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中國現代史、抗日戰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也是世界現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的標誌性事件。長期以來，該題目一直受到中外史家的關注，出版和發表的相關研究資料、專著與論文難以勝數。在眾多的研究題目中，國際社會特別是美、英、法等列強和國聯對該事件的態度與反應，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之一。[1]「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軍方和政府為了避免其侵略行為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多次對外發表聲明，稱事件系由中方引起，日方的行動是出於自衛和保護日本在東北的利益。而中國的國民政府則針鋒相對，通過各種場合，以聲明、照會和私人談話的形式，揭露「九一八」事變的真相和日本妄圖侵佔獨霸我東北三省的事實。在「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初，了解事件的真相一時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事變發生後，美、英等西方國家主要是通過其各自在華使領館獲取關於事變真相的相關情報，此外，派遣專門人員到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調查，則是他們了解事件真相和調解中、日糾紛的另外一個有效的途徑。眾所周知，在中國政府的反覆斡旋與敦促下，1932年4月國聯派出的以英國人李頓爵士為代表的國聯調查團，來到東北進行了實地調查。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僅10天，即9月28日，美國政府即下令派出一個由駐哈爾濱總領事漢森（Hanson）和駐日本使館二等秘書索爾茲伯裡（Laurence Salisbury）兩名外交官組成的調查小組，對東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地進行了走訪調查。由於當時美國政府對此次調查行動並未聲張，世人對此次調查行動的內情並不知曉。事後，「九一八」事變時擔任國務卿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1936年出版提交美國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專著《遠東危機》中，曾提到此次調查行動的緣起，然而，對調查行動的經過與內容則隻字未提。由於史料的匱乏，後世有關「九一八」事變的中外研究專著，對此次調查行動基本沒有研究。2005年，筆者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做訪問研究時，在該所檔案館所藏索爾茲伯裡的個人文書裡意外發現了此次調查行動的相關檔案，包括：索氏東北之行所專門記錄的日記、與中國東北有關官員談話的備忘錄、索氏與漢森當時發給美國駐北京使館和國務院的電報、以及索氏1965年撰寫發表的一篇回憶錄。[2]下面本文即依據這批檔案，參閱其他相關檔案及著述，對漢森、索爾茲伯裡此次東北調查行動予以詳細揭秘，並對美國政府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初期的態度與反應做簡略考察。
一、「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官方最初的反應與調查行動的緣起
1931年9月18日夜，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經過精心策劃，自行炸毀位於奉天（瀋陽）北部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隨後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鐵路、襲擊日本軍隊為由，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起攻擊。不到兩天時間，日軍即佔領了中國東北奉天、長春、吉林、營口、安東等重要城市和南滿鐵路沿線的眾多城鎮。這就是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
美國駐華公使詹森（Johnson）在事變發生後幾個小時後，便從張學良的私人顧問端納（Donald）處獲得了事變的消息，並在第一時間用電報向國務卿史汀生做了匯報，文稱：「9月18日晚10時，一小隊日本兵離開日本軍營，來到奉天西南方向，向東大營、軍火庫、和奉天城開火，並以每分鐘一發的頻率發射炮彈。據稱，東大營有約70名士兵受傷。城內所遭受的損失和人員傷亡目前還不得知。¼據報槍聲一直持續到今天凌晨1點，在西門的日本兵此時已經包圍了整座城市」。[3]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美國官方已從多種渠道獲悉日本關東軍可能在東北發動攻擊的情報，但下至駐華使館、上至國務院均質疑情報的準確性，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當事變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政府深感突然。國務卿史汀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滿洲再次爆發了糾紛，日本人，顯然是軍方，發動了一場突然行動，他們佔領了奉天和南滿沿線的許多具有戰略性意義的城鎮。形勢非常迷惑，還不清楚軍隊是執行的政府計劃，還是擅自行動。」[4]
不久，美國政府從駐華和駐日使館陸續收到日軍在東北不斷擴大侵略的報告。關東軍在東北的迅速而有序的佔領行動，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軍事衝突，從駐外使節到美國國務院據此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推斷。9月22日，美國駐日使館參贊尼維爾（Neville）在致史汀生的電報中稱：「佔領如此大片地區與所謂的出師藉口很不相稱，軍方無疑有詳細的計劃，像每支軍隊遇到的每一種可能性他們都想到了。軍事當局很有可能是抓住上述事件佔領整個地區，以此軍事手段迫使對重要的問題來一個總的清算」。[5]同日，駐華公使詹森也得出結論：「強行佔領南滿的所有戰略要地，包括接管運行各種公用設施和銀行，並在奉天至少接管了市政職能，是一種侵略行為，顯然經過了長期的計劃、周密的決定和有系統的實施。」[6] 史汀生認可這種推斷，9月22日他做出結論，「日軍是在帶著戰略目標進行了精心準備後，才發動這場侵略擴張活動的」[7]
