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中生有的「希臘文」禍害希臘一個半世紀
諸玄識
梗 概
19世紀初，一批被西方中心論洗腦、而醉心於重現「理想國」的希臘流亡者，不惜拋棄他們的故土母語，另外發明和發展了一種「自古相傳」的語言文字，稱之為「純正希臘語」，而與西方大國——主要是德國和英國——虛構「古希臘」相呼應。而其方法則是，以那源自亞美尼亞的東正教希臘語為形式、作偽裝，來包裹啟蒙運動後的西歐的新語義〔主要是「漢語密碼」（表意）——普遍通用概念。筆者另有專論〕。
隨著「純正希臘語」被入主登基的德國王子欽定，作為希臘國家的官方語言（1834年）；一出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以「古裝戲」為特點的語言鬧劇，就在這個西方中心論的「試驗場」開演了。
首先是人工語言與自然語言的衝突，從而造成階級對抗。其次是新內容與舊形式的衝突：東正教希臘語本是一種非世俗和反自然的「教派行話」，不能表達現實世界與日常生活；所以，用它來作形式，就等於把語言給禁錮了。引進再多西歐的詞彙（把它們套上「古裝」），其語言文字對於希臘社會與文明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倒是，「純正希臘語」墮落為反動統治與特權階層的工具。
另一方面，其本土母語——「民間通俗語」——則代表人民大眾和社會進步以及「語言解放」。直到1970年代，隨著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抗爭洪水淹沒了軍事強權，「純正希臘語」終於被「民間通俗語」所取代。
一旦解除了偽希臘的「語言禁錮」，已被捲入啟蒙潮流的現代希臘的語言文字，就會順利地完成更新和升級，從而在意涵上成為西歐語言（漢子「表意」）的一個亞種。直到這時，希臘文才勝任於書寫「古典、經典」；儘管它們的「原創」都是前不久，主要是被用英語和德語完成的。然而無論如何，西方中心論會說，此種希臘語是「古已有之、古勝於今」！
圖 畫中的右下方是這場鬧劇的始作俑者科萊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生活在在巴黎的他，偽造「純正希臘語」的靈感對於來自子虛烏有的「古希臘」、及其無比優美的語言文字。
在現代希臘建國的1830年代，那兒已存在一種「具有語音和形態統一性」的白話；這是由斯拉夫語、土耳其語和阿爾巴尼亞語混雜，而衍生已久的「民間通俗語」（Demotic）。但是，該語言被認為不適合於這個新國家——「古希臘的重生」；於是，「純正希臘語」（Katharevousa）橫空出世、橫行逆施。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現代希臘教育患上了嚴重的慢性病」；「與愛國主義和民族宗教有關的『純正希臘語』，在心理上來自幻想的祖先榮耀和烏託邦式的懷舊感」。〔芝加哥大學《比較教育研究》，1976年〕
西方及歐洲中心主義，於19世紀初開始系統而全面地「復興古典」（神話、文藝、歷史、科學和哲學等）；為了圓謊，又先後做了兩大「創舉」：
一是把希臘國（原來不叫這個名）打造成「文明聖地」（始於1830年）；
一是用義大利（最初是選法蘭西）來裝扮「文藝復興」（始於1860年）。
而打造「文明聖地」則又分為兩個方面，它們對希臘民族來說是「一喜一悲」，此話怎講？
「喜」的是「雅典古城」——
1833年，由歐洲列強派遣的德國巴伐利亞王子奧託（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成為希臘國王；這個「外來政權」廢除了前不久剛建立的希臘政府和首都，而另外選址定都；那是一個只有幾千人的村莊，被用傳說中的「雅典」命名之。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在那之後的一個世紀裡，「雅典」被按照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來還原「古希臘」之盛景。這件事對於希臘民族來說，「壞事變好事」，他們是最終的受益者；因此，現代希臘對於當初歐洲列強的粗暴行徑，並無怨言。
