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希臘文明，人們常常想到希臘的數學、哲學、科學、藝術以及希臘神話。確實，上述方面代表了希臘文明的傑出成就，也是古典文化的重要元素。除此以外，希臘文明還包括城邦制度，如公民社會、民主選舉、法治精神等，這也是希臘文明的重要成分。
希臘哲學、藝術、科學屬於觀念形態的文化，狄爾泰（德國思想家）稱之為精神文化；希臘城邦屬於政體文化，即黑格爾所說的國家形態。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後者的產物。
從國家政體層面看，西方現代文明有三大來源：一是希臘公民社會，二是羅馬共和國，三是基督教契約精神（包括猶太文化）；三者缺一不可。上述三種元素在16、17世紀被西方學者融合匯通，最後形成西方立憲政體的基礎，這也是西方現代性文明的重要標誌。
根據亞裡斯多德的看法，希臘城邦文明以兩種形式保存下來：一是希臘學者的文字記載（學術派），如柏拉圖《理想國》、色諾芬《回憶錄》（色諾芬是蘇格拉底的朋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及亞裡斯多德《政治學》等著作（文字記載是民族文化記憶的基礎，如中國儒家經典《禮記》《尚書》等）。二是古代立法家的創製立法（實踐派）。希臘立法家均有實際執政經驗，他們創製了希臘城邦政體，如雅典立法家梭倫、斯巴達立法家萊喀古士等（一如中國的堯、舜、周公）。
從起源上說，希臘城邦產生於公元前8世紀，興盛於公元前5世紀（相當於伯裡克利執政時期）。馬其頓帝國興起以後（亞歷山大帝國），希臘城邦走向分化，但並未失去政治獨立性（如斯巴達始終不承認馬其頓帝國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46年，希臘城邦科林斯被羅馬帝國摧毀，希臘城邦制走向終點。自此以後，歐洲進入羅馬帝國統治時代。
概括而言，希臘城邦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面積小，人口少，主權獨立。
希臘城邦不同於現代國家形態。在現代人看來，「國家」是個宏大概念，應當包括很多城市和鄉村，面積大、人口多，至少比普通城市要大許多。
但希臘城邦面積小，人口少，城邦規模非常有限（有西方學者認為，希臘城邦的面積和英國一個州縣差不多，人口只有幾十萬——《希臘的生活觀》，[英]狄金斯）。
希臘城邦更不同於後起的馬其頓帝國或羅馬帝國。狹義的馬其頓帝國是指由腓力二世之子亞歷山大建立的帝國（公元前336—前323年，）；馬其頓帝國幅員遼闊，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國家（但時間短暫，曇花一現）。
馬其頓帝國以後，羅馬人建立了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疆域廣闊，民族眾多，把整個地中海包括在內，這是第二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國家（西羅馬帝國至公元476年滅亡，東羅馬帝國延續到公元15世紀中葉）。
相比較而言，希臘人不喜歡大的國家，而喜歡小的國家，他們的文化中似乎沒有這種」大國家「意識（帝國意識）。相反，希臘人對國家面積、人口皆有明確限制：面積不能太大，人口不能太多；一個城市是一個國家，一個城邦由一個城市構成，這種國家形式即是希臘人的城邦——又叫城市國家（City）。
希臘城邦體現了希臘文化的中庸之道——過猶不及，適中最佳。正如亞裡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說：一個城邦只有十幾個人未免少了些，但如果有十萬人，又未免太多。
雖然城邦規模有限，但每個城邦都是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行政、立法、審判、軍事、外交完全自主，不隸屬其他組織。換言之，希臘城邦上面再無其他權力政府，每個城邦都是獨立自治的國家。
從此意義上說，希臘城邦制不同於美國的聯邦制，美國各大洲並無絕對的自治權，只有相對的自治權，各大洲上面還有美國中央政府。希臘城邦完全獨立，上面並無更高的權力政府。
