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俄羅斯長期以來與東方有著不解之緣。18、19世紀，隨著與中國交往的逐步深入，同時也受歐洲的影響，俄國掀起了「中國文化熱潮」，中國的瓷器、藝術品等陸續出現在當地人的生活中，在文學和哲學界也流傳著「想像中的中國」。對中國的描寫，成了這一時期部分該國文學家表達自己內心訴求的方法，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複雜而矛盾。在這一歷史語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繪了一個真實而又虛幻的「中國」，中國形象成為他反觀俄國自身情況、思考其固有身份的一面鏡子。
多種因素帶來烏託邦式書寫
19世紀40年代，在其創作生涯初始階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中國視為具有某種異國情調的、童話般的世界。這一想像體現在其小說《白夜》中，「在這些角落裡，親愛的娜絲金卡，好像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那裡的生活不同於我們這兒沸騰的生活，它也許只存在於那萬裡迢迢、人所不知的王國……」1861年，他在《俄國文學論叢》導言中寫道，「中國和日本首先是離歐洲太遠，其次是有時幾乎很難去那裡」。可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中國是遙遠而神秘的，就像一個只存在於幻想中的國度，它是如此遙遠，甚至超出了當時俄國人的認知範圍。
距離的遙遠並未阻礙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注中國和思考相關問題。受「中國風」影響，他將當時流行於俄國上流社會的中國器物寫入了文學作品中。如在《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中，他寫道：「伺候這樣的貴客，鑽到地底下也得找來呀；哪怕上中國也得給你們去請呀」「馬斯洛博耶夫坐在那兒，穿著一雙非常漂亮的中國布鞋，身著價值昂貴的長袍和嶄新的、非常講究的內衣。」「還給我釘上了領扣和袖扣，穿上中國布鞋、中國長袍，又硬給我梳了頭，抹了髮蠟。」從瓷器、衣物到家具，中國元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作品中多次出現，為作品增添異國情調的同時也折射出作家對中國的看法：遙遠、神秘、富足的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經常從與歐洲相對的角度出發，思考和構建中國形象，正如其在書信中所寫：「兩個貴族都是一家之長，他們在各方面的見解卻不相同，就像歐洲同中國那麼不一樣」「就算我們同那個中國一樣吧，只是我們沒有它那種秩序。我們剛剛著手做的事，在中國則已經完成。」總體而言，在與歐洲距離遙遠、「中國風」盛行、理想國家形象的構建程式等諸多因素影響下，這一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中國想像成了烏託邦式的理想國家，其以儒家思想治國、國家制度完善、君主開明，不需要歐洲那樣的社會制度、自由及思想啟蒙。通過對中國的書寫，並借用想像中的制度完美的國家形象，他表達了對俄國現實情況的焦慮及對未來的殷切期望。
反映作者對俄國現實的思考
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清政府的腐朽沒落在鴉片戰爭中暴露無遺，理想化的中國形象遭遇了現實的挑戰。俄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用冷靜、挑剔的眼光審視中國。1873—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擔任《公民報》編輯期間，創辦了文學專欄，1876年開始以獨立月刊的形式出版《作家日記》。每一次作為發起人或領導人策劃出版方案，他總是極力展現自己的核心理念，其中也包含對中國的看法。很明顯，對他來說，中國形象的構建，不僅是藝術手法，更是思想觀念的表達。
有學者認為，在首次出版的《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對清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形象描寫批判了當時俄國的現實。「可以理解，只有安靜才是真正的中國性，這些先生們卻說，他們是進步的。上帝，如果這是進步，那中國性意味著什麼？」此時他筆下的中國是僵化守舊的，但他同時理想化地認為，由於擁有強大的固有制度，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機構是穩定的，僵化的制度甚至可以提供某種保護。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中國形象的這種描寫，與當時俄國的社會背景及其本人的政治主張有關。俄國學者們對於自己的國家未來應該何去何從進行了許多討論，從19世紀40年代起，逐漸形成了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兩種觀點。西歐派認為俄國應該走西歐的道路，西歐是發達國家，東方國家只是依靠僵化的習慣在維持；斯拉夫派則堅持該國文化的獨特性，認為俄國應該走屬於自己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與前兩者都不同，他是根基派的代表，一方面批評斯拉夫派過於保守，脫離了俄國的現實；另一方面堅決反對脫離俄國文化傳統的西化主張，認為全盤西化會侵蝕俄國的根基和文化，俄國應走「第三條道路」。通過想像中的「中國」，他呼籲俄國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不要走向極端西化。「中國」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斯拉夫派和西歐派、宣揚根基派主張的一種武器，目的在於借近代中國形象破解長久以來形成的東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使俄國獲得自己的發展空間。
陀思妥耶夫斯基構建的近代中國形象是一個理想與現實的結合體，理想的「中國」是他用來反觀俄國現實的鏡子，現實的「中國」是他用來思考俄國文化身份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出的「中國形象」和「中國主題」系統，在其文學敘述結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學價值。全面而細緻地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近代中國形象，可以幫助我們深化對其創作思想的研究。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西方語言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信娜 劉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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