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希臘城邦何時興起」的問題，最早是1937年由維克託 · 埃倫伯格提出來的。埃倫伯格認為希臘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他的這一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得到普遍認可，成為諸多後續研究的出發點。斯塔爾認為，公元前750—前650年這個革命的時期，是整個希臘歷史上最根本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被楊 · 莫裡斯概括為「（公元前）8世紀革命」。斯諾德格拉斯對這一理論框架進行了充分闡釋。黃洋在批評「（公元前）8世紀革命」說的同時，提出了「漸次演化」的觀點，這一觀點得到了諸多中國學者的認可。近些年來，學者們又對這一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其中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殖民運動和「東方化革命」與城邦興起的關係。通過梳理希臘城邦興起問題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希臘歷史研究的路數和理論經歷了「以文獻為基礎——以考古為基礎——文獻與考古相結合」這樣幾次轉向。這幾次轉向顯示了學術研究的發展和進步，但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檢驗。
城邦是古代希臘一種重要的國家形態，不僅作為一種宗教和政治共同體而承載了古代希臘文化最基本的特質，而且是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起點。因此，希臘城邦的相關問題不僅是古希臘史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不斷追溯的問題。自1937年維克託 · 埃倫伯格（Victor Ehrenberg）提出「希臘城邦何時興起」的問題以來，「希臘城邦何時興起，如何興起？」一直都是早期希臘歷史研究領域最重要、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中外學者從各種立場、各種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構建了諸多解釋模式和理論框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當屬切斯特 · 斯塔爾（Chester Starr）首先提出的「（公元前）8世紀革命」說。然而，隨著學界對早期希臘史認識的不斷深入，「（公元前）8世紀革命」說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一些中國學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黃洋的「漸次演化」論，晏紹祥、徐曉旭等人的觀點也基本與之類似。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將視野擴大到希臘本土之外，從希臘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來探究希臘城邦的興起，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通過梳理有關希臘城邦興起的這些理論及其轉向，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早期希臘史研究領域的學術發展進程。
一、「城邦何時興起」問題的提出和埃倫伯格的解釋在埃倫伯格之前，學術界實際上已經有人探討過希臘城邦興起的問題。但是由於當時的史料相對有限，學術界對於希臘城邦的知識往往始於古典時代城邦體制已經比較完善的時期。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希臘城邦的興起是在公元前7世紀和公元前6世紀之交，其形成期甚至更晚，城邦體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一些偉大的政治家通過鬥爭或改革而建立的。埃倫伯格指出，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混淆了城邦（polis）和民主制城邦（democratic polis）的概念。民主制城邦確實是古代社會中一種比較完備而理想的國家形態，也確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才開始出現。但是，民主制城邦只是城邦的一種特殊形式，一般意義上的城邦的出現要遠遠早於這個時間。當然，埃倫伯格所說的希臘城邦的「興起」（rise）並不是指希臘城邦最早出現（emergence）的某個時間點，我們也不可能追溯一種國家形態最早出現的時間點，但是我們可以大致確定這種國家形態最早出現的時間範圍。他認為，城邦的興起不是一種短時段的歷史發展，而是延續了較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並且在不同地區其發展程度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但是，如果要追溯最早的城邦出現的大致時間範圍，應該是在公元前8世紀早期。埃倫伯格的這個結論，有兩個隱含的前提條件。第一，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第二，從邁錫尼世界的衰亡到公元前8世紀，其間有一段較長的斷裂時期。