作為」小而全」的國家形式，希臘城邦體現了希臘民族的政治理念——「中道」哲學。由於各城邦之間聯繫密切，交往頻繁，充滿競爭意識，這使得希臘人做事講求完美，不甘居於人後。這是城邦文明繁榮、發展的前提與背景。
其次，希臘國家的政治權利，屬於公民團體，非公民群體沒有城邦治權。
希臘城邦居民有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公民，負責公共事務；一部分是生產者，負責經濟生產（商人、工匠、傭工、奴隸）。公民團體是希臘城邦的主人和統治者；生產階級是城邦的手段或工具（亞裡斯多德稱之為「條件」）。這是希臘城邦國家的基本社會結構。
希臘公民有時被稱為「貴族」，他們是城邦居民的少數人（精英團體），專門負責城邦公務，如立法、行政、審判、外交、祭祀等等。
就某個希臘城邦而言，公民身份又存在一些差異。
如有些希臘城邦，商人、工匠、傭工沒有公民資格（如斯巴達）。有些希臘城邦的商人、工匠，如果滿足某些條件可以擁有公民身份，如科林斯（根據科林斯法律：商人停止經商10年後方可參選公職）。有些城邦的公民範圍較廣，如雅典（雅典公民除貴族、富人外，還包括商人、匠人、傭工，如公元前5世紀的平民領袖克裡翁（Cleon）就是一位皮革匠人）。
城邦公民可同時擔任多種公職：他既是一個士兵，又是一位法官；既參與政府議事，又參與投票選舉。希臘公民身份體現了希臘政體的鮮明特色——直接民主制（不同於近代西方的代議制民主）。
換言之，對於希臘城邦公務，所有公民必須親力親為，身體力行，不能找別人代替。這既是希臘公民的治權，又是國家法律規定。
由此便可以理解希臘人為何限制城邦的規模：如果城邦面積太大，公民不方便早出晚歸（外出辦理公務）；如果公民人數太多，又很難輪到在公民大會上發言（亞裡斯多德《政治學》）。
希臘城邦的公共職務沒有薪金，屬於自願參與；希臘人把參與公共事務視為一種美德與榮耀，是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手段。這種觀念有別於近代西方的「國家—公民」觀。
近代西方文化更看重個體主義，重視個人權利，如文藝復興的「個性解放」，啟蒙運動的「天賦人權」，這些看法都和私人權利有關：近代西方社會把國家視為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國家利益不是目的。
在希臘人看來，國家與公民的關係非常密切，兩者相互成全。
希臘人認為，公民的個人價值在於為城邦利益服務，城邦為實現個人價值提供了條件。換言之，個人價值即城邦利益，城邦利益即個人價值，兩者休戚相關，榮辱與共。這是希臘「國家——公民」觀的特殊含義，也是西方公民意識、公民道德的重要來源。
如此看來，希臘公民的國家責任感類似於中國儒家文化。中國儒家文化講究家國情懷，認為君子（士）應服務社會、報效國家，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儒家文化的背景是「家天下」之封建社會，希臘公民文化的土壤是城邦國家，兩者存在重要差異。
希臘的公職有兩種產生方式——選舉或者抽籤，在現代人看來，這似乎是最民主的方法了。希臘社會的民主制還表現為「輪流統治」（亞裡斯多德語），即每位城邦公民都輪流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是希臘民主制的特色之一。
亞裡斯多德認為，一個優良城邦的治權不應由少數公民長期擁有，需要進行輪換，如通過抽籤決定等（亞裡斯多德《政治學》）。
就具體城邦而言，希臘公民擔任的公職（執政官、法官、陪審員、軍政人員、稅務官等），有的全部來自選舉（如雅典），有的部分來自選舉、部分來自抽籤（如斯巴達）；這體現出希臘民主政體的多樣性、靈活性。
有些希臘城邦針對公民資格提出財產要求，如斯巴達法律規定，公民擔任公職必須符合特定的財產標準，否則不能參選（提出財產要求的城邦大多以寡頭制為主——由少數富人統治的城邦）。
有些城邦的公職沒有財產要求，例如雅典；根據雅典法律，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自由參選公職，沒有財產限制。
希臘社會流行一種看法：窮人總是忙於個人生計，所以沒有閒暇參與公共事務；只有擁有一定財產的公民才有時間參與公共事務（因希臘公職無薪金）。這是希臘社會的流行偏見。