在通過各種情報對「九一八」事變的真相得出初步結論後，美國政府並沒有對日本採取任何遏制性的行動，而是採取了一種消極觀望的態度。史汀生認為，「九一八」事變並非由日本的文官政府所策劃，或是得到他們的默許，而是日本軍方的擅自所為，甚至內閣事先可能都不知情。這一做法也與日本外交部和幣原外相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史汀生主張，美國應該給幣原外相和外交部一個控制局勢的機會，不要對日本做任何構成威脅的事情，甚或是公開的批評。[8]
1929年6月，以「溫和、穩健」著稱的幣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後，日本內閣對外推行「協調外交」和「睦鄰外交」，宣揚日美親善，1930年，日本內閣批准了旨在限制日本海軍擴張的《倫敦海軍協定》，這一切都令美國朝野對日本心生好感。「九一八」事變時，正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美國政府應付國內的經濟大蕭條已自顧不暇，加上一戰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對美國對外政策所造成的巨大的影響，這一切都註定了美國政府在這場遠東危機難以有所作為。
在這一政策背景下，9月22日，史汀生召見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勝次時，表示「對滿洲所發生的事情深表震驚」，「滿洲局勢如不恢復原狀，將給美國帶來多麼嚴重的印象」，但他同時指出，他注意到幣原外相與日本政府中的軍方有很大的分歧，他要做的是加強幣原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他。[9]隨後，史汀生給美國各相關駐外使領館致電，對美國政府將要採取的政策予以了說明，在9月22日致駐瑞士公使休夫.威爾遜（Hugh Wilson）的電報中，史汀生寫道：「日本軍事首領和外交部在意圖和意見上存有巨大分歧，因而明智之舉是：¼不要刺激（日本的）國民情緒轉向反對外交部而支持軍隊」。[10]
美國政府把調解中日衝突的責任推給了國聯，美國認為，既然中、日兩國都是國聯的成員國，應由國聯出面來解決中日間的衝突，美國應在保持獨立判斷和一定程度自由的條件下，與國聯合作。美國一方面希望國聯出面來解決事變，同時更積極活動，以影響國聯的決定。9月21日，在回答國聯秘書長埃瑞克·德魯蒙德（Eric Drummod）詢問日本的行動是否違反非戰公約時，史汀生特意提醒他，在準備堅持條約義務的時候，應避免採取可能刺激日本國民情緒的行動。[11]
9月21日，國民政府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在國聯理事會上提議，組織國聯調查團，赴東北進行實地調查，遭到日本反對。當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德徵詢美方的意見時，史汀生對此也持異議。他指出，如果在日本的反對下進行這樣的調查，將會引起日本公眾的憤怒，從而為幣原外相尋求解決途徑的努力製造障礙。他建議，最好由中日雙方直接談判，來解決他們之間的困難。[12]這樣，在日、美的反對下，此次組織國聯調查團的建議只好被迫擱置。
「九一八」事變後，為緩和國際輿論的譴責，日本政府多次通過外交照會和發表聲明的方式，為自己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9月24日，日本政府發表「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一次聲明」，辯稱：是「中國軍隊破壞了南滿的路軌」，才造成日軍的此次行動。日軍的行動是為了「剷除危險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先發制人」。聲明稱：日本「在滿洲沒有任何領土欲望」，決定「不使事態進一步擴大」。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更是三番五次地向美國方面解釋，日本沒有領土野心，一旦日本的權益得到保障，日本將會撤軍，並與中國展開談判。[13]
然而，日軍在東北的行動非但未有絲毫收斂的跡象，且日益擴大。這一切不免讓美方感到擔心。美國方面所擔心的是，一旦日本全面徵服滿洲成為現實，除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將受到侵害外，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對一戰後所建立起的凡爾賽-華盛頓安全體系的破壞和世界和平的威脅。雖然史汀生一再堅稱要給幣原時間，幻想日本的「溫和派」能扭轉局勢，但現實的發展卻令其不得不懷疑日本文官內閣遏止軍方的能力，而日本軍方在中國東北的真實意圖，美國方面更是瞭然不知。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史汀生認為，美國有必要派遣人員去東北實地調查，順便完成國聯想要做的調查使命。於是，史汀生通過駐日使館通知幣原：美國準備派遣兩名在遠東的外交人員，到滿洲事變的事發地進行實地調查，並提出美方的調查行動要擁有完全的自由。[14]
考慮到美方的調查其性質完全不同於此前擬議的國聯調查和美國此前的對日態度，幣原很快便同意了美國的要求，並表示美方的特使將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日方將提供保護和一切的便利。[15]
史汀生精心挑選的兩名外交官是美國駐哈爾濱總領事漢森和駐日使館二等秘書索爾茲伯裡。漢森常年駐節中國東北地區，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且熟通中文，易於與當地人的溝通；索爾茲伯裡則是駐日使館的政治情報官，是駐日使館中少數幾個通曉日文的官員，方便向駐東北的日軍了解情況。9月28日，史汀生分别致電漢森和索爾茲伯裡，命他們到東北進行實地調查。指令的內容是：他們應走訪各個發生戰事的地點，或日軍在條約規定界限之外所進佔的地方，對這些軍隊調動的正當性、行動範圍和程度以及所持理由做出判斷；他們應搜集證據，證明日軍所計劃的佔領是否真的是臨時性的，這些軍隊是否在危險過後會撤離。他們應報告日本人在中國城市所建立的市政機關的形式、日軍幹涉市政機關特別是瀋陽本地和國際區域市政機關的所有行為、瀋陽的市政機關是否有所恢復和獨立運行。他們還需報告滿洲的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否構成日軍不撤退的真實藉口。總之，他們應報告日軍對滿洲的佔領行動將會走多遠，擴張是否具有正當性，以及他們是否有意恢復到事變前的狀態。[16]
漢森與索爾茲伯裡接到指令後迅速啟程，美方對東北的調查隨即展開。