「悲」的是「古希臘語」——
為了迎合「復興古典」的狂潮，流亡法國的希臘人科萊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發明了「純正希臘語」，號稱是從「古希臘」傳下來的，它被定為官方語言文字（1834—1976年）。
該語言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它是以源於亞美尼亞的東正教希臘語為形式，而以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歐語義或概念為內容。但問題是，這個歷史上真正的希臘語是教派性、經院式的「殭屍語言」——不能表達現實世界與日常生活；因此，「純正希臘語」等於是「語言禁錮」：不僅作繭自縛，而且強人所難。
學者們揭示：「『純正希臘語』是一種在形式上，基於被希臘東正教所使用的教會語言」〔英文維基百科〕；「這就穿上了偽古希臘（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Peter Mackridge, 牛津大學教授〕；「在語義上依靠大量擷取西歐詞彙」〔Vally Lytra, 倫敦大學教授〕。
如果僅從語言學的角度，我們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純正希臘語」，那就是「新詞變舊、古表今裡」。
圖 偽希臘烏託邦（Pseudo Greek Utopia）。
（二）強加於希臘民族的有害語言
「純正希臘語」囿於其宗教性的偏狹軀殼，很僵化；不能與時偕行、唯變所適，而和時代或發展皆格格不入。例如《現代希臘文學百科全書》（Bruce Merry）委婉地評論：「『純正希臘語』在適應新概念、形成新詞和使舊詞現代化上，都是很笨拙的。」
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塞納裡斯（Ioannis Psycharis, 1854—1929）直言：「『純正希臘語』不僅是一種假語言（fake language），……而且也構成教育的缺陷；它既不能表達人們的心靈，也不能表達時代的實踐精神。」
洛德（W. R. Loader）在劍橋大學期刊發表的論文《純正還是通俗？現代希臘語言問題》，其中寫道：
「純正希臘語」是實驗室製造的怪物（laboratory - created monster），它的擁護者是一群害人害己的反動派；儘管如此，這些利令智昏的肇事者無法認清，此種語言文字從未真正地活著。因此，它（他們）作為學術暴君（academic tyrants），試圖扼殺那鮮活而生動的人民語言這一罪惡行為，終究是徒勞的。
「純正希臘語」不是希臘母語，反而否定後者、盜憎主人；另一方面，還必須不斷增添「仿古詞彙」，來修補那備受摧殘的「語言生態」；以致人工語言愈益替代自然語言，越來越糟，惡性循環。正如挪威阿格德爾大學的語言學家雅爾（Ernst H. Jahr）所說：
到1850年，「純正希臘語」作為希臘官方的語言文字，差不多已經固定下來。……從語言學上來看，它混雜而老舊，但實際上則是一種虛假的「古老主義」（false archaisms）。……很顯然，「純正希臘語」不是希臘當地母語。由於它不接納民間用語，且其本身也沒有描述日常生活的詞彙；所以，「純正希臘語」不得不依靠大量偽造新的「古代術語」。毋庸置疑，這種畸形的語言文字永遠是教育的災難，儘管它已成為政府、學校和新聞的法定媒介。
此種畸形語言使教育或學生深受其害，這都是盲目崇古的虛榮心作祟！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批評道：雖然相對落後的現代希臘，「有必要創造一種適合於各種技術和抽象寫作的語言文字；但是，『純正希臘文』則是幼稚而荒謬的，……萬萬不可在學校裡強制推行之」。究其原因，是「盲目崇古」作的孽，這就有了此種「人為古典語言」。進而，盲目崇古的心理來自「使人衰弱的幻覺」（debilitating fantasy）；「好像不模仿『古典語言』，就意味著智力和道德的失敗，這個國家也就沒有前途」。
