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眾所周知，時代是思想形成的基礎，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時代發展的先驅動力。同時藝術創作來源於生活，不同時期的時代背景能夠孕育出不同風格且又與其時代背景相適宜的藝術主題。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湧現出大量以驅逐日寇、恢復中華的文學創作，在清末腐敗無能時期，又相繼湧現出驅逐韃虜、創立民國的民主共和思想，其它藝術創作來源亦是如此。
現在我們將視野轉換到北宋時期，北宋一朝始終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防形勢，無時無刻不受到北方、西北地區遊牧政權的侵擾。北方的遼國一直是北宋的勁敵，太祖、太宗時期一直以收復五代失去的燕雲十六州為終極目標，但是由於形勢所逼，雍熙北伐失敗後，失地的收復變得遙遙無期，北宋繼任的統治者也就逐漸放棄了。
北宋沒能戰勝遼國情有可原，畢竟遼國在當時也是幅員遼闊，整個長城以南部分地區和以北大部分地區皆是其勢力範圍，就連後來滅遼的女真部落也是在其統轄範圍內。但是我們再看北宋西北方還有一個勁敵就是西夏國，從歷史記載來看，西夏國土非常狹小，人口也不多，但是民風彪悍，軍隊作戰能力強，尤其是騎兵作戰衝鋒能力不遜於遼。但西夏終歸是一個小國，就是這樣，北宋仍舊頻頻吃敗仗，甚至只能以議和收場。
《宋史》載："銀州，銀川郡。五代以來為西夏所有，熙寧三年收復，尋棄不守。元豐四年收復。五年，即永樂小川築新城，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西人陷沒。"
正是由於北宋正處於戰爭頻頻的時代背景，北宋一朝的文學創作也深受此影響，甚至是受其決定性影響。北宋詞風、詩風大部分以戰爭為主題，同時由於北宋積貧積弱，總是以軟弱求和收場，更使得北宋的文學創作風格帶有無奈、悽涼之意，相信我們在閱讀北宋詩詞的時候都能感受到。本文主要從北宋與西夏的戰爭角度來分析其對北宋文學創作的影響。
宋夏戰爭對於北宋戰爭主體詩風形成的影響
現實性與議論化是北宋詩歌的總體特點，這一詩學風貌的形成與特殊的政治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複雜的民族關係則佔主導因素。在167年的歷史進程中，北宋始終處在與遼、金、西夏這三個少數民族政權相互對峙的政治格局中。在此過程中，北宋與西夏的並立時間最為長久，宋夏戰爭持續的時間之久、規模之大、情況之複雜、鬥爭之慘烈，是以往戰爭中頗為少見的。
嚴重的邊患危機激發了士大夫文人濃鬱的憂患意識，他們積極上書談論軍事得失，尋求救弊之策，從而掀起了一股救弊時政、富國強兵的愛國熱潮，飽讀經書的儒學之士由此正式走向北宋的政治舞臺。北宋文人或娓娓敘說、或慷慨陳詞、或滔滔雄辯、或精細剖析，將宋夏戰爭過程中的種種實況予以真實記錄，從而形成了完整的戰事詩。
所謂的戰事詩，是專指對特定作戰雙方戰況的再現與持續描寫，它具有雙向性與延續性的特點，因此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邊塞詩。自《詩經》開始，歷代都有記錄戰爭情況的詩歌，並形成了強大的邊塞題材，但卻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能夠像宋夏戰事詩那樣，既全面系統，又真實動情地記錄延續百餘年的戰爭情況，因而較之前代的戰爭詩可謂有集大成之意義。
通過檢閱《全宋詩》，可知和宋夏戰事相關的詩歌近千首，內容涉及戰爭場面、百姓疾苦、文人憂患、邊塞風光等各個方面，作品集中展現了歷經百餘年的宋夏戰爭給北宋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具有以詩存史的現實價值。北宋文人開始將創作視野投向廣闊的社會現實，宋夏戰爭所帶來的冗官冗費、苟安積弱等困擾北宋社會的重大詩社會問題，都成為文人所關注的焦點。
石介《寄趙庶明推官》："四十年來贊太平，君王耳畔管簫聲。定襄地域俄連震，萊牧男兒忽議兵。明日邊烽高百尺，同時御府出三旌。將軍請用多多算，能向當初見未萌。"
宋夏戰爭對於北宋豪放詞風形成的奠定
詞體在晚唐成熟，至北宋達到繁榮階段，其間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歷程，表現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婉約詞一直居於主流風格。然而隨著宋夏戰爭的頻繁爆發，士大夫文人創作視野和人生體驗都因之而發生了改變，並拓展了新的創作視域—邊塞戰爭與軍旅生活。於是關心國家安危、慨嘆國恥國難的豪放之作開始不斷湧現。其中，不論是淺斟低唱的沉吟，還是雄肆粗厲的高唱，都與歷經百年的宋夏戰爭有著密切關係。