二、漢森、索爾茲伯裡東北調查記
1938年9月29日，在美國駐日使館擔任二等秘書一職的勞倫斯.索爾茲伯裡，接到國務卿史汀生要他去東北實地調查的電報。10月2日，索氏乘飛機從東京出發。按照計劃，索爾茲伯裡首先飛抵南滿鐵路的南端大連，後乘火車北上，於10月4日午後抵達長春以北3公裡處的蘇俄東清路寬城子車站，與從哈爾濱乘火車沿東清路南下的調查組的另外一名成員、美國駐哈爾濱總領事漢森會合。與漢森一道前來的還有領事館的副領事李裡斯託姆（Lilliestron），他主要負責為電報編碼，此外，同行的還有一名鄭姓（Cheng）的華人翻譯，這樣，調查組的規模擴大為4人。[17]按照先近後遠的做法，調查活動首先從長春展開。
1、 首站長春
10月4日上午，調查組到達長春後，首先拜會了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Tashiro）。
田代沒有給調查組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情報，只是講了講日軍傷亡情況，並提供了一張中、日軍隊交戰地寬城子和南嶺的地圖。下午，日本關東軍派第二師團參謀細木繁(Shigeru Hosoki)少佐陪同調查組成員查看了南嶺兵營。細木向他們介紹了日軍進攻南嶺兵營的戰況和士兵傷亡情況。[18]
10月5日上午，調查組再訪田代領事，了解情況。田代介紹，長春的中國人表面上滿意日本人的統治，暗地裡卻很不滿意。商家很歡迎日本兵，因為他們買東西付錢，而中國士兵卻不這樣。中國人不滿的原因是因為電報局服務中斷，影響了他們做生意。關於市政管理，田代介紹，長春的市政機關沒有受到幹擾，警察局除外，警察局現在受日本控制，因為他們擔心被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會製造麻煩。另外，市政府的官員已被撤換。
下午，調查組成員在細木少佐的陪同下查看了寬城子兵營。細木向調查組介紹了寬城子兵營的戰事。從現場的殘垣斷壁的破壞程度，調查組發現，這裡所發生的戰事激烈程度要大於南嶺兵營。[19]由於調查團的活動完全處於日軍的監視下，調查團根本沒有機會與中國人交談，在長春所了解的情況基本來自日本方面。
10月6日，漢森、索爾茲伯裡聯電北京使館呈轉國務卿史汀生，依照史汀生指令的內容，將在長春所了解的情況依次進行了匯報。
電文首先詳細介紹了日軍在長春的三次軍事行動，即對南嶺兵營、寬城子兵營和長春車站的進攻情況。
9月19日凌晨12時15分，駐長春的日軍獲悉奉天交戰的消息。凌晨3時，日軍指揮官派遣200名日軍向位於長春以南幾公裡處的南嶺兵營的中國軍隊發起突然進攻。日軍陣亡43人，受傷52人，中國軍隊陣亡180人，受傷數目未知。
與此同時，在19日凌晨3時，日軍另派出一支300人的隊伍，向位於東清路南端寬城子的中國兵營發起攻擊。當時在兵營裡的中國士兵有500-600人和少數東清路的路警，中國士兵進行了抵抗，戰鬥一直持續到臨近中午的11點鐘，日軍動用了一門3英寸口徑的大炮，才迫使中國守軍投降。日軍陣亡23人，受傷33人。中國軍隊陣亡35人。
9月21日凌晨5時，日軍燒毀了靠近長春車站的鐵路路警營地，控制了鐵路的電話和電報線路。
電文對日軍發動軍事進攻的正當性表示了懷疑。關於進攻南嶺兵營，日方的解釋是，南嶺兵營有36門野戰炮，日軍擔心中國士兵在得知奉天事變的消息後，會對長春的日人居住地炮擊，所以要先下手解決掉。對此，漢森、索爾茲伯裡認為，他們相信，中國軍隊無意向日人居住地發動炮擊，他們也沒有膽量這樣做，日軍沒有理由對他們發起攻擊，除非是出於軍事的目的。日方對寬城子兵營發動進攻的解釋是，他們害怕中國士兵襲擊日軍，對此，漢森、索爾茲伯裡更是直言不諱的予以駁斥，指出，他們相信，這些中國士兵主要職責是保護寬城子的中國和俄國居民，而鐵路路警的任務是守衛火車站，對他們發動攻擊從國際法的觀點看是非正義的。
關於幹涉市政機關的情況，電文指出，日本人沒有另組市政機關，但是，憲兵隊控制了警察局，日軍還控制了電話局和電報局，並且沒有取消控制的傾向。
關於市民對日軍侵佔的反應，電文指出，長春有頭腦的中國人非常痛恨日本人，但大批沒思想的中國人表現漠然，除非是他們蒙受了重大的經濟損失。大多數人顯然很害怕日本軍隊。
關於日軍撤軍問題，電文指出，目前日軍還沒有撤退的跡象，這表明他們缺乏恢復至戰前狀態的願望。[20]
2、 東探吉林
10月7日，調查組乘火車經過3個小時的短暫行程，來到調查活動的第二站吉林省
省會吉林市。日本關東軍和駐吉林總領館派人在站臺迎接。調查組成員首先拜訪了日本駐吉林總領事石射豬太郎（Ishii），雙方只進行了禮節性的交談和安排調查組在吉林的行程。
鑑於此前調查組在長春所受到的日方限制，調查組設法擺脫日方的監視，按計劃，調查組下午到吉林市北山遊覽，但漢森等人則以需要休息為名留下，由日方人員陪同索爾茲伯裡一人出行。日方陪同索爾茲伯裡的人員由軍方派出的一名上尉和兩名使館官員組成，一路上，索爾茲伯裡一直試圖從陪同人員口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但一無所獲。而漢森則趁機與多名當地的中國人會面，在與多年相熟的一位吉林省政府官員的會面中，漢森獲取了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情報，特別是代理省主席熙洽投敵的詳細經過。
傍晚時分，調查組成員訪問了關東軍步兵第15旅團長天野（Amano）少將。天野只透露了一些簡單的消息，稱日本進入吉林前中國軍隊已經撤出，目前在吉林有日軍4個步兵營、1個野炮連和一個騎兵連。電臺已被撤退的中國人破壞，電話與電報仍由中國人管理正常運營。當漢森對此提出質疑時，天野承認，日本對通訊實施了管制。[21]
10月8日，調查組訪問了偽吉林省長官熙洽。熙洽的長官公署處在日軍的層層把守之下，訪問持續了約10分鐘，熙洽看起來像遭受了驚嚇，雙方只是談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會談中，日方派出3名書記員，將所有的談話內容都記錄下來。[22]同一天，得知調查組前來調查消息的部分吉林市民冒著危險，將一封寫好的書信,委託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洋人僱員克雷（Klein）,轉交給漢森。信中披露了日軍扶持熙洽傀儡政權的事實，以及日軍在吉林的軍事管制、駐防和在吉林的燒殺搶掠等罪行。[23]
在致史汀生的電報中，調查組匯總了他們所了解的日軍在吉林的侵略活動：
9月21日，大約200名日軍士兵從長春沿吉長線向吉林進發。在得知日軍動向後，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下令駐守吉林的7000名中國士兵提前撤離，以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當日夜間，日軍開進吉林市，迅速佔領了電臺、電話局、電報局和主要政府機關，並查封了各主要銀行。
日軍進入吉林時，吉林外交交涉署和商會組織派出代表面見日軍指揮官，發出質問：奉天事件與吉林人民無關，這裡離南滿鐵路又遠，一切都很安定，沒有日本僑民受到威脅，為什麼還要派日本軍隊來。日軍指揮官回答，他只是奉命行事。
