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有一種相當流行的意見認為，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為了洗白自己，對會黨「忘恩負義」，「不贊成（在民國史中）肯定黑社會的幫助」，還罔顧史實說「黑社會」與共和革命的關係其實很淺。①
揆諸史料，這種指責雖流傳甚廣，卻並不成立。
因會黨認同「反滿」之說，故在早期曾被革命黨人引為同盟
所謂「會黨」，即「洪門」等清朝民間的秘密團體，既是「江湖幫會」，也是黑社會組織。其成員以遊民為主。在清朝前期，主要是無業者、傭工、小販、乞丐，以及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等；近代以來，除以上人員外，會黨中還出現了大量破產的運輸工人、水手，和被遣散的兵勇等。這些人大都脫離宗族、生活貧困，通過組織秘密團體，一方面能實現彼此互助，另一方面也能結夥從事詐騙、搶劫等違法活動。②
會黨數量眾多，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錄的史料中，有名目的會黨即有215個，其中以天地會、哥老會、三合會、三點會、小刀會等最為重要。這些會黨大都秘密流傳有「反清復明」的口號，同革命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大體一致。孫中山曾回憶，革命之初，「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為發動起義，依賴「排滿」這一共同口號，孫中山曾有意識地聯絡會黨。
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院時的好友鄭士良、尤列，即是三合會頭目。後來香港興中會總會留下相關信息的49名會員中，有14人來自會黨。1899年11月，興中會和三合會、哥老會在香港聯合成立「興漢會」，由孫中山任「總龍頭」，名目中也帶有會黨色彩。其後，孫中山、黃興、謝纘泰等多次策動三合會、哥老會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其「犧牲者皆為洪門中人」；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主要依靠的也是會黨力量。③
武昌起義前後，會黨的活動，也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1911 年9月，四川哥老會首領王天傑和同盟會員吳玉章等宣布榮縣獨立；10月，同盟會會員張文光在雲南哥老會協助下，在騰越建立「滇第一軍都督府」；11月，哥老會首領曾省齋在廣安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被推為正都督。
會黨自由散漫、為非作歹，最終同革命黨分道揚鑣
以上會黨力量對革命的幫助，不必否認。但會黨中人「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難以改造，「只能望之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是事實。如湖北革命黨人之切身體會：「會黨散漫，無紀律，不受約束。如湖南潘平界（鼎新）領導下的焦逸仙，京山劉英領導下的龔世英、劉伯旗，興國、大冶黃申薌領導下的柯玉山等，都是行動自由，先後洩漏機密，致使湘、鄂兩省共謀起事之計劃，不能達到目的」。④因此，孫中山及革命黨人在1908年前後，開始將動員重點從會黨轉向了新軍。
會黨在起義過程中往往紀律極差，也使民眾對革命軍產生了不良印象。如1908年，黃興在欽州馬篤山發動起義，參與其事的會黨首領梁少廷、梁瑞陽彼此「不睦」，且「不受約束」；梁瑞陽「曾於其鄉擄人之牛，數及十頭，此次鄉人絕不歡迎」；以往歡迎革命軍的地方，這一次「則多不許留宿」，因為鄉人知道梁少廷、梁瑞陽「皆曾殺人越貨」。曾參加河口起義的會黨首領關仁甫等人，流亡新加坡後，在那裡「日以行劫為事，致累及他之無辜同志二十一人」，以至孫中山說，「自彼等到星（新加坡），吾黨前程幾為之累」。⑤
辛亥革命後，會黨人員缺少共和思想，違法亂紀的黑社會本質更加暴露。哥老會出身的焦達峰做了湖南都督，於是「衡陽以南各屬會黨更是風起雲湧，得意洋洋，認為『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門的天下了』」；四川哥老會組織在革命後，全部從地下轉向地上，以功臣自居，「一時得意瘋狂，為所欲為。市民爭取參加袍哥，希圖自保，人心浮動；袍哥們日益跋扈飛揚，尋仇報復，日有所聞。沿街所見，打英雄結、插蝴蝶花者，比比皆是。尤其公開賭博，旁若無人，軍政府門前，便有賭攤一百餘處」；陝西光復後，哥老會遍設碼頭，「兼辦糧臺，派款項，有的還理訟事，設私刑，其權居然在縣官以上」，社會秩序大亂。⑥