雖然他並未明確說出這兩個問題是其結論的前提條件，也沒有論述兩個問題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透過他的文字還是能夠梳理出其間的邏輯關係。關於希臘城邦的定義，是20世紀中後期古希臘史學術界討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但是在埃倫伯格的時代，城邦的定義似乎還沒有成為一個問題，學者們在論述相關主題時，最多也就是如埃倫伯格這樣，對城邦的一般形式和特殊的民主制城邦做出區分。因此，埃倫伯格在論及希臘城邦的興起之時，首先是從古典時代的希臘國家形態開始討論，他根據古代作家的記載和相關銘文材料，分析了古典時代希臘城邦的組織形式及其特徵。他認為城邦的基本內在特徵就是公民共同體。這種公民共同體的含義並不是早期羅馬時期的理想國家類型共和國（res publica），當然也不是那種只有特權階層或類似特權階層的某個集團才能施行統治的國家形態，城邦與後者的區別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城邦可以接納新的公民。城邦的基本外在特徵則幾乎總是有城牆的城邦城市（polis-city），其核心就是城邦（polis），後來為了區分則將核心區域稱為衛城（Acropolis），即城堡（citadel）。然後，他回推到古風時代，認為公元前8世紀前半期的一些國家形態已經具有了上述兩種特徵。在論述城邦的基本外在特徵時，埃倫伯格引出了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的另一個隱含條件——從邁錫尼世界的衰亡到公元前8世紀，其間有一段較長的斷裂時期。邁錫尼時代那種開放式鄉村中的城堡或要塞，應該是城邦最天然的先驅。數個世紀以後，這種城堡轉變成有防衛城牆且居民人口相對密集的城鎮，這種城鎮必須依靠更廣闊的鄉村，否則就無法生存。在邁錫尼時代各王國衰亡以後，希臘世界出現了一個長達數百年的斷裂期，到了公元前8世紀才逐漸復興。不過，此時的政治管理模式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轉變，之前的邁錫尼社會完全是貴族（宮廷）管理城鎮和鄉村；宮廷消失之後，城鎮逐漸承擔起管理鄉村的職能。這種城鎮與鄉村的整合是城邦形成的前提。自埃倫伯格以後，希臘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這一結論在西方學術界得到了廣泛認可，成為早期希臘歷史研究領域的正統觀點。摩西·芬利（M. I. Finley）、奧斯溫·默裡（Oswyn Murray）、羅賓·奧斯邦（Robin Osborne）等古史學家基本上都繼承並進一步闡發了埃倫伯格的這一基本觀點。但是埃倫伯格沒有具體論證希臘城邦為何在公元前8世紀興起，也沒有闡述城邦是如何在公元前8世紀興起的。於是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諸多解釋。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理論框架就是斯塔爾首先提出的「（公元前）8世紀革命」。1961年，斯塔爾在《希臘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如是說，「公元前750—前650年這個革命的時期，是整個希臘歷史上最為根本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被楊 · 莫裡斯（Ian Morris）概括為「（公元前）8世紀革命」。1986年，斯塔爾在《個體與共同體：公元前800年—前500年希臘城邦的興起》一書中進一步詳細闡釋了他的這一理論框架，並且明確指出，「公元前8世紀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安東尼·斯諾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通過大量考古學證據進一步闡釋了斯塔爾提出來的這一理論框架。在幾部著作中，斯諾德格拉斯都論及了希臘城邦興起的問題，也基本上秉持「（公元前）8世紀革命」說的觀點。1977年，斯諾德格拉斯在劍橋大學的就職演講中指出，根據考古發掘的資料，尤其是公元前760年後阿提卡地區墓葬數量的大量增加，可以判斷這一時期希臘的人口出現了急劇增長，甚至可以說出現了「人口爆炸」，這就導致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此外，考古發掘的許多城市居民點都可追溯到公元前9—前8世紀，一些大型公共建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中期，特別是各地的保護神神廟，而這種大型公共建築，正是城邦興起的標誌。在此基礎上，斯諾德格拉斯進一步肯定了考古學在希臘城邦興起問題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認為豐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證明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風希臘：試驗的時代》一書中，斯諾德格拉斯更為系統地闡發了上述結論，將城邦的興起稱為「結構性革命」。斯諾德格拉斯的一系列論述，使得「（公元前）8世紀革命」這一概念得到了早期希臘史學界的普遍認可。1981年，瑞典駐雅典研究院主辦了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就是「公元前8世紀希臘世界的復興：傳統與革新」。