其後，熙洽在名古屋旅館會見了日軍最高指揮官多門（Tamon）。多門要求熙洽下令撤出城外的中國軍隊在23日中午前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到了指定時間，熙洽只搜集了幾百條槍上交。多門非常惱怒，指責熙洽試圖哄騙於他。隨後多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此事，會議參加者有多門本人、日本駐吉林總領事石射、熙洽、吉林交涉署專員施呂芬（Shih Lu Fen音）和日文翻譯劉燏芬，會上，多門稱，熙洽應為此受到懲罰，他讓眾人離開房間，留熙洽一人想清楚此事。緊接著兩名日本兵衝進房間，掏出兩把手槍指著熙洽的腦袋達1個小時。此後，多門再次出現。他向熙洽建議，按照日軍指揮部的意願，他希望由熙洽組織一個新政府，日本將給他提供錢和軍火，請他自己考慮一下。說完，多門退出房間。不久，張作相的日籍顧問和吉林省的一些高級官員魚貫而入，勸熙洽接受此項條件。熙洽只得屈服。在日軍的壓力下，熙洽解散了南京政府任命的省政府，組建了一個新政府，由他擔任長官。根據日軍提供的一名名單，熙洽撤換了那些親張學良、張作相和反日的政府官員。新政府獨立於南京政府，完全處於日本人掌控之下。
日軍目前已經控制了吉長線沿線各主要車站，有小隊的日本士兵在列車上巡查。吉林城處於日本士兵和憲兵隊的保護下，少數中國警察參與維持秩序，日軍正在吉林以北修建一個飛機場。目前日軍沒有任何撤退的跡象。
日軍在吉林市內發布了許多告示，稱日軍是吉林的統治者，中國居民和日本僑民將從這一統治下受益。
電文對日本在吉林的行動同樣提出質疑，文稱，日本總領事對日軍佔領吉長線和吉林市的解釋，是保護日本人的生命和財產，但是，吉林在日軍到來前並沒有任何反日運動，即便當地的日本人擔心受到攻擊，那他們只需3小時路程撤退到長春去，這總比派軍隊來要合理和經濟的多。
關於吉林當地百姓對日軍的反應，電文指出，由於日軍的行動，當地有思想的中國人對日軍同樣非常痛恨，儘管日本兵想拼命地討好中國的普通百姓，但後者對他們非常害怕。
電文中還特地提到了調查中所遇到的困難，稱，在長春和吉林，日本軍方和領事館的官員們沒有一人主動與他們合作，提供情報。日本官員儘管表面上很客氣和講禮貌，但間接地卻對我們選擇談話的人和我們的一舉一動，表現出莫大的興趣。[24]
3、 順訪敦化
10月8日中午，調查組一行從吉林乘火車到敦化進行了短暫的訪問，駐守吉林的關東軍
派出了7名日本兵武裝護送。經過6小時的路程，調查團到達敦化。晚上，敦化縣縣長設宴招待調查組一行，出席者有敦化縣商會會長、教育局長、農業局長和警察局長。
翌日，調查組成員由敦化縣政府各有關負責人陪同，走訪了日軍曾佔領過的各處地方，了解日軍在敦化活動的情況，調查組還查看了曾被日軍扯下中國國旗和孫中山畫像的一所中學。下午，調查組結束在敦化的調查，返回吉林。[25]
在隨後發給史汀生的電報中，調查組將了解到的日軍在敦化的活動作出了匯報：
9月22日，為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駐守敦化的500名中國軍隊主動撤到城外。23日，200名日軍士兵抵達敦化。日軍佔領了吉敦鐵路，解除了敦化鐵路路警的武裝，佔領了兵營和政府機關，並從敦化監獄裡釋放了49名關押在那裡的朝鮮囚犯。10月5日，日軍撤離敦化，帶走居住在敦化的18名日本僑民，並掠走一些槍枝和軍用船隻。當地百姓相信，日軍是因為聽說調查組將來調查的消息後，才主動撤離的。縣城的中國人請求，希望能有辦法阻止日軍再次前來，他們對日軍的到來深感不安。
調查組認為，僅僅是出於保護18名日本僑民和一些朝鮮人，日軍就對吉敦鐵路和敦化縣城實施軍事佔領，這一行徑毫無正義可言，因為要預防危險，這些人可以輕易地撤退到長春。此外，敦化縣城有500名中國駐軍，已足以應付土匪的襲擊和維護當地的治安。
電文還對調查組接受日軍的武裝護送做了解釋，有日軍護送，可以減少在沿途遭受土匪襲擊的危險。如果有土匪襲擊我們，就會給日軍平添一條他們動用武力的資本。[26]
4、 北上洮南
10月9日下午，調查組回到吉林，當晚，調查組與日本駐吉林總領事石射和4名使館官
員共進晚餐。席間，調查組成員就一路見聞，對日軍出兵的正當性，向石射提出疑問，石射除了一再重申日軍出兵是為了保護日本人的生命財產的老調子，再無別的解釋。而其他領事官員則一言不發。席上的氣氛非常的緊張和令人不安。[27]
10月10日午時，調查組一行乘火車返回長春。調查組在長春停留1天多，進行休整和譯發給國內的電報。11日下午4：30，調查組乘車離開長春，經四平街轉車前往洮南，以了解日軍在北部地區的活動。[28]
10月12日早上，經過一段時間的長途奔波，調查組抵達位於長春西北的洮南府。在洮南，調查組首先走訪了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張海鵬稱：洮南有23名日本僑民，9月20日全部撤離。9月24日，一架日本飛機投下兩枚炸彈，但未造成人員傷亡。為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當天駐守洮南的7000中國軍隊主動撤離。25日早上，大約600人的日軍開進洮南。日軍指揮官聲稱，他們來洮南的目的主要是保護日本僑民、搜尋殺害中村大尉的兇手和保護四洮鐵路。不過，第二天，日軍就撤回到鄭家屯。日軍在洮南表現很好，沒有製造事端。張海鵬還介紹說，10月15日，他將就任張學良所任命的蒙邊督辦一職。他宣布獨立，完全是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做的。
調查組還走訪了在滿鐵工作的一名日本人及幾名歐洲傳教士，了解情況。據那名日本人講，日軍來洮南是應中國人的請求，是在中國軍隊撤出後，來保護洮南的。對此，調查組成員認為，中國人不會要求日軍前來的，因為他們不喜歡日本人。但對於日軍為什麼那麼快的撤走，他們沒有搞清楚其中的原因。[29]
5、 營口、安東見聞
10月12日夜，調查組乘車離開洮南。13日晨，至四平街，在此轉乘開往奉天的列車，
於14日到達奉天。當天，調查組一行在奉天直接搭乘開往營口的火車，於傍晚時分抵達營口。[30]
當晚，調查組成員在日本駐營口領事館與日本駐營口領事荒木（Arakawa）、日軍駐大石橋、營口的指揮官巖田（Iwata）中佐等會面並共進晚餐。調查組從日方口中探知的日軍在營口的行動情況是：9月19日凌晨，日軍派出3個連的兵力進入營口，營口的800名警察未做抵抗，被日軍解除了武裝。營口的中國駐軍有500人，事發時有200人在城外剿匪，留在城內的300人被日軍繳械。日軍佔領了電話局、電報局和京奉鐵路上的車站，切斷了營口與外界的聯繫。巖田直稱，日軍出兵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這裡的日本僑民，而是為了驅散張學良的隊伍和粉碎他在滿洲的力量。出兵長春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第二天，調查組一行由巖田陪同，參觀了京奉路車站和中國駐軍的兵營。兵營由24名日本士兵把守，中國駐軍留下的大量槍枝彈藥依然儲存在那裡。