除公民團體外，希臘城邦還有一數量龐大的群體——奴隸階層，所以希臘城邦又被稱為奴隸制國家。這是希臘城邦的歷史局限。
奴隸生活在城邦最底層，他們沒有任何公民權，只是維持城邦生活的工具——奴隸負責經濟生產。
城邦奴隸數量龐大，構成希臘城邦人口的主體，如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奴隸人數大約有40萬，公民人口僅為10萬（《希臘的生活觀》，[英]狄金斯）。
希臘奴隸除承擔所有農業生產外，還從事工礦勞動，為奴隸主家庭服務，奴隸的勞務異常繁重。亞裡斯多德說，工具是不會說話的奴隸，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這種偏見反映出希臘奴隸制的特點：奴隸是公民生活的工具，沒有法律人格，在城邦處於最下層。
關於奴隸的性質與來源，亞裡斯多德認為，希臘奴隸分為兩種：一是因戰爭或偶然因素被迫為奴，這種奴隸源於法律強迫，不合正義；另一種奴隸是天生的奴隸，他們生來缺少智識，合乎正義（《政治學》）。
為論證奴隸的合法性，亞里斯多德引用身體和靈魂的關係作為例證。他認為，公民和奴隸的關係類似於靈魂和身體的關係：靈魂是身體的主人，身體是靈魂的奴僕；主奴關係共同構成整體和諧（城邦正義）。
亞裡斯多德的奴隸觀反映了希臘文化的偏見，這是希臘城邦制的重大歷史局限。希臘奴隸制經羅馬帝國，直至中世紀晚期才徹底消亡。這種歷史性轉變既和基督教有關，也和啟蒙精神有關。
根據基督教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基督教倫理使得西方奴隸制逐漸衰亡。在這一過程中，啟蒙精神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西方啟蒙文化，人人天生平等，奴隸也不例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迫使另一個人成為奴隸，這是啟蒙精神的核心主題。
與希臘城邦制密切相關的還有另一問題——希臘法律。
在批評時代之前（公元前5世紀末），希臘人對城邦法律持崇拜態度（蘇格拉底對話錄可以為證）。在希臘人看來，城邦法律源自神明的恩賜和發明，是正義的象徵；法律和聖賢的立法有關，全體公民都應共同遵守。
希臘人不把遵守法律視為一種限制，而是視為城邦幸福的保障。他們認為，法律是公民利益的代表，是維護城邦和諧的手段，遵守法律是一件極為重要和有意義的事情。
希臘正統法律觀至公元前5世紀末發生了變化，許多人開始質疑城邦法律的公正性。
如《理想國》中的特拉敘馬霍斯認為，城邦法律是強者的利益，不代表公平和正義。柏拉圖堅決反對這種看法。柏拉圖認為，法律的本質是正義；立法者的目的是維護城邦利益，法律權威不可褻瀆。
從歷史層面看，特拉敘馬霍斯的觀點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反映了雅典政體的歷史變遷。
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政體曾出現多次變化，如「十人僭主」專制、「三十人僭主」專制等（僭主權力通過武力或陰謀獲得）。亞里斯多德認為，「僭主政體」和「極端平民政體」一樣，均屬於「變態政體」：用個人意志取代法律權威，兩者皆違反城邦正義（《政治學》）。
最後，希臘城邦還具有軍事性質，這也是希臘國家區別於西方民族國家的重要標誌。
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後進入現代階段，許多民族國家紛紛出現，如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等；緊接著西方便發生了工業革命，西方社會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工業、商貿經濟時代。
根據西方社會學家的觀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提高科技水平，增加物質財富。因此，西方現代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或實業問題，而非軍事問題。