1983年，瑞典駐雅典研究院院刊結集出版了這次會議的同名論文集。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沃爾特 · 伯克特（Walter Burkert）、斯諾德格拉斯、奧斯溫 · 默裡等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國際學者。會議論文集採取討論實錄的形式，在每篇論文後面附上討論詳情。學者們廣泛討論了公元前8世紀希臘社會歷史發展各個層面的問題，包括歷史與社會、藝術與文學、宗教與聖所、金屬貢品與金屬工藝、人口發展與社會習俗等。雖然各位學者在具體問題方面各抒己見，但是會議參加者的整體基調是認同公元前8世紀是一個迅速變革年代的觀點。1996年，羅賓 · 奧斯邦的專著《希臘文明的形成：公元前1200—前479年》第四章的標題就是「共同體的形成：公元前8世紀」。奧斯邦認為，公元前8世紀是一個迅速變革的時期，人口急劇增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不斷加強、殖民和貿易活動得到發展、有規劃的聖所和墓葬大量出現、作為整體的「希臘意識」的產生，這些現象都表明了作為政治組織單元的「共同體」在公元前8世紀已經出現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摩根斯 · 漢森（Mogens Hansen）主持的哥本哈根大學城邦研究中心（Copenhagen Polis Center），自1992年起開始深入研究古希臘的城邦。該中心通過田野考古和實驗考古搜集了巨量的數據，並通過數據對古希臘城邦的各個層面進行了量化分析，尤其是城邦興起時期的人口統計和經濟發展趨勢。漢森陸續主持出版了多部綜合性的城邦研究著作，為希臘城邦研究的學術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古風和古典時代城邦的興起》一書中，漢森明確指出，應該將πóλις與city-state兩個術語區別開來，πóλις應該嚴格限於古希臘人自己的用法，而city-state則只能用於討論現代人對古代希臘社會進行的歷史學分析。因為city-state一詞出現於19世紀中期，最早用於指稱羅馬共和國時代的civitas，後來也被用於指稱所有類似的初級國家形態，包括腓尼基和埃特魯裡亞的城市，中世紀義大利的城市國家等。漢森根據其團隊的研究成果得出結論：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人用πóλις指稱一個城鎮（town）時，指的是一種特定的城市中心（urban centre），並且只適用於同時具有政治中心（political centre）的城市中心。因此，πóλις實際上具有兩重含義，一是城市，二是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英文的city-state和中文的「城邦」基本上較為準確地反映了古代希臘πóλις的含義。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古代作家在使用πóλις一詞時，也用於指稱沒有城市中心的城邦，沒有中心城市而又被認為是城邦的早期國家形式，最典型的就是斯巴達。儘管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但是總體來說，漢森所領導的城邦研究中心為後來的希臘城邦問題研究奠定了基調，尤其是關於城邦的定義。是否有城市中心和政治共同體，不僅是討論城邦性質的基礎，也是判斷城邦是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的基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現象是，很多學者從宗教和儀式的角度對公元前8世紀希臘社會轉型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宗教和儀式在古代早期社會歷史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宗教和儀式方面的考古資料更豐富，尤其是出土墓葬文物，幾乎都與宗教和儀式密切相關。前文所述論文集《公元前8世紀希臘世界的復興：傳統與革新》幾乎有一半的篇幅論及宗教和儀式，羅賓 · 奧斯邦在論述「共同體的形成：公元前8世紀」這一主題時，也是從宗教和儀式方面的證據入手。關於宗教和儀式主題的代表作，則是楊 · 莫裡斯的《墓葬與古代社會：希臘城邦的興起》。莫裡斯修正了他的老師斯諾德格拉斯關於公元前8世紀人口急劇增加的觀點，他認為這一時期墓葬大量增加的原因並非是人口的增長，而是獲得入葬公共墓地資格的人數顯著增加。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恰恰是，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更多社會成員具有參與公共生活的公民資格，這也預示著作為公民共同體的城邦興起了。