圖解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於1921年訪問雅典，面對著由語言問題所造成的希臘社會持續動蕩與階級對抗；在其與各方精英討論之後，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和批評：
「純正希臘語」是現代希臘人不自信的產物……。該國知識分子開發出這種語言，旨在證明現代希臘民族是『古希臘』的傳人，儘管大多數的現代希臘人都不願意學習它。
剖析「純正希臘語」運動的基礎，它是一批受過西歐教育的希臘人的這樣一種感覺，即：古希臘語言是至高無上的工具；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相信，通過模仿古人的語言，古典希臘主義的花朵就會全面綻放。
這個擺脫了土耳其數百年壓迫的貧窮落後的民族，突然間換發出浪漫主義的懷舊之情，希望再現『昔日輝煌』。」
（三）阻礙社會及文教發展的桎梏
重申一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古希臘語」；而在20世紀以前的千百年裡，希臘半島的居民從未擁有一種能夠表達知識與智慧、哲理與學術的語言文字！
一批胡亂認祖歸宗的現代希臘文人，把東正教希臘語這一「近代腐朽」當作「古代神奇」，而用它來包裹——卻也束縛——來自西歐的新概念，以形成「純正希臘語」，再憑藉國家機器推而廣之；搞得19—20世紀的希臘人不能正常說話和寫作——他們被強迫「鸚鵡學舌、邯鄲學步」。除非藉助於法文、英文或德文等，1970年代之前的希臘人幾乎不能研究科學與哲學。僅在把「純正希臘語」這個緊箍咒拋棄之後，獲得解放的希臘本土「民間通俗語」才能順利地完成更新和升級，從而可以向西歐看齊。
《希臘歷史辭典》（T. Veremēs, M. Dragoumēs）稱：「贊成使用民間通俗語的作家和學者批評『純正希臘語』，是『人為地造成社會分裂，扼殺語言的自然發展』。」
哈佛大學教授詹姆斯·羅素（James R. Russell）說：「這種『偽阿提卡—純正希臘語』（the pseudo - Attic katharevousa）實際上是一種古代亞美尼亞語，它一直折磨著現代希臘的學術與政府機制。」
密西根大學的科技報告稱，20世紀中葉以前，「在大多數的科學領域裡，甚至沒有一個標準的希臘術語，（希臘）科學家們更喜歡在平常交流中使用英語術語。」
關於「純正希臘語」對本土文學的傷害。牛津大學教授古天克（Constanze Guthenke）指出：「到1880年代，由于越來越多地使用古舊的『純正希臘語』作為其媒介，希臘浪漫主義的敘事詩走進了語言僵化和濫用修辭的死胡同。」
希臘教育和語言改革家帕利斯（Alexandros Pallis, 1851—1935）介紹：「長期以來，由於使用偽古典的『純正希臘文』作為官科載體，經院性的學術傳統差不多已經窒息了希臘散文；幸虧民間詩歌有幸擺脫此種鐐銬，因而可以使用自然又活潑的語言表達之。」
如前所述，教育是重災區。《現代希臘語研究導論》（Nicholas Bachtin）寫道：
「純正希臘語」所體現的，不僅是荒謬的「古希臘」，也不僅是官方與新聞用語、以及商店招牌用語；而且按照當時希臘國家的法律，從小學到大學都必須使用它。……由此，教育變成了現代希臘的災難。而自相矛盾的則是，真正的希臘語（指民間通俗語）卻被官方禁止。這很難令人相信，卻是事實。直到1917年，由於短期的政府變換，「民間通俗語」被允許在基礎教育中使用。然而在19—20世紀的希臘，政府經常更迭，文教政策也隨之改來改去；由此，語言的命運則受制於反覆無常的政治運動。
圖 20世紀初的希臘小學：必須學習那脫離實際的學究式的「純正希臘語」（Καθαρεύουσα）。
（四）溝通梗塞造成社會階層對立
兩種語言針鋒相對、勢不兩立：1.「民間通俗語」，自然天成，本土母語，大眾使用；2.「純正希臘語」，人為發明，古怪語言，上層使用。