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可作為代表。
馬克思、恩格斯是較早研究西方現代性問題的思想家。他們對西方社會的批判，主要著眼於經濟和社會層面，如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剩餘價值規律以及經濟危機；除此之外，馬克思還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在馬克思看來，階級壓迫同樣源於經濟問題。
和西方民族國家不同，希臘城邦主要關注公民權利和國家安全，像如何加強城市防衛，如何防止敵人入侵；商貿實業屬於次要問題，無足輕重（在希臘城邦時代，商人、工匠的勞作被視為「賤業」）。
如柏拉圖（生活在商貿最發達的雅典）竟然在《理想國》中不為商貿立法。他認為：「哲學王」（城邦統治者）沒有必要為市場交易、貿易訴訟、私人契約等經濟行為立法，只需關注城邦正義即可。這種輕視商貿的態度，反映了希臘社會的普遍看法：商貿行為屬「低賤」之業，和公民道德無關，不值得重視。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首先論及城邦「保衛者」，他認為，應當把培養「保衛者」視為第一要務。為此，柏拉圖規定了選拔保衛者的條件及培養過程，如接受體育訓練，注重音樂教育，培養良好習慣等。柏拉圖還提出如何利用「合縱」之術打敗敵人的軍事策略。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對於城邦安全同樣非常重視。他提出了許多關於城邦安全的設想與建議：如何選擇城邦位置，如何防範敵人進攻，如何防止敵人阻斷水源等；對於商貿問題，亞裡斯多德的論述極為簡單，僅僅提到了管理人員的選拔方式。
通過兩位思想家的觀點，可以看出，城邦安全是希臘人優先考慮的問題，這種情形可以斯巴達為代表。
公元前5世紀左右，斯巴達和雅典是最著名的城邦，如果說是雅典是希臘人的學校（以哲學、藝術、科學著稱），斯巴達則是軍事強國的代表。
斯巴達政體和雅典不同，斯巴達國家同於一座軍營：所有斯巴達公民都是戰士，他們平時進行軍事訓練，戰時外出打仗。
根據柏拉圖的說法，斯巴達公民就像小馬一樣，他們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訓練，目的是成為堅強、勇敢的戰士（斯巴達兒童7歲後離開父母，由國家統一撫養，兒童和青年戰士同生活、同訓練）。
在所有希臘城邦中，斯巴達的戰鬥力最為強悍，是唯一有能力和雅典抗衡的國家。無論在希波戰爭還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的軍事力量都充分展現出來。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公元前431年—前404年），斯巴達打敗了雅典，成為愛琴海地區的霸主。
在希波戰爭期間（公元前499年—前449年），一位波斯國王這樣評價斯巴達人：如果斯巴達士兵單打獨鬥，他將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戰士；如果斯巴達人聯合作戰，他們將所向披靡；只要他們的人數超過一千，就會向敵人宣戰；斯巴達士兵在戰場上的結局只有兩個——要麼戰勝、要麼戰死。
這段話的背景來自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480年），在這場戰役中，300個斯巴達士兵，拼死抵抗波斯大軍，直至最後一人戰死。
綜上所述，希臘城邦不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兩者存在許多差異。直至今日，希臘城邦已成為遙遠的絕響，難覓蹤影。但這種國家形式卻曾經發揮重要作用，奠定了希臘城邦文明的基礎。另外，城邦制對西方文明產生重要影響，如公民意識、法治精神、民主政體等元素均來自城邦文明。這些元素和羅馬共和制以及基督教契約精神，共同奠定了西方近代立憲政體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