北宋豪放詞的作者多是經歷宋夏戰爭，且關注現實政治、憂國憂民、積極有為的仁人志士，他們將憂國憂民的士大夫精神注入詞體，以原本應歌娛樂的小詞反映時代的風雲變化，抒發振興家國、維護民族尊嚴的英雄主義豪情，從而打破詞體的嬌嬈柔媚之態，大大加強了詞體的現實功能。
作為北宋豪放詞的先驅，範仲淹一生正值宋夏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他不僅走上戰場，親歷戰爭，同時用詩文記錄了他們在國家危亡時期的所聞、所見、所感。《漁家傲》、《蘇幕遮》兩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軍中的感懷之作，真切展現了邊防將士們憂國懷鄉的深情，以及詞人對離鄉久戍將士們的深切同情，可謂在剪紅刻翠的軟媚詞風之外另闢一隅。
範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徵夫淚。"
繼範仲淹之後，引時事入詞逐漸成為一個時期普遍的創作傾向，並在其他詞人筆下也有廣泛的表現。北宋中後期是豪放詞的確立和深化期，同時也是宋夏戰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在經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戰役的慘敗後，北宋聞人逐漸從宋初承平的溫柔鄉中清醒過來，並開始通過變革尋求出路，王安石、蘇軾就是這一時期最具改革精神的文人，這種精神也必然會反映在詞體創作中。
宋夏戰爭對於北宋政治散文發展的推動
宋代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頂峰，這已經是古今學界所公允的定論。宋代散文數量繁富，佳作紛呈，風格流派眾多，可謂集前代之大成。宋代散文之所以有著如此之高的成就和地位，除了以上數量和風格上的成就以外，還體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時代特點，這依然與宋夏戰事有著密切關係。
宋夏戰爭所引發的社會矛盾積弊激發了北宋文人關注社會現實、積極參政的熱情。將道德精神的建構與政治理想的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文，一方面致力於探求政教根本，另一方面則擔負起經國救世的社會責任，造就了經學、史學、文學的相互滲透、彼此影響的繁盛局面。北宋文人士大夫開始將深沉的憂患思想與高昂的士人風貌融合在一起，經世致用的文學觀念由此得到空前強化。
由此，北宋文人對宋夏戰事給予了高度關注，並以策論、奏議的形式發表和宋夏戰事相關的各種見解，從而將政論性文體的創作推向高峰。在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感的激勵下，一些重臣兼文士，如範仲淹、韓琦、富弼等都直接或間接參與邊事，他們積極進言獻策，發表對戰爭的見解與救國方略。司馬光不僅有《論北邊事宜》、《遠謀》等陳述自己對邊事意見的政論奏疏，而且明確對士大夫們高揚自我的社會責任感提出了要求。
《全宋文》載歐陽修言："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困矣；所需者財用，今財用乏矣。"
評價
不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北宋文人始終把國家興衰、民族憂患、民生疾苦作為關注的重心問題，從而展現他們的濟世情懷與憂患精神。通過聚焦於宋夏戰爭的方方面面，北宋文人充分貫徹了要求文學反映現實，革除社會弊病的詩文革新主張，完全摒棄了宋初詩壇總體上內容空洞、言之無物的虛浮風氣，從而為北宋文學開闢了全新的理論視野與創作格局。
歷史上不乏戰爭，歷朝歷代都曾有過邊關動蕩的時期，但像宋代士人這樣以如此飽滿的激情和深沉的理性來凝視和思考戰爭事件的，可謂是一道獨特的景觀。當我們把審視歷史的眼光定格在宋夏對峙百餘年，就會發現北宋文人的創作熱情與文學的現實指向，是隨著宋夏戰爭的發生發展而彼此消長，而且北宋重要的文人幾乎人人都寫過反映宋夏戰爭的文學作品，從而深刻影響著文學格局的分布與審美風貌的形成。
自始至終都沒有擺脫過宋夏戰爭的困擾，文人也因此深受這場持久戰爭的影響。文學創作因之有了更加廣闊的現實內容和豐富的時代內涵。
對國家社稷安危的強烈關注使得北宋詞人打破詩尊詞卑的狹小觀念，從而將創作目光投向風起雲湧的廣闊社會，與戰爭相關的邊塞風光、登臨傷別、懷古詠史、報國志向等內容開始湧現詞壇，由此掀起了豪放詞的創作高潮。
文學與政治有著緊密的親緣關係，但絕對不是直線型、簡單化的，而是以創作主體為核心中介，以文化思潮與審美風尚為依託，從而在一個立體化、複雜化的歷史空間中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宋夏戰爭對北宋文學格局與審美風貌的影響就是最好的說明。
參考文獻：《全宋詩》、《全宋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