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1894年）戰爭期間，日寇於11月21日攻陷遼東半島旅順，對城內進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殺。只有埋屍的36人（經考察，生還者800餘人）倖免於屠殺，死難者估計2萬人。可惜清政府對此事的外交處理遠不如日本高明，國際社會反而被爭取到日本一側。推薦文章：《1894「旅順大屠殺」慘狀》
旅順位於遼東半島最南端，與威海衛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門戶。旅順作為北洋水師重鎮，由李鴻章耗時十六年、耗資數千萬建成，船塢、炮臺、軍儲的實力為北洋軍之首，被稱為「遠東第一軍港」。旅順不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設有炮臺：東面有松樹山、二龍山、雞冠山等炮臺，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臺北等炮臺，共有加農炮、榴彈炮、野炮、山炮等各種大炮78門。關於旅順之險要，黃遵憲曾贊道：「海水一泓煙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炮臺屹立如虎闞，紅衣大將威望儼」。
駐守旅順的清軍，原有記名提督黃仕林、記名總兵張光前各兩營，後各增募兩營，共八營4100人。後增加臨元鎮總兵薑桂題四營、記名提督程允和四營，共八營4000人。
1894年11月初，李鴻章又派記名提督衛汝成的五營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連灣敗退的連順、徐邦道、趙懷業殘部，總兵力為14700人。清軍兵力雖多，但諸軍互不聯絡，均無固守的信心。八位統領互不隸屬，各行其是。雖然臨戰前公推薑桂題為總督，但他戰守無策，一味告援，不能改變諸軍相互觀望坐視的局面。
旅順大屠殺是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佔領軍於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於遼東半島的旅順，對城內進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殺。
只有埋屍的36人（後經考察，生還者800餘人）倖免於屠殺，死難者人數估計在2千到2萬之間。遇難者葬於白玉山東麓的「萬忠墓」。
據英國人艾倫的《龍旗翻卷之下》記載：「日本兵追逐逃難的百姓，用槍桿和刺刀對付所有的人；對跌倒的人更是兇狠地亂刺。在街上行走，腳下到處可踩著死屍。」
「天黑了，屠殺還在繼續進行著。槍聲、呼喊聲、尖叫聲和呻吟聲，到處迴蕩。街道上呈現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臥著肢體殘缺的屍體；有些小胡同，簡直被死屍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裡人。」
「日軍用刺刀穿透婦女的胸膛，將不滿兩歲的幼兒串起來，故意地舉向高空，讓人觀看」。該書也記載了血肉模糊的日軍戰俘屍體。
有日本學者認為，正像1937年秋後的上海戰役（淞滬會戰）日軍遭到重創（戰死約15000人）而「復仇情緒高漲」，從而引發了「南京虐殺」一樣，1894年11月18日的土城子之戰則成為「旅順虐殺的導火索」。並指出：「中萬（德次）中尉等11人戰死，當時發生了清兵凌辱日軍屍體事件，對我軍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軍大怒的氛圍。據說打進旅順以後發現了中萬中尉的首級。日本和國外的許多文獻指出，對凌辱的報復情緒導致了旅順屠殺。」
屍體被「破腹」，恐難說是清軍所為。因為日軍重傷者舉刀自殺，有的割喉而死，有的可能切腹而死；特別是經過一夜暴屍荒郊，當地野狗成群，餓得到處覓食，聞血腥而至，必撕咬而食之。這在一些西方隨軍記者的筆下多有描述。
無論怎麼說11名日軍被割去首級一事，並不能得出日軍可以濫殺平民的結論。
種種跡象表明，所謂「凌辱屍體」事件，完全是日本軍方一手渲染起來的。日軍擔任進攻旅順的主力是第一師團，其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便是這一所謂事件的製造者。
旅順大屠殺之前，日本就為掩蓋事實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
1894年6月，日本陸軍省偕海軍省聯合頒令，嚴禁本國所有報刊登載軍事新聞，以免洩漏日軍對中國的侵略企圖。
8月1日，內務省即宣布對有關甲午戰爭的報導實施「審閱」制度，各報社發稿前，均須將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蓋了「審查批准」印戳的，方可發表。凡被認屬「有汙點的事件」，則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記，用墨水塗毀。
9月中旬，大本營規定，改行新的《新聞材料公示程序》。全國報刊的記者們，只能到大本營設在廣島的副官部去，申請檢索當局「許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後，皆應寄交一份報刊給副官部備案。與此同時，大本營對若干被允準隨軍採訪的日籍記者（約130名，包括11名畫家、4名攝影師，分屬66家報社），下達了極端苛峻的「隨軍紀律」，並指派軍官全程監視，一旦某人被軍方視為「有害的記者」，立馬押遣回國，給予重罰。
由於日本政府對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蓋，當旅順攻陷的消息傳至日本本土，全國多處遊行舉宴，高呼萬歲，慶祝勝利。東京股票市場也反彈暴漲，「盛況宛如鼎沸」。
大本營隨後將第二軍在旅順劫掠的大批「戰利品」運回國內，展示於東京的靖國神社，前往觀展的人流「比到淺草、上野觀光的還要多」。
「戰利品」這個名稱在日本國內成為時尚，許多商家紛紛推出以「戰利品」命名的新商品，並得到暢銷。當屠殺的報導終於浮現時，日本社會也為之震驚。
冒死查證旅順大屠殺的孫寶田
孫寶田是大連金州人，生於1903年。1910年起，他師從遼南名儒鄭有仁十年，曾與著名將領萬毅（大連金州人，1955年被授中將軍銜）同窗。
1929年春，他與周恩來的南開中學同班同學畢維藩一道，被溥儀的顧問羅振玉收為弟子。羅振玉自1928年起定居旅順，其大雲書庫隨時對這兩個弟子開放。1930年，孫寶田又拜光緒甲辰科（1904年）進士王季烈為師。
1935年5月，孫寶田出於民族義憤，開始著手實地調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殺罹難人數。他前往旅順，謹言慎行，輾轉找到了知情人鮑紹武。鮑紹武悲憤地說：
「日軍入旅順，沿戶搜殺，婦嬰不免，歷三晝夜始止。屍體隨處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軍令其組織扛屍隊，將所瘞屍體抬至陽花溝焚之。」
死難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東麓。經過調查，孫寶田得知：「當時除有家人領屍安葬者千餘外，被焚屍體實為一萬八千三百餘。」
「餘根據鮑君所言，曾將日軍屠殺旅順事實詳記始末，載在文獻中，以告國人。」孫寶田查實，旅順大屠殺的死難人數為兩萬人，是日軍公布數字的兩倍！
當時，旅順在日軍的佔領之下，孫寶田完全是冒生命危險去查證旅順大屠殺死難同胞人數的，其風險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