時人曾有評論稱：「自各省軍興以來，共和黨人慾收速效，於運動軍隊外，則以運動會黨為目的，其策略雖獲售，然向日賴以成事者, 今則亦因之敗事。如贛、如蜀、如黔, 皆成會黨勢力範圍」。如果這種情況無法制止，「則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會黨世界。而黃巢、李闖王之禍復行現於今」。⑦會黨橫行若此，各省革命軍政府遂下令限制其活動，雙方關係宣告破裂。
孫中山無意抹殺會黨貢獻，只是不想將其與革命黨列在同一脈絡
由以上所列史實可知，會黨在晚清革命過程中，有功有過。功勞主要表現在革命的起步時期；而革命能最終成功，則得益於革命黨人對新軍的策動。指責孫中山對會黨忘恩負義者，往往稱「國民黨革命成功，本來是靠著黑社會的幫助」（如李敖），顯然無視實情，誇大了會黨的作用。相較之下，大陸學者林增平的說法更為公允，在他看來，1911年革命成功「是策動大部分省區的新軍反戈發難，並得到會黨的協助而實現的……一九〇八年前革命派藉助會黨輪番起義，確曾鼓蕩起一次一次的反清浪潮。但如果他們不將活動重點轉向策反新軍，那就不可能獲得推翻清王朝的勝利。所以，對清王朝最後一擊時，主力是反戈的新軍，而不是會黨」。⑧
即便如此，孫中山也無意抹殺會黨的作用。比如，孫雖然不同意蔡元培、張相文將《國史前編》中的「革命緣起」一章上溯至清代的秘密會黨，但仍主張另編為秘密會黨史——「以清世秘密諸黨會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義雖甚溥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庶界劃井然不紊。」簡言之，孫中山不否認會黨對革命的貢獻，但同時也不承認革命黨的源頭乃是會黨。某些學者、文化人在引用孫中山此信時，往往斷章取義，將其當成了孫中山抹煞會黨革命功勳的證據，實在可嘆。
孫中山的主張，其實非常合理。會黨雖然和革命黨在推翻滿清一事上目的一致，但會黨並沒有建立共和國的理想。會黨為之奮鬥的只是民族革命，而非共和革命。因此，會黨與革命黨是兩條不同的歷史脈絡，革命黨之源頭不必上溯至會黨，會黨的緣起流變也不必與革命黨混同，而可記錄在單行的秘密會黨史中。這種主張並非「抹殺會黨對革命的貢獻」。再者，很多革命黨人本身即是會黨中人，孫中山自己亦曾列名洪門，這些事實革命黨人也都未曾迴避。如長期追隨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馮自由，在其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即專設有《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一章。由此可見，時下流行的所謂孫中山「否定會黨革命功勳」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注釋
①如李敖《孫中山<國父遺教>不可不讀也！——竹聯幫必讀》一文，引用孫中山和蔡元培、張相文討論會黨與革命關係的4封電報，得出結論，指孫中山對會黨忘恩負義，意在提醒竹聯幫的陳啟禮，警惕國民黨「利用黑社會，然後踢掉黑社會」的「章法」。見《李敖大全集7孫中山研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第57—60頁；②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第13、14頁；③丁孝智、張根福：《對辛亥革命時期會黨二重作用的歷史考察》，《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④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洪湖文史 第7輯》，第26頁；⑤邵雍等著：《中國近代土匪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4頁；⑥⑦歐陽躍峰：《利用會黨：辛亥革命的一個誤區》，《史學學刊》2007年第2期；⑧林增平：《會黨與辛亥革命》，中國會黨史研究會編《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7年 ，第171、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