在「純正希臘語」作為其官方語言文字的100多年裡，「民間通俗語」被禁入政府機構和正規場合；而另一方面，大多數希臘人則基本上不用「純正希臘語」。這就形成了上下兩個階層的對立，並且又因這樣一種情況情況而火上澆油，即正是由於語言障礙所形成的社會鴻溝，上層社會幾乎是自我繁殖或內部循環，於是形成了特權壟斷。——《現代希臘：邊緣文明》一書稱：「對於上層階級來說，『純正希臘語』確認了他們的特權地位。」
「弗格森 （Charles A. Ferguson, 1921—1998, 史丹福大學教授）曾描述希臘的語言混雜和混亂的情形，導致希臘社會一分為二，從而形成脆弱的政治關係，那就是『學閥般的純正希臘語』與『本土型的民間通俗語』兩派對立。
倫敦帝國學院教授霍爾頓（David Holden）批評：「文化虛榮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讀寫『純正希臘語』被視為西方文化優越性的象徵。正如塞費裡斯（George Seferis）所寫的那樣，『……崇古派不遺餘力地試圖使我們（希臘人）掌握柏拉圖和索福克勒斯的語言和藝術』。……『純正希臘語』不僅成為統治階級的語言，而且成為保守勢力的特權工具。」
《語言和語言學百科全書》（Gen-Int）稱：「……『純正希臘語』和『民間通俗語』的對立，使希臘在政治上分裂兩個陣營，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純正希臘語』成為保守派的代碼，而左翼組織則熱烈支持『民間通俗語』。」
甚至宗教界也發生了分裂：雖然主流教派無疑是支持「純正希臘語」，但有些神職人員——例如神學家特巴留斯（P. N. Trembelas）和安德羅索斯（C . Androutsos）——則「批評官方使用保守的「純正希臘語」，而不是民間通俗語」。為什麼？因為「純正希臘語」無法被用於下層傳教。
畸形語言的社會後果越來越嚴重。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語言學家庫爾馬斯（Florian Coulmas）總結：
自從1830年希臘建國以來，這個國家就一直飽受雙語的困擾。希臘人民所說的「民間通俗語」被視為低級的，在教育和法律以及所有其他官方機構或高尚場合，均被禁止使用。這些領域由「純正希臘語」壟斷之，它是一種以「古希臘語」為原型的人工偽造品。然而，在長達一個半世紀裡，「民間通俗語」始終是進步的象徵，它與左翼思想相關聯；而高高在上的「純正希臘語」則代表保守勢力、統治集團和特權階層。……兩種語言的對立體現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兩極分化（例如，1941—1944年抵抗德國侵略和1947—1949年的希臘內戰。左翼或共產主義代表「民間通俗語」群體）。
圖 19世紀希臘社會的上層和下層，他們說不同的語言。
（五）左翼抗爭從激化到物極必反
病態的「純正希臘語」嚴重危害了希臘的社會發展與文教事業。不僅如此，希臘人民固有、並誓死守護的「民間通俗語」一直處於被打壓狀態，它被禁入官方領域和正式場合；這就引發了曠日持久的階級對抗。
現代希臘的語言之爭撕裂了社會，加劇對抗，而衝突不斷；……例如「在1901年在雅典因語言問題而發生騷亂，導致8人死亡」。
「在19—20世紀的希臘歷史中，『純正希臘語』與『民間通俗語』的緊張關係體現了各種政治立場的對立，諸如：國家vs人民、保守vs進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vs共產主義、左派vs右派……。」
兩個陣營壁壘森嚴：教會勢力、右翼民族主義和軍事獨裁者都維護「純正希臘語」，而共產主義、無神論者和無政府主義則都支持「民間通俗語」。
1918年成立的希臘社會主義勞動黨（後改名為「希共」）在其綱領中提出廢除「純正希臘語」。該組織認為：「『純正希臘語』是貪婪的統治階級把廣大工人和農民排除在國家機器之外的關鍵工具。」再者，「對於支持民間通俗語的希臘社會主義力量來說，『純正希臘文』不僅是『假語言』，而且是奴役工人階級的欺騙性意識形態。」
「極右勢力，特別是在1930年代、1967年和1974年的高壓統治時期，都把支持『民間通俗語』的人當作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來鎮壓或追捕。」