隨後，調查組成員陸續走訪了英國駐營口領事布裡斯託（Bristow）、營口警察廳廳長白銘鎮和營口縣長楊晉源。布裡斯託稱，現在整個營口已被日軍控制，日軍向當地中國官員發布命令，禁止他們與外界聯繫。白銘鎮稱，他已與日軍指揮官做出安排，允許中國警察重新武裝，恢復職能，他本人須聽從日軍的指揮。其他的所有政府機關和銀行也都處在了日軍的控制之下。日軍還拆毀了城內的無線電臺。
縣長楊晉源告訴調查組成員，在9月19日，有40名日軍士兵闖進他的衙門，並佔據縣衙達22天之久，這期間，他被日軍軟禁在家中，不得外出。他抱怨，日軍毀壞了大量縣衙的文件，偷走了辦公家具和辦公用品。日本領事和軍方沒有對為何軟禁他和佔據縣衙做出任何解釋。
調查組成員發現，當地的中國人極力反對日本軍隊的出現，認為日軍在奉天與中國軍隊的糾紛應該在奉天解決，和營口無關。[31]
10月16日，調查組來到位於中朝邊境的安東。
調查團首先會見了駐安東的中國海關稅務司美國人羅伊.塔伯特（Roy Talbot），塔伯特稱，日軍以軍事需要為名，關閉了設在鴨綠江大橋橋頭的海關稅廠，海關只好在離大橋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搭建兩頂帳篷，作為臨時收稅機關，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很多朝鮮人以30-40人的成群能輕易地逃脫海關的監管，令海關蒙受重大損失。
隨後，調查組在縣政府訪問了安東縣縣長。會談中，調查組發現兩名日本憲兵躲在窗簾後偷聽，會談只好被迫中斷，另選地方。安東縣長透露，9月19日以後，日方派了一名憲兵駐守縣衙，對他進行監視。他同時透露，安東縣新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成員有他本人、鎮長、水警局長、商會主席、一名銀行家和兩名商人，委員會每日開會，但沒有政府權力。但調查組沒有摸清該委員會的成立是否與日本人有關。[32]
中午，調查組與日本駐安東領事和4名日本軍官見面。通過對中日雙方官員的走訪，調查組獲悉了「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安東的一些主要活動。9月19日，約50名日軍士兵從朝鮮一側的新義州越境進入中國城市安東，解除了當地由600多人組成的整個警察隊伍，並關閉了一座由中國人經營的電廠。安東城內沒有中國駐軍。3-4天后，這支日軍離開安東縣城，由一支日本憲兵隊接防。憲兵隊駐紮在縣衙、水警和陸警機關，他們關閉了電報局，並對郵政實施了管制，凡上海、天津等地發行的報紙一律扣壓。
調查組發現，日本憲兵隊根本無意撤離安東和恢復戰前狀態。他們認為，從保護日本僑民免受攻擊的角度看，日本當局佔據安東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他們在安東附近地區擁有充足的警力和軍力，可以對任何反日騷動實施快速的鎮壓。[33]
6、 奉天之行
10月18日，調查組回到奉天。當日上午，漢森和索爾茲伯裡拜會了日本關東軍司令本
莊繁（Honjo）。本庄繁稱，以他個人之見，國聯的幹涉將會在日本人中間引發不滿，從軍事的角度，奉天事件後日本有必要採取行動，因為來自中國軍隊的危險一直存在。
下午，調查組成員在島本（Shimomoto）中佐的帶領下來到南滿鐵路爆炸案的現場，島本是日軍攻打北大營的指揮官，同行的還有兩名英國外交官和兩名美國領事館的官員。島本稱，爆炸發生後，由於只是損毀了一小段鐵軌，10點30分從長春開來的快車順利的通過，沒有發生事故。而調查組此前了解的情況是，日本軍方曾多次對外聲稱10點30分的火車爆炸前已經駛過事發地。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令調查團對事件的真實性非常懷疑。島本介紹了9月18日當晚日軍攻擊北大營的詳細經過，稱當晚一名日軍中尉和6名士兵聽到爆炸聲後，便開始追擊3名肇事的中國士兵，並派人報信尋求增援，在鐵路沿線200米外的一連日軍士兵最先趕來增援。這時，不遠處中國兵營的士兵出來幫助3人撤回軍營，日軍隨後開火併展開攻擊。索爾茲伯裡問，為什麼這麼做？因為日方並沒有人員受傷，而且中國人都已撤回軍營了。島本稱，他們擔心瀋陽的10000名中國駐軍會出來消滅日軍。接著，島本帶領調查團一行來到北大營，介紹說，戰鬥夜裡11點鐘開始，凌晨5點30分結束，僅有兩名日軍士兵陣亡，中方有300名士兵陣亡。島本稱，一直到戰鬥結束，他都很擔心他的那一營士兵會被消滅。
對島本的故事，索爾茲伯裡在日記中記道：「所有的故事都令人非常難以置信，如果是事實，那講述得也太拙劣了。考慮到在其他地方中國人的行為，說中國人攻擊日本人值得懷疑；而日軍傷亡人數也說明，戰鬥並不激烈」。[34]
當晚，漢森和索爾茲伯裡在日本駐奉天總領館會見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Hayashi）。林久治郎稱，凡曾在日本居住過的人都知道，政府很難控制軍方，因為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天皇。外交部正在控制局勢，起初他們沒有這麼做，因為他們對國際事務知之甚少。他接著說，在7月份，他曾對幣原外相講過，採取調和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是，中日最終還是會爆發衝突。對此，索爾茲伯裡分析道：林久的話顯然是指他覺得挑起衝突應該基於一個真實而實在的理由，而不是像軍方找的藉口那樣不可信。林久治郎最後表示，希望國聯能認識到日本政府所面臨的這些困難，因為幹涉將會對中國產生很壞的結果，在將來導致兩國不可避免地再次爆發衝突。中日雙方所面臨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而且這些問題很容易解決。[35]
奉天是漢森、索爾茲伯裡東北調查行的最後一站，本次調查活動至此已接近尾聲。10月20日，漢森、索爾茲伯裡在奉天向國務卿史汀生發出最後一封電報。結合在東北各地的走訪見聞，該電對9月18日以後中國東北局勢的變化和日軍軍事行動的脈絡進行了梳理與總結，並對日軍的戰術意圖和戰略目的以及中國東北問題的未來進行了分析與判斷。
電文指出，隨著中日關係的日趨緊張，雙方爆發衝突只是時間問題。日本軍方下決心解決此事，對滿洲的中國軍隊實施懲罰性打擊。當日軍準備發動攻擊時，中國的軍事將領像張學良、張作相人在北京，不在現場，他們對日軍即將發動進攻意識得太晚，據中國方面可靠的消息，他們命令當地中國軍隊予以撤退，躲開日軍的進攻，以避免戰爭。他們知道，一旦開戰，他們將遭受失敗、羞辱和損失。
接著，電文對「九一八」事變的經過和日軍試圖侵佔整個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和戰術部署進行了闡述。