三、「漸次演化」論及中國學者的闡釋「漸次演化」是黃洋於2010年在《邁錫尼文明、「黑暗時代」與希臘城邦的興起》一文中明確提出的一個概念。他在該文的摘要中寫道，「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把城邦興起看成是邁錫尼王國解體之後希臘社會漸次演化的結果，而非所謂革命性變革的結果。荷馬史詩所描繪的情形很可能是邁錫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間的中間環節。」雖然黃洋在正文中沒有繼續用「漸次演化」一詞，但是更為系統地闡釋了他的觀點。在此之前，一些西方學者和包括黃洋自己在內的一些中國學者已經多次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漸次演化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城邦興起與邁錫尼世界的關係，這是城邦興起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因此城邦起源問題與學界的邁錫尼學研究密切相關，並且絕不僅僅是城邦興起問題。關於邁錫尼世界與後來古典時代的聯繫，希臘人對此並無相關的意識和探討，19世紀末之前的西方學者也基本上沒有這種意識。兩者之間的關係，到20世紀初成為問題。學者們最初試圖到邁錫尼世界追尋城邦起源，此後才意識到兩者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摩西 · 芬利在《奧德修斯的世界》一書中非常明確地提出荷馬世界是古典希臘的起點。後來的諸多研究，包括斯諾德格拉斯、楊 · 莫裡斯以及法國學者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希臘思想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芬利的基礎上展開的。當然，芬利的意見並未得到整個學界的承認，一些法國學者如皮埃爾 · 卡爾利埃（Pierre Carlier）、亨利 · 凡 · 伊芬特爾（Henri van Effenterre）、瑪麗—約瑟芬 · 沃靈斯（Marie-Joséphine Werlings）等人仍然堅持到邁錫尼世界去探尋城邦的起源。在上述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公元前）8世紀革命」說的解釋模式，他們認為這一模式誇大了公元前1200年以後希臘世界衰落的範圍和早期鐵器時代的「黑暗」程度，也高估了公元前8世紀復興的重要性。黃洋在《邁錫尼文明、「黑暗時代」與希臘城邦的興起》一文中引述了其中兩位代表性學者——薩拉 · 莫裡斯（Sarah Morris）和奧利弗 · 迪金森（Oliver Dickinson）——的觀點。黃洋在他的多篇論著中所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是，邁錫尼文明和後來的希臘城邦文明之間存在這樣和那樣的聯繫乃至延續。他強調荷馬社會對邁錫尼社會王權觀念的繼承，並進一步指出，從邁錫尼時代到荷馬時代，希臘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在於貴族政治的建立以及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他還探討了土地私有制的確立對希臘城邦制度形成的推動作用。在此基礎上，他得出結論認為，邁錫尼文明衰落的程度也許並不像上述一些西方學者所想像的那麼徹底，「黑暗時代」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實際上，邁錫尼文明被破壞之後，希臘地區的人的群體活動依然比較活躍，並且還有證據表明存在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如此大規模的人群活動，似乎和堅持『黑暗時代』之說的學者們試圖讓我們相信的情況不相符合。」晏紹祥也強調延續性和漸次演化，但是他認為延續性更多體現在黑暗時代與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之間的延續，而非邁錫尼時代與此後時代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認為「黑暗時代」的說法不太準確，建議用荷馬時代來指稱從邁錫尼衰亡到古風時代之間的這段時期，但是晏紹祥的觀點稍有不同，他似乎把「黑暗時代」和荷馬時代區別開來，認為荷馬所描述的時代要比所謂的「黑暗時代」稍晚一些，儘管他並未對二者的區別和時間段的劃分做出明確界定。因此，他繼承了摩西 · 芬利的基本觀點，認為古典希臘城邦的起點要到荷馬時代去尋找，並系統論證了邁錫尼時代王國體制覆亡後希臘社會和政治上的變化，提出荷馬時代已出現處於萌芽狀態的城邦。在此基礎上，他對「漸次演化」的觀點進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認為希臘城邦的起點不能再往前追溯到邁錫尼時代，因為邁錫尼世界與荷馬的世界是根本不同的兩個世界。雖然不能完全否認邁錫尼時代與荷馬時代之間存在連續性，因為基本的經濟部門與農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革；但是，「要在邁錫尼世界的達摩斯和荷馬的德摩斯之間尋求社會政治職能上的類似，進而證明荷馬的社會政治組織來自邁錫尼時代的共同體，仍有相當的難度」。徐曉旭和蔡麗娟的觀點也類似於「漸次演化」說，但是略有不同。他們在《古代希臘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黑暗時代」並不是真正的黑暗，實際上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它在迎接著希臘世界城邦時代的新曙光，或者確切地說，「黑暗時代」實際上是在「黑暗」中孕育了諸多革新的因素。他們認為，古代希臘城邦是邁錫尼專制王權崩潰後，「黑暗時代」獲得自由的農民公社城市化和政治制度化的產物，希臘城邦是在古風時代初期通過「居地統一」（Synoikismos）運動確立的。
