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備受寵愛的江南閨秀，是風華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卻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光陰，守護著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她就是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敦煌女兒」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樊錦詩。
近日，樊錦詩的新書《我心歸處是敦煌》出版，這是她的口述史，由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記錄撰寫。10月21日，樊錦詩接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請，回到母校介紹了這本新書，並和讀者們暢談了自己的學術經歷和敦煌文物保護。
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72窟
在《我心歸處是敦煌》中，樊錦詩首度直面讀者，親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學考古系師從宿白、蘇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學往事，與終身伴侶、武漢大學考古系創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愛情詩篇，五十多年堅守大漠、守護敦煌，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現中國傳統藝術之美的動人故事……
本書獨家收錄了一批從未公開過的資料，展現這位傳奇女性的志業與愛情、困境與堅守，深度解讀敦煌藝術崇高之美，全面呈現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業的篳路藍縷，詳細披露莫高窟「申遺」及「數字敦煌」背後的故事。
樊錦詩介紹，中國的石窟寺考古始於她的恩師宿白教授。「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書，堪稱50年代的學術典範。在此之後，宿白先生又把目光轉向了雲岡石窟研究，這實際上是第一次把石窟寺考古和理論結合起來。1996年結集出版的《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至今仍是考古系師生的重要參考。」
宿白教授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奠定了基礎，但作為一門基礎性學科，石窟寺考古要完成的工作遠遠沒有完結。樊錦詩說：「考古的重要性，就在於它能提供基礎材料；所謂的基礎，就是要包括所有方面的材料。敦煌研究院的意義，在於保存並毫無遺漏地提供所有的資料，給政府，社會和研究者。從而使得不同學科的學者，都可以根據這些資料，研究出不同的方向的成果。」
樊錦詩進一步舉例，比如研究壁畫，不能只關注壁畫本身，只關註上面的故事，要深入到壁畫本身的材料，所用的顏料等等。研究塑像，要知道塑像胳膊裡用的木頭是什麼木材，從而進一步去研究木材使用和時代變遷之間的聯繫。
1964年，樊錦詩在莫高窟工作
因此，對於石窟寺的研究，要有整體的規劃。「僅莫高窟就有735個洞窟，全都要編號，然後按照編號順序或者時代順序，逐一調查。對石窟寺的研究，不能僅是文科的研究，也不能僅是考古的研究。各種研究手段都要利用：文字，測量，照相等等；各種學科應該結合起來：化學，美術，歷史，佛教研究等等。」
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是困難重重，比如所謂的最基礎測量工作就不簡單。從外面看起來，石窟內部都是一個個長方體，但實際並不是標準的形狀。樊錦詩回憶道：「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一開始不會計算複雜的幾何形狀，怎麼都測不準。而聘請的外來測量隊也不能勝任這份工作，因為他們不懂野外考古的專業知識。」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的其他人員，只能一步步摸索探究測量的方法。敦煌清貧苦寒的研究環境也很難吸引外來人才，他們只能自己慢慢培養人才。
「報告出來我第一個去找宿先生。宿先生不滿意我再改，宿先生哪怕罵我，我也不要緊。因為他給我提醒了，給我修改了。直到宿先生點頭了，說可以了。」當時北京大學考古系另一位大家——蘇秉琦教授鼓勵她，「研究漢史的人，都要去讀《史記》和《漢書》，你現在做的考古報告就相當於二十四史。」樊錦詩當時就下決心，不能隨隨便便完成這個考古報告。
樊錦詩和她的團隊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系統的科學的完整的考古報告，它不同於用眼睛看了畫出來的，裡面所有的資料都是測量得出。報告發表後，樊錦詩等著大家提意見，「我等著大家批評，等著大家罵人，但是沒想到還被讚揚。」樊錦詩卻說這是「三個臭皮匠」一起的成果，是北大、清華和中國科學院共同努力的結果。作為研究機構，為國家和社會提供詳盡的資料是一種責任。
「做出來之後，好像還可以。但問題是下一步更難。」第一期對於石窟的測量工作取得了成功，第二階段的工作卻更加困難。第二階段的困難，主要還是技術的困難，要囊括更多方面的資料，需要更多學科的參與。
樊錦詩也對目前的文物保護現狀提出了自己的憂慮。「保護是第一位的。為什麼是第一呢？只要東西在，我就可以研究，我研究不了的可以給其他老師研究。再然後還可以給下一代研究，只要東西在。東西沒有了，你研究什麼。 目前各地都在大拆大建，很多文物都面臨威脅，地方領導對於保護文物沒有積極性。從舊石器時代到現在，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國，文物對於證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沒有文字之前的歷史只有文物能夠證明。」
作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代掌門人，樊錦詩的經驗是，「你不能不旅遊，可你也不能不保護呀。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很多地方以犧牲文物為代價，開發旅遊資源。而很多文物遺產地的工作人員，待遇低工作難。」
樊錦詩的石窟考古成就，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葉侃教授總結的：樊先生做的是最基礎的事情，也是最困難的事情，不得不令人欽佩；而考古界不僅僅只有樊先生，還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默默地做著基礎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