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報記者
錢歡青
《嶽陽樓記》家喻戶曉，「慶曆四年春」人人能誦，但你可知道，在這一年，「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和《嶽陽樓記》的作者範仲淹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年，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活，又是怎樣的一幅圖卷？
繼《紹興十二年》之後，著名作家、首屆魯迅文學獎得主夏堅勇先生深耕宋史十餘載全新力作《慶曆四年秋》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在慶曆四年從春到秋的短短時間內，作家用細膩的筆觸，以小說家的筆法和歷史學家的見識，重現了北宋王朝宦海浮沉的波詭雲譎，世態百相的細密幽微，筆力所及，堪比文字版《清明上河圖》。近日，記者對夏堅勇先生進行了專訪。
慶曆四年，從春到秋
記者：您的《湮沒的輝煌》寫到多個朝代，明清涉及尤多，這些年為什麼會對宋朝情有獨鍾？
夏堅勇：寫一部東西的由頭，有的可能蓄謀已久，有的則是一時心血來潮。我以前對宋史並沒有多少研究，只是寫了一些歷史題材的文化散文，對宋代的歷史有所涉歷。《湮沒的輝煌》主旨在於對專制政治的批判，而中國的專制政治以明清為甚，因此書中較多地涉及這兩個朝代。前幾年我寫了一部《紹興十二年》，截取了南宋歷史上的一年作為橫斷面，全方位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風雲和社會生活，發表和出版後反響不錯，既得了幾個獎，也上了各網站的好書排行榜或銷售排行榜之類。於是就有點自我膨脹，制訂了一個《宋史三部曲》的寫作計劃，《慶曆四年秋》是其中的第二部。因此，這部書的寫作實際上是由《紹興十二年》開始的創作慣性使然，如果一定要說對宋朝「情有獨鍾」，那麼就是由於《紹興十二年》的寫作，使我對那個王朝的氣象有了較為深切的體悟，那就是：政治穩定與專制腐敗互為表裡，體貌寬柔與因循苟且共存共榮，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尚武精神的淪落混搭在一起，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兩種色調。套用狄更斯《雙城記》裡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宋王朝的質地雖然有點軟，卻也可稱繁榮。
記者：《慶曆四年秋》這個題目讓人們會想到《嶽陽樓記》開頭的「慶曆四年春」，很有誘惑力，這是不是您的用意所在？
夏堅勇：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有些作品的靈感是從結尾開始的，我寫《紹興十二年》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全書結尾的最後一句話：「紹興十二年的雪停了嗎？」有了這句話，全書的色調和氛圍就定下來了，在筆下捕風捉影也就有了可能。《慶曆四年秋》是另一種情況，這部作品是從題目開始的。在選擇了北宋慶曆年間的進奏院案這個切入點後，首先闖入的就是題目：慶曆四年秋。這個題目當然不錯，因為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範仲淹的《嶽陽樓記》，而該文中的第一句就是「慶曆四年春」，這句話太耳熟能詳了。現在我把「春」換成「秋」，其效果就正如魯迅所說的「熟悉的陌生人」，作為文章的題目，對讀者的誘惑力是大可期待的。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的頒獎詞中這樣說：「『慶曆四年春』，這是範仲淹《嶽陽樓記》起首句所定格的不朽時間。慶曆四年，從春到秋，這段貌似短暫的時間軸上，凝聚了多少非同一般的故事和人物？作者從今論古，以古觀今，小說筆法，微言大義，在歷史的褶皺中縱橫開闔，挖掘出豐饒的人文意義。」其實我最初只是想為《鐘山》寫一篇萬把字的專欄文章，但有了題目後，我捨不得了，把這樣好的題目交付給一篇萬把字的文章，似乎太奢侈了。奢侈不好，我決定重新規劃架構，於是就寫成了現在這部20萬字的長篇格局。
在細節中感受宋代的肌理與體溫
記者：除去題目，《慶曆四年秋》在題材選擇和總體構思上有什麼特點？
夏堅勇：好的題材有一個特點，就是切口很小，但內存的容量很大，這就有意思了。而有的題材恰恰相反，說起來很大的事件，但找不到一個好的切口或曰抓手，這樣的題材至少寫起來很吃力，當然如果你本身有足夠的力量，那是另一回事，例如像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或託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那樣，擺開陣勢正面強攻。《慶曆四年秋》所選取的切口是北宋仁宗年間的進奏院案事件，一次小小的公款吃喝案，引發了政壇高層的軒然大波，再回敘到慶曆新政進程中的一系列人事糾葛，筆法有如京劇中的緊拉慢唱。最後，進奏院案的處理又直接導致了新政的失敗。這樣的構思收放自如，且可讀性強，有舉重若輕的效果。
記者：書中寫到各種當時的生活細節和人物的心理活動，而將新政放置到背景，這樣寫是出於什麼考慮？
