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人來說「中國」恐怕從來都不是一個明確的實體她的龐大和複雜使親身體驗到她的存在的日本人也只能觸摸到她的一個微小的局部因而她的整體形象無法建立在某一個人經驗的基拙上。日本人的「中國」來源於日本人對中國的敘事。這些敘事既包括在普遍意義上屬於虛構敘事文學範疇的小說和敘事詩，也包括那些被以為是紀實、而實際上仍包含了由於對「真實」的人為的取捨和改寫而不經意造成虛構的遊記、報導等。這些數量龐大的敘事來源於完全不同的視角和由此形成的千差萬別的敘事策略，因而彼此之間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使構建於其基拙之上的中國形象變幻不定。
由敘事建構的中國形象有時會取代真實的中國而成為中國認識的主體，它是一個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意識形態特徵的敘事的產物，但是它的文學特徵並不因它的意識形態特徵而減弱。中國在日本近代文學中是一個意識形態形象的同時更是一個文學的形象。
明治年代日本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在德川幕府統治下閉關鎖國達兩個半世紀的日本打開了國門正處在清王朝統治末期的分崩離析的中國暴露在日本人面前。這是日本人與分別了兩百多年的中國的再度相逢。日本人一時之間還難以將記憶中強盛的古中華帝國和今天這個衰敗腐朽的國家街接起來。中國的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巨變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
在明治年代〔1868一1912)初期日本文學正如整個日本社會一樣埋頭於「西洋化」。強烈的改變自身落後狀態的願望和對歐洲近代文明的嚮往使象徵著過去和傳統的日本國學、漢學一起成為被人們急於蛻去的舊殼。日本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學生時代依然在學堂裡用假名注釋誦讀從遙遠的古代就流傳到日本的漢語經典文本那情景如同中國的五四新青年學習四書五經一樣是一種帶有叛逆心理的學習帶著對另一種顯然更能代表新時代的文明的嚮往。盲目西化的大潮一時間席捲了整個日本。
但是物極必反對西歐近代文明的極力效仿在明治20年代達到高峰之後，頭腦冷靜下來的日本知識界開始了對古典的回歸。日本文壇上以「硯友社」為中心的擬古典主義思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擬古典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是對以井原西鶴、近松門左衛門為代表的元祿文學的推崇但其中與「現友社」中心人物尾崎紅葉平分秋色的幸田露伴(1867一1947)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和關注不可忽視。幸田露伴對古代中國的單純熱誠的嚮往和專注深湛的研究頗具代表性地說明了明治早期日本文人的漢文學修養和對中國的了解與熱愛。由中國古代經典文本傳承下來的東方浪漫主義詩學傳統與洶湧而來的西歐近代文明的科學理性精神背道而馳中國因而成為逃避世事和消極反杭時代的最好的避風港。
對日本古典和中國古典的回歸成為反杭盲目西化的一種方式。那時的日本文人看待中國的視角仍然是一種仰視的視角，而這種仰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基於對現實的無知或是無視。它來源於對兩個半世紀之前的、或是更早時期的古代漢語經典文本的記憶。中國作為高尚的道德、脫俗的品質和一種自然存在的社會秋序的象徵而存在，與日本的民族經典在概念上互相重疊，共同構成了大和民族記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祖先的遺念和精神的故園。由世代承的記憶、經典文本和宗教信仰構成的古代中國是日本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母題，它在被語言反覆建構的過程中愈加顯得豐富多彩。它的古老、權威和帶有恢弘氣勢的浪漫色彩使它成為心靈的避難所。古代中國在日本作家的筆下從來都是超越日常生活層面的、能夠創造奇蹟、實現夢想和寄託希望的神聖國度。顯而易見，這種完全脫離現實的對古代中國的仰視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
事實上它僅僅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單純的文人們製造的一個小小插曲而已在明治27年(1894)日清戰爭嗯發之後，這種仰視瞬間就被俯視的視角所取代了。當中國從經典文本走進現實或者說從一個幻象變為一個實體，中國實際上做了一次自我否定，否定了它作為一個文本的記憶或單純的幻覺所具有的空靈、神秘、美好和浪漫。不論它的現實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它永遠也不可能符合日本人在未對它有實際體驗之前就已經做出的想像和判斷。它只能令他們失望。
日清戰爭是明治維新之後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力求富國強兵的日本與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在此之前，對強大而富庶的、同時也是唯美和浪漫的古代中國綿長悠遠的記憶通過千百年來被日本文人誦讀的漢語經典文本流傳下來，在日本人的中國印象中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儘管明治維新後已經有日本人踏足中國的土地，將一些與經典文本不同的、關於現實中國的消息零星地傳送到日本但是這些消息無法與流傳了一千多年的經典杭衡它取代不了經典文本中被世代記憶的那些鑿鑿有聲的輝煌文字，因而在沒有發生根本性作用之前就被主流話語湮沒了。
日清戰爭一旦爆發，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全日本都在緊張地關注著戰爭的進程使他們如此激動的不僅僅是這場戰爭本身，還有通過這場戰爭即將得到確立的在新時代政治格局下的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日本與歐美帝國列強的關係換句話說這場戰爭是日本對明治維新之後舉國為之奮鬥的近代化和富國強兵的結果的確認，是日本對自己在即將形成的「大東亞」新格局中的霸主地位的期待。中國的慘敗使這一切塵埃落定。
日清戰爭之後，又經歷了明治37一38年(1904一05年)的日俄戰爭、明治39年(1906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成立及日本政府通過該公司實施的對滿洲的殖民統治、日本以滿洲為中心對中國廣大內陸地區的殖民滲透，日本對中國的殖民化程度步步加深。日本人對中國的殖民主義歧視和偏見也在政府的大力宣揚下逐步固定下來。日本政府「為了讓他們(指日本國民作者注)暫時忘卻現實生活的艱苦將天皇和軍人、官僚的『光榮錯認作國民的『光榮(政府)將對中國人、朝鮮人的蔑視和作為支配民族的傲慢灌輸給國民，國民在精神上也被迫走向墮落。」
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以後，以滿鐵公司及其附屬機構的職員為主的日本人開始到中國東北地區工作，並且慢慢將家眷也遷了過來。日本政府也於同一時期開始組織農民大規模移民。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國內面臨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和就業困難等問題，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向滿洲殖民地輸送移民來解決難題。滿洲殖民地是近代日本的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對本土以外的殖民地的絕對統治權的擁有意味著日本帝國的形成，日本帝國文化在對殖民地實施統治的過程中逐步得以確立。
這一確立既通過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殖民統治得以實現也通過一系列的敘事在語言層面上得以建構。正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所主張的「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場當然是在土地的爭奪上，但是在關於誰曾經擁有土地，誰有權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誰管理過它誰把它奪回以及現在誰在規劃它的未來，這些問題都在敘事中有所反映、爭論甚至有時被故事所決定。正如一位批評者所，國家本身就是敘事。敘事或者阻止他人敘事的形成，對文化和帝國主義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構成了二者之間主要的紐帶之一。」
在朝鮮、滿洲、臺灣、南太平洋等殖民地形成和發展的所謂「越境的日本文學」通過敘事對日本帝國文化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這些敘事在成為日本帝國文化史的一個有效的組成部分的同時，也成為當地歷史的一部分。正是這些在今天被稱為「殖民地文學」的敘事使日本帝國的形象和殖民地的形象同時在語言體系和思想體系中得以確立，二者相互觀照，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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