後來則作為革命聖地具有了歷史價值。此類地點包括紐約市的公共廣場和巴黎的巴士底獄：公共廣場是紐約人樹立自由杆之地；巴士底獄則從一個火藥庫和令人生畏、臭名昭著的堡壘變成了革命的象徵，象徵著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需要衝破的艱難險阻。
倫敦的情況完全不同，與其他兩座城市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比。大英帝國的首都沒有經歷革命的震撼，因為這個國家及其支持者都積極地保衛現有秩序，特別是在1793年與老對手法國開戰之後，英國國內更是愛國主義熱情高漲。此外，英國改革運動當中的進步思想並不比紐約和巴黎少，但它採取合法的方式，要求溫和的改變，這一特點從倫敦激進派利用城市建築的方式就能看出。英國的激進派從來不會將現政權的建築據為己有，他們選擇在日常活動的地方開展活動，比如咖啡館與酒館，倫敦的公民社團也在這些場所運行。這大概也是他們在面對效忠派的壓力時如此無力的原因。效忠派之所以取得壓倒性勝利，不光是因為政府幫助鎮壓激進派、效忠派無孔不入的宣傳和民眾之中強大的保守主義；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們可以緩慢但穩步地佔領激進派的活動場地——城市文化生活與政治辯論興盛的咖啡館和酒館。
倫敦的城市景觀沒有經歷過激進的改造，但它與其他兩座城市一同見證了政治激進主義浪潮對整個城市空間的衝擊。舉個例子，紐約的美國革命、巴黎的法國大革命和倫敦的城市激進主義運動當中都出現過政治主動權、政治活動和政治動員地點的變動。政治討論與文化辯論從前只局限在舊制度的議事廳與宮殿中，如倫敦城的市政廳與市長官邸、紐約的市政廳與喬治堡、巴黎的司法宮；現在，它們轉移到了公民社團活動與社交的場所，例如紐約的咖啡店、倫敦的書店和巴黎的咖啡館與沙龍。在革命時代，政治活動擴散到了更遠的地方，進入了紐約與倫敦的酒館。在紐約，酒館是民眾領袖與工匠、海員打成一片的地方，殖民地精英與民眾為了反對英王而結合在一起。在倫敦，酒館是工匠與手藝人在結束了一天的勞作之後自然的休閒社交場所。在巴黎，政治主動權轉移的標誌是1789年抵抗王權的地點的轉移——從司法宮的高等法院轉移到了羅亞爾宮的遊廊、商店與花園裡。
這些場所與地點上的變化，反映了革命與激進政治擁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參與政治行動與辯論的人不再局限於傳統上在政治事務中佔統治地位的精英階級。參與政治的普通勞動群眾在空間中的表達擴張到了有史以來最遠的地方，涉及的範圍最廣、利用的場所種類最多，社會各界的大批群眾能夠在一處集會，比如倫敦的聖喬治草場、紐約的公共廣場，以及18世紀80年末巴黎的羅亞爾宮。國家政治的焦點問題——威爾克斯與自由、《印花稅法》、反對波旁王朝的「專制」——將整座城市的人吸引到了這類政治動員的地點。此外，民眾的動員活動將革命政治與某些共同體或街區勞動群眾的特殊關注點和利益相結合，例如紐約的海濱地區、巴黎的聖安託萬區與中心的大市場區。如我們之前在巴黎的街區中看到的，它們自身的地理位置與地形狀況就能夠強化街區居民的團結程度，進而催生出武裝力量。它們的力量足以決定革命的方式與方向，就像大市場區的女商販與婦女政治俱樂部的激進分子之間的衝突那樣。至於紐約，女王街富人區與海濱地帶並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反《印花稅法》抗議遊行的路線。
到目前為止，這些空間上的擴展都是偶然的，是越來越多的民眾社會團體捲入這個時代政治紛爭的表現。然而同樣令人矚目的是，革命者與激進主義者想方設法，試圖克服城市距離遙遠和人口稠密帶來的一系列困難，將政治動員滲透到最基層。巴黎與倫敦都通過建立社會關係網的方式達成目的。在巴黎，這些社會關係網絡包括大眾社團，這些社團有的獲得了科德利埃俱樂部的支持，有的乾脆就是俱樂部建立的。此外，巴黎的社會關係網絡還包括各個選區本身。在倫敦，則有倫敦通信會的支部型結構。美國革命期間的紐約通過市民的積極參與，成功實施了抵制英貨和驅逐效忠派分子的連續行動，當時甚至每個家庭購買、消費的物品都受到監視。
在正式的政治組織結構方面，最激烈且引人注目的發展過程來自革命中的巴黎，大眾團體與選區正是「底層的」主動性與「上層的」政策碰撞之處。作為新秩序政治結構中的一部分，巴黎的各選區有它們各自的議會、委員會、國民自衛軍分隊和治安法官，它們合法地佔據、改造那些老建築，特別是遍布整個城市的教堂和修道院，並將政治象徵物與政治信息印刻或裝飾到上面。這些選區的建立令政治活動在組織結構和現實可見的意義上深入最基層的城市生活中，在城市的每一個社區，選區的建築都在提醒人們革命正在進行。相反，倫敦通信會第一次嘗試組織正式的、跨越整個倫敦的激進派組織，然而它的成就是脆弱的。通信會的各個支部在酒館集會，但酒館的營業許可證卻掌握在對激進派滿懷敵意的治安法官手裡，通信會的基地極容易被有政府支持的效忠派奪取。在城市的基層和各個街區，通信會的勢力也遠不如效忠派，通信會的支部從未成功在各街區紮根，這令他們更容易遭到敵對者的恐嚇和政府密探的滲透。
城市的景觀是革命與激進主義運動的背景，是它們印刻和傳遞信息之處，其中建築和空間都是政治衝突的場所。城市景觀的革命性轉變讓城市本身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本書將城市中的群體——無畏的人們、怒不可遏或充滿希望的社區——的故事編織進了這個關鍵而動蕩時代的城市建築布局變化史中。筆者希望本書能夠證實一位歷史學家對巴黎的評價——「城市是其自身歷史的參與者」。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城市是變動無常的。法國大革命的戰爭結束之後（部分因為這場戰爭），倫敦迅速崛起，這座大英帝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煙囪林立，這種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德國的炸彈改變，經過戰後重建，古老與現代的景觀拼湊出了一幅迷人的畫卷。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美國向西部的擴張和紐約自身商業中心的位置，紐約這座城市瘋狂地向北部、向曼哈頓島外擴張，當年在街道上兵戎相見的革命者與效忠派如果活過來，一定認不出這是紐約。革命後的巴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拿破崙•波拿巴以他嚴謹認真的建設計劃開啟這一進程，不過把它推向頂點的是奧斯曼男爵。他在19世紀50—60年代擔任拿破崙三世的塞納省省長，負責監督翻修房屋、鋪設林蔭大道、挖掘下水道、修建市場、建設公園，這些工程奠定了現代巴黎的基礎。城市一直在適應時代的需求，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被破壞、被重建。
摘自《1789：三城記》前言
高見書單出品人 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