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中央文史研究館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組織編輯的《館員履職軼事實錄》（暫名）一書，今年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中央文史研究館和地方政府32家文史研究館館員的近百篇文章，以館員履職親身經歷為切入點，以獨特視角講述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館館員致力於傳承、弘揚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展文史研究、藝術創作、建言獻策、統戰聯誼的生動實踐，也是廣大文史館員心憂天下、淡泊名利、老驥伏櫪、敢於直言、傾心公益的高尚風範的生動縮影。
本期選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樊錦詩的《初心始終在敦煌》，以饗讀者。
2019年9月17日，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習近平主席籤署主席令，授予我「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這是對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褒獎。2019年10月，《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一書由譯林出版社出版，這是對我與敦煌近60年情緣的一次總結和回顧。
圖 | 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授勳章獎章。樊錦詩，是全國唯一一位「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圖片來源於新華網，新華社記者鞠鵬 攝）
我今年（2019年）81歲了，一生經歷很簡單，生在北京，上海長大，北大求學；1963年到敦煌工作，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長，2015年任名譽院長；2007年11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那一年，我69歲。然而，在千年莫高窟面前，我還只是個在河灘上撿拾美麗石子的孩子。
圖 | 樊錦詩在敦煌
01
把保護敦煌文物作為一生的使命
從到敦煌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敦煌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視為自己的使命。半個世紀過去，初心不改，使命依然。
1998年左右，全國掀起「打造跨地區旅遊上市公司」熱潮，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捆綁」上市。當時我堅決不同意，硬是把壓力都頂了回去。現在說起來，我還是堅持當時的立場：文物保護是很複雜的事情，不是誰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錦詩不想讓位，你要是做不好，把這份文化遺產毀了怎麼辦？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莫高窟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好祖先的遺產，如果莫高窟被破壞了，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面對敦煌旅遊開發的熱潮，我內心也非常矛盾，敦煌作為世界獨一無二的遺產，應該展示給公眾。可是這些洞窟還經得起過多的參觀嗎？
1979年是敦煌石窟剛對外開放的第一年，遊客才一兩萬人次，1998年上升到20萬人次，2001年又升到31萬人次。此後每隔兩三年以10萬人次的速度增加，至2014年達到81萬人次。2015年增至115萬多人次，2016年又增至135萬多人次，2017年再增至170多萬人次。我們經過多年科學的調查、計算與核定，已正式公布了莫高窟的日遊客最高承載量為6000人次。但是近年莫高窟每到旅遊旺季（5-10月），遊客人數遠遠超過了日最高承載量。敦煌莫高窟這份具有無與倫比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應該向公眾展示，讓人民共享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可是，這些洞窟普遍空間狹小，壁畫和彩塑採用的泥土、草料、木料和顏料等材料十分脆弱，綿延千餘年的洞窟文物，幾乎普遍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各種病害。每天超量的遊客進入洞窟帶來了溫度、相對溼度以及二氧化碳濃度的持續升高，對壁畫和彩塑保護造成潛在的威脅，甚至會使壁畫已有的病害雪上加霜。如今莫高窟相當於「重病在身的老人」還在繼續負重。
為了這個問題，我在2003年提出了《建設莫高窟遊客服務中心的建議》。2008年，國家投入2.61億元用於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包括敦煌莫高窟遊客服務設施工程、崖體加固工程、棧道改造工程、安防工程，以及莫高窟崖頂風沙防護工程等五個子項目。
2011年，風沙防護工程、崖體加固工程、安防工程相繼完成。通過這些工程，使莫高窟的風沙減少了75%左右，極大地減緩了風沙對敦煌壁畫和塑像的磨蝕；颳風下雨時石窟崖面落石和砂礫明顯減少，防止了大氣降水入滲頂層薄頂洞窟，洞窟壁畫得到了有效保護。在2011年「6·16」特大暴雨災害中，莫高窟崖體屹立風雨安然無恙，飛天仙女壁畫毫髮無損，也是得益於莫高窟崖體加固工程。
圖 | 2009年8月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第85窟指導壁畫數位化工作。孫志軍攝
2014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遊客服務設施工程正式啟動，遊客在未進入洞窟之前，先通過影視畫面、虛擬漫遊、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風貌、歷史背景、洞窟構成等，然後再由專業導遊帶入洞窟做進一步的實地參觀。這樣做不僅讓遊客在較短時間內了解到更多、更詳細的文化信息，而且極大地緩解了遊客過分集中給莫高窟保護帶來的巨大壓力。