9月18日夜10時至11時之間，中日在奉天城外爆發衝突，由此開啟了日軍在滿洲的行動。19日凌晨，駐紮在奉天城附近的日本獨立守備隊四個連的士兵（約600人）向北大營發起攻擊，駐守在那裡的10000名中國軍人潰散。與此同時，駐守在奉天城租借地內的日軍第29聯隊（6個連）開始對奉天城內外的中國軍隊展開進攻，當日，奉天城淪入日軍之手。
19日，日軍第2師團在多門將軍的帶領下從遼陽開至奉天，隨後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將指揮部從旅順移至奉天。
在本庄繁將軍的命令下，日軍各路指揮官對南滿鐵路沿線的各主要地點發動了突然襲擊（所有行動都在19日凌晨展開），各地士兵和警察均被日軍驅散或解除了武裝。到19日中午，除奉天外，日軍同時佔領了長春、牛莊（營口）、安東以及南滿鐵路沿線地區的各主要城市。在南滿鐵路沿線地區地位獲得鞏固後，日軍隨後展開行動，開始控制與南滿鐵路平行的中國鐵路。9月21日，他們佔領了吉長鐵路沿線的吉林，這樣控制了在南滿鐵路東部的中國平行線沈海和開齊鐵路沿線。9月22日晨，他們佔領了鄭家屯和通遼，隨之控制了南滿鐵路西部的中國平行線四洮和打通鐵路沿線。不久，日軍開始沿著中國人修建的鐵路線擴張。9月23日，他們佔領了吉敦線和敦化。9月25日，日軍開始從鄭家屯向北開進洮南府，從那裡他們可以沿洮南——昂昂溪線向齊齊哈爾進發。
電文指出，截至目前，日軍已經控制了吉林省省會吉林、遼寧省省會奉天和進出滿洲的三個港口牛莊、大連和安東。連接天津、齊齊哈爾的所有鐵路線已被封鎖，日軍奪取齊齊哈爾和哈爾濱這兩座城市已易如反掌。
電文隨後對日軍在東北行動的戰略意圖進行了分析與判斷。電文指出，日本軍方和領事官員，包括本庄繁將軍都聲稱，日軍對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是為了預防駐紮東北的20萬中國軍隊，在奉天衝突事件後，對南滿鐵路沿線和其他地區的1萬日本守軍和日本僑民實施殲滅性打擊。然而，這並非日本發動發動如此大規模行動的真實理由。這可從中國軍隊主動撤退或自願被解除武裝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有證據顯示，中國軍隊是按照上級的命令這樣做的，他們沒有勇氣與日軍作戰。漢森、索爾茲伯裡表示，他們相信，日軍發動攻擊的真實原因，是軍方希望給駐東北的中國軍隊給予致命的一擊，以恢復日軍的權威，並獲取一個需中國贖回的質押品，以促使中日間所面臨的300多件爭訟按照對日方有利的方式獲得解決。
最後，電文對日軍準備長期獨霸東北的企圖進行了揭露。電文指出，日本軍方正在控制中國的民事官員，其中有些官員是在「九一八」以來新任命的，這些官員在牛莊（營口）、安東、奉天、長春和吉林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地點比較充分地行使政府職能。在此，漢森和索爾茲伯裡特地講述了他們10月19日從在奉天投敵、出任偽「奉天地方維持委員會」委員長一職的袁金鎧那裡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情況。袁金鎧透露，日本人正計劃成立一個新滿洲政府，請已遭廢黜的前清皇帝出任政府首腦。從日軍飛機轟炸遼寧政府的所在地錦州的行為來判斷，很明顯日本人是希望在奉天成立的政府必須得到他們的批准，並處在他們的控制下。袁金鎧強調，現在熙洽已經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掌管了吉林省政府和宣布獨立，洮南府的張海鵬正在謀求成為獨立的黑龍江省的統治者，而這一切他們都是在或是以宣統的名義、或是以日本人的名義，或是兩者結合的名義做的。這樣，日本可以迫使吉、黑兩省的長官或是政府能以對他們有利的方式行動，而遼寧省終將也會被迫使加入獨立的滿洲。
在該電的最後，漢森、索爾茲伯裡強調，日本人希望，通過與得到其批准和受其控制且獨立於長城以南任何中國政府的中國地方官員的交涉，來解決中日間的糾紛。因此，目前無任何跡象表明，日軍希望重新回到戰前的狀態。[36]
10月20日，漢森和索爾茲伯裡在奉天分手，各自返回原職。這樣，從10月4日開始，歷時16天的漢森、索爾茲伯裡東北調查活動至此結束。
三、餘論
漢森、索爾茲伯裡對東北的調查活動，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際社會派往中國東北調查真相的第一個調查團，與歷史上著名的國聯調查團相比，漢森、索爾茲伯裡的調查活動具有幾個明顯不同的特徵。
首先，時間早。漢森、索爾茲伯裡調查組抵達東北開始調查的時間是1931年10月4日，而國聯調查團抵達東北開始調查的時間是1932年4月21日，前者比後者要早半年以上。這種時間上的優勢令漢森和索爾茲伯裡得以在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的真相，摸清日軍的真實意圖，從而使美國政府成為西方世界在「九一八」事變後掌握東北局勢情報最為明細的國家之一。對此，國務卿史汀生也頗為的自豪。在其所著《遠東危機》一書中，史汀生曾有這樣的描述：「事實上，在我所撰寫的這場滿洲危機的整個過程中，情報人員和駐外代表，以及現場新聞記者的創造力與活力，都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服務。因此，比起其他國家來，我們通常擁有更早和更準確的信息。這一點很快就廣為人知，以至於在國聯會議上會被提到。而國聯的官員們也要求我協助其核對他們那些對大量湧入、令人困惑的事件稍欠準確的報告」。[37]史汀生書中所稱美國政府所掌握的「更早和更準確的信息」中，漢森、索爾茲伯裡所提供的情報，無疑貢獻最大。
第二，調查的目的與任務各不相同。漢森、索爾茲伯裡是美國政府所派出的具有官方色彩的調查小組，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事變的真相和日本軍方在東北的真實意圖，為美國官方在「九一八」事變後將要採取的對日方針與政策提供參考。因此，漢森、索爾茲伯裡的報告只重事實和對形勢的判斷，並沒有提出解決中日爭端的意見，而史汀生給調查團的指令中也沒有這方面的內容。此外，以官方名義派出調查人員赴東北調查事變的真相，顯示出美國政府雖然在「九一八」事變後採取消極觀望立場，同時也具有關注事態發展並謀取應對的積極性一面。然而，美國政府謀求對日妥協的立場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美國政府在派出調查人員赴東北調查一事上非常低調，除事先通知日本政府外，對外並未聲張，這也是此次調查活動長期鮮為人知的原因之一。
而作為當時世界上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所派出的調查團，國聯調查團的任務除了辨明事實真相，還具有調節中日爭端的使命。因此，國聯調查團最後所作出的調查報告除了有對事實真相所作出評判的內容之外，還提出了解決中日糾紛的方法。此外，「九一八」事變後，由於中國的國民政府將解決事變的希望完全寄託於國際聯盟，並呼籲國聯派出調查團，而日本政府為了掩蓋事實真相，一開始則極力反對。國聯調查團還未派出，就成為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一個較力點，並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嚴重關注。