四、延續性中有新的元素—殖民運動和東方的影響20世紀以來，更多學者將希臘城邦興起問題置於整個地中海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其中有兩種比較引人注目的學術趨向：一是將幾乎同時的兩股歷史發展潮流聯繫起來，即考察殖民運動與城邦興起的關係；二是將所謂的「東方化革命」與希臘城邦的興起聯繫起來。前文所述的一些學者，包括埃倫伯格都曾經論及殖民運動與希臘城邦發展的關係。加埃塔諾 · 德桑克提斯（Gaetano de Sanctis）在其專著《希臘史》（Storia dei Greci）中認為，殖民運動確立了希臘人的民族認同，而且推動了希臘本土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上的發展又促進了政治的發展，個人開始得到解放，貴族政治結構陷入崩潰，最終促成了希臘本土政治上的民主化。埃倫伯格在《城邦何時興起》一文中也曾提及，在城邦的發展過程中，從東到西的潮流發揮了作用，小亞細亞的殖民共同體不再是像母邦那樣鬆散的族群組織，而是形成了有較強紐帶的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殖民推動了城邦制度的完善。斯諾德格拉斯指出，就政治發展來說（至少在亞該亞人的案例中），殖民地走在母邦之前，舊的希臘世界在隨後模仿了這種政治發展。伊萊德·馬爾金（Irad Malkin）在《網絡與希臘認同的興起》一文中引述了他的這一觀點。馬爾金自己的觀點是，海外殖民形成和強化了「希臘性」（Greekness）的觀念，首先是因為海外殖民者意識到他們自己與諸多「他者」的不同之處，其次是因為最初的殖民體驗都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馬爾金在他的另外幾部作品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筆者基本認同前述中國學者的「漸次演化」論。從邁錫尼時代到荷馬時代，再到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社會的發展並沒有完全斷裂，還有一定的連續性，並不存在所謂完全的「黑暗時代」。然而，古風時代的城邦畢竟不同於邁錫尼時代的王國，也不同於荷馬時代的政治共同體，這一時期的社會還是有一些新的發展內容。這些新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同一時期的另一種發展潮流，即殖民運動。在殖民活動和相應的商業活動中，希臘人與周邊民族的文明交流也日益豐富。在周邊其他文明和殖民運動的影響下，邁錫尼時代和荷馬時代以來希臘社會的緩慢發展，在古風時代突然加快了步伐，這種加速發展的集中體現就是城邦的興起。關於古風時代早期東方文明對希臘的影響，學術界很早就開始關注和討論了。1870年，維也納大學古典學教授亞歷山大·孔茲（Alexander Conze）提出了「東方化」的概念，用來指稱古代希臘的一種藝術風格。自此以後，學術界越來越密切地關注希臘藝術中的東方元素。後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古希臘文明中的東方元素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實物證明，並且這些考古證據還表明，東方的影響不僅限於藝術領域。1980年，奧斯溫 · 默裡進一步提出「東方化時代」的概念，他的專著《早期希臘》第六章的標題就是「東方化時代」。他不僅借用了這個藝術史的概念，而且將這一概念的適用範圍推廣到希臘社會的整體研究。他認為，「與近東的接觸，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個世紀的希臘社會帶來了大量的變化。」1987年，馬丁·伯納爾出版了《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第一卷，隨後20年間，又相繼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雖然伯納爾的激進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但是也激發了學界對古風時代早期希臘文明中東方元素的研究熱情。1992年，沃爾特·伯克特修訂了自己於1984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並與他人合作將其譯為英文，英文版的中文譯名為《東方化革命：古風時代早期近東對古希臘文化的影響》。他認為，「希臘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經歷東方化革命的時代。」由於「東方化革命」（約公元前750年—前650年）和「（公元前）8世紀革命」（約公元前800年—前700年）所指稱的時代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希臘城邦的興起也確實和希臘與東方廣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基本同時發生，這兩股歷史潮流對希臘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因此一些學者將「東方化革命」與希臘城邦的興起聯繫在一起，將希臘城邦的興起置於整個東地中海共同體的發展歷程中來考察。其中代表性的學者是楊 · 莫裡斯和伊萊德 · 馬爾金。楊 · 莫裡斯認為，公元前8世紀中期開始的社會結構轉變，是更大範圍內人們對於共同體的觀念轉變的一部分，這種觀念轉變在希臘的很多地方都發生了，實際上，這種轉變來源於地中海世界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又可以看作是人們關於神靈、過去、空間組織的新觀念的結果。