為進一步明確莫高窟的法律地位，落實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管理要求，我發起並組織起草了《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該條例已於2003年頒布實施，這是甘肅省第一部為保護世界文化遺產而作出的專項立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及中國《文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體系下，為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法律保障。我們與中外科研機構合作，吸收國際先進理念和管理經驗，編制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明確了敦煌莫高窟20年的保護、研究、利用和管理分項規劃目標與內容，制訂了將其建成為符合國際保護規範的世界遺產地、世界級的遺址博物館、具有國際影響的敦煌石窟研究信息資料中心、石窟壁畫保護研究中心，並發揮相應社會效益的總目標。
成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後，我仍然積極參加文物保護的有關工作。2015年12月，我參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館「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調研組，形成《關於儘快建立高層協調機制以推進海絲申遺工作的建議》並上報國務院，得到有關領導同志的批示。2016年10月至11月，我與其他幾位文史館館員一道，就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與合理利用開展調研，最終完成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與合理利用存在問題與對策建議》，有利於繼續開展敦煌莫高窟管理與保護工作。
圖 | 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甘肅考察。19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查看珍貴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新華社記者鞠鵬攝，選自《求是》2020年第3期
02
保存莫高窟偉大藝術義不容辭
由於莫高窟壁畫在逐漸褪化，這個事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我總在想有什麼辦法把珍貴稀有的敦煌石窟藝術保存下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機會，當我看到了計算機，知道了「圖像數位化後儲存在計算機中可以不變」，深受啟發。經過不斷琢磨，一個構想漸漸明晰起來：可否將敦煌石窟所有洞窟及其窟內的壁畫和彩塑建立數字檔案，使其能「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於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開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畫數位化試驗，並利用改革開放的機遇，與美國西北大學合作，引進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數位技術，採用了覆蓋式拍攝採集和電腦圖像拼接的壁畫數位化方法，建立了敦煌石窟數字檔案。這是一項浩大繁重的工程，我們長期在堅持做這項工程，一定要把全部洞窟的數字檔案完成，並能讓敦煌數字資源為石窟保護、學術研究、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發揮積極作用。
在做數字檔案的同時，我們利用數字資源，使敦煌石窟藝術走出敦煌，走出甘肅，走出國門，讓它「活」起來。我們在國內外舉辦多次數字展覽，舉行了數字敦煌藝術「進校園、進社區、進軍營、進企業、進鄉村」的活動，為參觀的遊客製作放映數字電影，上線「數字敦煌」30個洞窟資源讓全球都能點擊觀看等等。要使敦煌數字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還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今後，我們要加強數字資源儲存管理的安全，「數字敦煌」要進一步實現智慧化的檢索功能，逐步完成敦煌壁畫、壁畫保護、敦煌學等各方面的知識圖譜與知識庫建設，豐富數字展示形式，研發敦煌文化藝術元素自動提取工具，支撐文創產業發展等。
圖 |《我心歸處是敦煌 ：樊錦詩自述》書封（譯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出版）
03
完成石窟考古報告是今生的夙願
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從開始到出版大概用了20年。我的態度是堅持把考古報告做好，再拿出來出版，絕不馬虎，絕不草率。在宿白先生的指導下，通過院內外多學科專業人員的團結合作，採用多種現代科技手段，文理交叉結合，經過反覆研究、試驗、修改，《莫高窟第266-第275窟考古報告》才於2011年出版。2017年，這卷《考古報告》獲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優秀獎。我想在有生之年，要為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繼續做工作。百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項艱巨宏大的工程，這項工作必須堅持長期做下去。
04
命中注定我此生是莫高窟的守護人
中學時期，有一篇介紹莫高窟的課文，深深地打動了我，讓我對敦煌、對考古產生了興趣。1958年，我考入北大，成了一名考古專業的學生。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如今已經56年。在敦煌的時間越長，我對敦煌石窟的感情越深，對敦煌研究院的前輩越發感佩。因為隨著自己對博大、寬廣、厚重、高深的敦煌石窟的價值認識逐漸深入，越發地崇敬她，視同親人般捨不得離開她，總想著如何更好地去呵護她。我們的前輩70多年前離鄉背井，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來到莫高窟，開創了敦煌事業，不僅為我們奠定了繼續發展敦煌事業的基礎，還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之際，我總結了16個字的「莫高窟精神」，即：堅守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開拓進取。
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弘揚、管理工作永遠沒有終點，我只不過是長徵路上的一個接力棒手，前面的路還很長，未來還需要研究院有更多的保護、研究和弘揚的接力棒手，去精心呵護敦煌石窟，代代相傳，薪火不斷。
END
標題書法：楊建臣
特約編輯 管志華 殷之俊/責任編輯 章 潔
新媒體編輯 楊之立
編輯助理 鍾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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