第三，調查結果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國聯調查團在東北經過45天的調查，與1932年10月2日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一方面承認中國隊東北三省的主權，指出事變系日方所策動和日本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為不正當等侵略事實外，另一方面則又渲染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不主張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狀態，而主張對東北實行國際共管，日本在其中享有特殊的利益。國聯的報告為令中日雙方都不甚滿意，[38]日本更是一怒退出國聯，肆無忌憚地走上進一步擴大侵華的道路。
關於漢森、索爾茲伯裡的調查報告，史汀生事後曾有這樣的評價，他們的「一系列報告極具價值，令我對所發生的一切以及確定這些快速發展的事件將可能產生的後果，能做出更加具體化的判斷」。[39]事實上，隨著東北事態的日益惡化，美國政府的態度開始較前發生變化。10月8日，日機轟炸錦州後，史汀生指示美國駐日參贊尼維爾向日本幣原外相發出一封措辭強硬的照會：稱「即使是在戰爭期間，對一個不設防、未受警告的城市發動空襲，也是軍事行動中非常極端的行為。¼國務卿不得不認為，轟炸錦州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40]到1932年1月，日軍正式佔據錦州後，史汀生更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布了著名的「不承認主義」照會。至此，美國政府的對日態度有事變初的消極觀望，已漸趨強硬。應該說，這期間，漢森、索爾茲伯裡的調查報告，對於幫助美國政府了解東北局勢的真相，從而做出相應的決策，還是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載《近代中國：政治與外交》（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 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豐碩，有影響的著作有：S. R. Smith, The Manchuria Crisis, New York, 1948;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Chicago, 1963; L. C. Thorne, The limit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1972; J. D. Doenecke,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Stanford, 198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John Wiley & Sons, 1971; 國內學者方面涉及此課題的研究專著有：劉庭華：《九一八事變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易顯石等：《九一八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釗：《中美關係史》，重慶出版社，1993年，等等；學術論文方面代表作品有：陳錦騂：《「九一八」事變後美國的「不偏袒」方針》，《世界歷史》，1988年第6期；陳永祥：《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3卷第2期，2003年；王宇博：《英國、美國與「九一八」事變》，《史林》，1999年第2期；王宇博：《英國與1931-1933年遠東危機的結束》，《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等等。
[2]勞倫斯×索爾茲伯裡（1891-1976），美國外交官。1916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20-1930年代初，在美國駐日本使館供職。1933-1938年，索氏奉調美國駐北京使館任職，負責處理美國在華對日關係等相關事務。後歷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助理副司長（Deputy Assistant Chief,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東南太平洋司代理司長（Acting Chief, Division of Southeast Pacific Affairs）等職。1944年後，索氏離開政界，擔任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主辦的學術期刊《遠東調查》（Far Eastern Survey）的編輯（editor）。索氏個人檔案中還藏有另外一件珍貴史料，即抗戰初期參加對日「和平運動」和「高、陶事件」的當事者、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所撰寫的英文未刊著作《身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的原稿副本。
[3]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19, 193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略為F.R.）, Japan 1931-1941, Vol.1, p.1。
[4]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New York, 1936, p.32.
[5] The Charge in Japan(Nevil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1, 1931, F. R., 1931-1941, Vol.1, p4.
[6]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1, 1931, F. R., 1931-1941, Vol.1, p4.
[7] Henry L. Stimson,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p.227.