伊萊德 · 馬爾金認為，地中海世界可以看成一個整體的網絡，希臘是這個大的網絡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約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的《海外希臘人》所暗示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因此，希臘城邦的興起，應該放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來考察。筆者要補充的是，莫裡斯所說的關於「共同體」的新觀念的出現，馬爾金所說的地中海網絡世界的形成，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公元前8世紀中期以來，由於人口的增長，希臘世界的農業技術快速發展，商業活動和移民活動也再度頻繁。在商業活動和移民活動中，希臘人與地中海及其周邊民族的文明交流也日益豐富。由於希臘世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加上周邊其他文明的影響，邁錫尼時代和荷馬時代以來希臘社會的緩慢發展，在古風時代突然加快了步伐，這種加速發展的集中體現就是城邦的興起。筆者認為，希臘社會雖然在公元前8世紀有一個加快發展的時期，並且這種加快發展確實在某些層面受到了東方文明的影響，但是在與東方文明的交流過程中，希臘人所汲取的總是那些適應自己本土土壤的元素，因而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與東方社會完全迥異的公民集體社會城邦體制。東方的影響只是在社會的某些層面強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趨向而已。因此，要在「東方化革命」和希臘城邦的興起之間建立起本質性的關聯，特別是從藝術風格和物質文化的引入進一步延伸到政治和社會結構變化，中間的聯結仍需要更深入的討論。就目前的早期希臘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來看，二者之間聯繫的證據明顯不夠，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發掘才能夠進一步深入討論。
結語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到，早期希臘歷史研究的路數和理論經歷了「以文獻為基礎——以考古為基礎——文獻與考古相結合」這樣幾次轉向。這幾次轉向顯示了學術研究的發展和進步，但是一些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檢驗。在埃倫伯格的時代，古希臘史的研究主要是依靠對傳統文獻的分析和解讀，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理論體系。當然，文獻確實是古史研究的基礎，所以後來的芬利等人也基本延續了這種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古史研究有了一個明顯的轉向，即更多利用考古學的發掘和研究來構建相應的理論體系。在這個轉向過程中，斯諾德格拉斯和楊 · 莫裡斯是兩位代表性的學者。不過，二者雖然是師生關係，並且都是考古學專業學者，但是他們對公元前8世紀希臘社會發展模式的看法卻有很大區別。其原因在於，斯諾德格拉斯更傾向於用考古學資料去證實此前的理論體系，而楊 · 莫裡斯是通過對具體考古證據的分析來修正相應的理論體系。在這個轉向過程中，中國學者也更多地借鑑了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解釋框架。當然，從梳理學術史的階段性來說，可以說這種轉向是比較明顯的。但是具體到每個學者的研究，則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除了早期的埃倫伯格基本上是以純文本為研究資料，後來的其他學者基本上都既利用了文獻資料，也利用了考古資料，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以文獻為基礎進行研究的斯塔爾也引用了不少考古資料，以考古為基礎進行研究的楊 · 莫裡斯也引用了大量文獻資料，尤其是詩歌材料。我們還可以看到，不管是以文獻為基礎，還是以考古資料為基礎，早期學者們的關注焦點都在希臘世界內部，基本上都強調城邦是希臘世界的獨特產物。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希臘城邦興起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把考古學與文獻資料結合起來，這代表了早期希臘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轉向。同時，一些學者還進一步把希臘城邦的興起置於整個東地中海共同體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球史研究方法對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影響。但是，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引入，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檢驗。
本文刊於《世界歷史評論》2019年夏季號，作者李永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參考原文。一個兄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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