夏堅勇：寫北宋慶曆年間的事，又涉及範仲淹這個人物，人們一定會想到慶曆新政，也會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一本寫改革的作品。我不希望人們產生這樣的認定。老實說，我不喜歡寫改革，尤其不喜歡寫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我只是把新政作為一個背景，而著眼多在於世態人情，用綿密的筆觸還原當時的時代氛圍，追逐當事人的心路歷程。我覺得把這些雞毛蒜皮寫好了也挺有意思，從中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肌理和體溫。而且我在梳理有關史料時還發現，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兩條路線鬥爭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在歷史的現場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糾葛和人性的詭秘。例如書中的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王拱辰，一個是夏竦，新政之敗，與這兩個人的背後搗鬼有絕大關係，其實，就政治觀念而言，他們都曾是新政的支持者，僅僅由於新政人物的崛起擠佔了他們的上升空間，他們就站到了新政的對立面。這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它就潛藏在每個人的性格深處，與政治觀念無關。巴爾扎克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作為歷史題材的長篇散文，恐怕也是如此，這裡的「秘史」之「秘」，即在於民族性格和人性之幽深。如何透徹而準確地把握這些，對作家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大的事件史書上都有記載，但日常性的生活細節是要在學習中積累的，那東西做不了假，你不懂或一知半解，一下筆就露餡了，而所謂的歷史感就是從那些氤氳
於筆端的具體而微的情節和細節中得到體現的。
記者：書中有一章寫到圍繞陳留縣土橋是否搬遷引起的爭端，把一件小事寫得峰迴路轉，但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又似乎與情節主幹有點游離。為什麼要這樣寫？
夏堅勇：您說的應該是全書第六章的最後一節，第六章的標題是「聲聲慢」，很顯然，這裡體現的是新政頒布後，在具體實行過程中成效平平以至無疾而終的困境。確實，活躍在移橋事件中的人物與新政都沒有多大關係，安排這一段的動機有兩點，一個是為新政提供一個舉步維艱的形象化的環境和背景；還有一個是這一段的故事比較好，活靈活現，也有意味，捨不得割捨。從寫法上看，這可以說是從原先的情節和人物主線上故意宕開一筆，不厭其煩地講述了一件不大相干的小事的來龍去脈，而從這件小事所折射出的卻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態和官場潛規則。這一將近九千字的「橋段」，看似偏出了情節主線，但就其所體現的意旨來看，和全書是一脈相承的。打一個不很恰切的比方，我們都知道《紅樓夢》主要著筆於榮國府，可是曹雪芹卻在第13回安排了一段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的情節，那寫得真是有聲有色啊！其目的也是宕開一筆，藉以揭示賈府在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背後的腐敗及其走向衰敗的必然命運。同樣，《慶曆四年秋》中的移橋事件則為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就這麼一種政治生態，這麼一支官僚隊伍，要變革談何容易？
讓散文「一頭侵入小說另一頭侵入學術」
記者：讀您的書覺得既吸引人又深刻，您是如何在大散文寫作中平衡小說筆法和史家學識的？
夏堅勇：我原先是寫小說的，後來轉入歷史文化散文的寫作。小說和散文之間其實並沒有一道壁壘森嚴的邊界，相反，它們邊緣地帶的重合部相當曖昧。所謂曖昧，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說不清楚。記不清是拉美的哪位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說過：「當一部小說寫得不再像小說時，傳世之作便產生了。」這話當然說得有點絕對，但如果稍作修改，改成「當一部小說寫得不再像小說時，傳世之作便有可能產生了」，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同樣，我們也可以說，當一部散文寫得不再像散文時，傳世之作便有可能誕生了。因為正是在不同文體的相互滋潤和濡沫中，不僅張大了文體的自由度，也在新的維度上實現了審美的豐富性。
什麼叫「把散文寫得不像散文」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散文應該是什麼樣子。人們一般認為，散文是一種分量很輕的文體，無非風花雪月，小情小調。這當然是一種誤解，而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則是多年來散文創作上的模式化和矯情傾向。無論就藝術品格還是思想內涵而言，散文都需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在這些年的散文創作中其實是有一點想法的，那就是力圖讓散文這種文體的疆域有所拓展，拓展的一頭侵入小說，這是就技法而言，適當融入小說的想像、語言以及結構方式；另一頭侵入學術，這是就史實而言，力求在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判中，不滿足於既有的定性定調而人云亦云，儘可能有一點新的發現。這中間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散文中的想像和虛構。我們知道，散文是不能虛構的，那麼想像呢？想像是不是屬於虛構，在歷史散文的寫作中，應該如何定位想像？我認為，想像和虛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想像不一定走向虛構。傳統的歷史學是沒有枝葉沒有血肉的，只有骨架。歷史散文寫作中的想像是為了在骨骼外填補血肉，追求的前提之一是要走向史識意義上的真實，也就是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深度敘述探索那些從來沒有訴之於史料的事件後面的人性以及人性背後的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想像也可以說是「無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