[8]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33-34.
[9]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2, 1931, P. R., 1931-1941, Vol.1, p.6.
[10]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p.26.
[11]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2.
[12]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Sep. 24, 1931, P. R., 1931-1941, Vol.1, p10
[13]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p.27
[14]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5.
[15] 同上。
[16] 同上，pp.45-46.
[17] Laurence Salisbury, Conquest: A Manchurian Memoir, Blackwood’s Magazine, Feb. 1965, p.102, Salisbury Papers, box 3.
[18] Diary of Salisbury, Oct. 4,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19] Diary of Salisbury, Oct. 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0]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6,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1] Diary of Salisbury, Oct. 7,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2] Diary of Salisbury, Oct. 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3] The letter by a group of Chinese citizens of Kirin, Oct. 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4]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5] Diary of Salisbury, Oct. 8-9,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6]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7] Diary of Salisbury, Oct. 9,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8]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0-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9]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2,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張海鵬在滿鐵洮南公所長河野正直的策動下，叛變投敵，宣布獨立。為穩住張海鵬，張學良於10月初委任其為蒙邊督辦，10月中旬，當得知黑龍江省已委任馬佔山為主席後，張海鵬開始勾結日軍，北犯黑龍江。由於條件限制，漢、索調查組並沒有了解到張海鵬投日的情況，所以對日軍的表現難以理解。另據「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的說法，由於日本政府對軍部的牽制，9月下旬，調兵至洮南及通遼一帶的軍隊退回到了鄭家屯，軍方的活動稍微有所收斂。參見：林久治郎：《滿洲事變和奉天總領事》，轉引自孫邦主編：《九一八事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4頁。
[30]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2-14,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1]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4-1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2]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6,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3]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7,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4]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5] 同上。
[36]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20,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7]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7.
[38] 關於中國各界對國聯報告的反應請參閱洪嵐：《<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布前後中國各界的反響》，《史學月刊》，2006年5期。
[39]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6.
[4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Japan(Neville), Oct.11, 1931. F.R. Japan,1931-1941,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