關於矛盾雙方的演變和轉化，以色列海法大學教授米希爾（John Myhill）寫道：
「純正希臘語」和「民間通俗語」雙方的支持者長期對抗：前者包括上層階級、教會勢力、獨裁政府和「大希臘主義」（megali idea）；而後者的事業在總體上則是進步的，包括共產主義，希望建立一個適合國情的新希臘。「純正希臘語」在19世紀佔統治地位。到20世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希臘主義」的幻想破滅；「民間通俗語」的影響則越來越大，於是，官方語言乃至國家政權在兩個極端之間擺動。最後，即在1976年，由於推翻軍事獨裁政權……，「民間通俗語」完全取代了「純正希臘語」。
紐約大學教授弗萊明（K. E. Fleming）也說：「當1975年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執政時，『民間通俗語』開始被官方廣泛接受。這是對那保守、僵化和荒謬的『純正希臘語』的反叛，而不是針對1969—1974年的軍政府的；儘管後者強制保持『純正希臘語』，卻使該語言成為反動傾向的象徵。
圖 由語言問題引發的雅典騷亂（1901年），死了8個人。
時至1970年代，經過100多年的「國際匯通」，不管是「民間通俗語」，還是「純正希臘語」，只要去掉東正教經院主義的「語言禁錮」，都已臻於成熟——「原先不合格的『希臘語』（unqualified 'Greek'），終於在現代語言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根據美國圖書協會的報告，19—20世紀編纂的希臘雙語詞典已經使教育學、政治科學、應用科學、經濟學、哲學、醫學和考古學等領域的詞彙，蔓延於這個國家的「民間通俗語」和「純正希臘語」之中。
希臘國家在1976年頒布的特別法律，將其語言文字定義為：「……『民間通俗語』已發展成為泛希臘的表達工具。然而，現在的『民間通俗語』與兩個世紀前的低俗土話相去甚遠；它已吸收了『純正希臘語』中的有用部分，從而演變成『現代標準希臘語』。
質言之，除了取捨那作偽裝用的東正教希臘語之外，現代希臘語——無論是「純正希臘語」、「民間通俗語」或「標準希臘語」——都與古代毫無關係；它是一種由現代西歐語言衍生的亞種，走了一段「託古」的彎路而已。正如牛津大學教授麥克裡奇（Peter Mackridge）所指出：
「純正希臘語」和「民間通俗語」都是現代的，而在19世紀以前則從未有過這類東西。換言之，「純正希臘語」並非古代希臘語的「現代化」版本，而基本上則是一種現代語言，被盡力打扮成「古希臘」風格。」「……『純正希臘語』主要由現代歐洲概念構成，穿著偽古希臘（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而已。」
直到這時，希臘文才勝任於書寫「古典、經典」。它們的原創都是在此之前，大抵是被用英文和德文完成的；後來卻都通過翻譯，而變成了希臘文的「歷史文獻」。
例如，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 1688—1744）以「翻譯」為名徹底改寫了《荷馬史詩》，而使之成為「經典版本」——實際上是蒲柏本人的創作！再者，英國浪漫主義作家虛構了眾多的古希臘神：柯勒律治2個、華茲華斯3個、拜倫4個、布萊克4個、雪萊11個、濟慈49個……。「連一個希臘字母都不認識的濟慈」竟是「希臘神話的製造者」（mythmaker）！
「19世紀的德國代表了『古典希臘』的重生。」美國羅格斯大學的吉爾裡（Jason Geary）說：「在溫克爾曼的影響下，德國發明了『古希臘』；並在19世紀前幾十年裡，這個『希臘理想』在歌德、席勒和洪堡的手裡被鞏固了。」
美國作家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進一步說；「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古希臘連在一起，只有德國在全力以赴地傳播希臘精神；由此，真正的（古希臘）思想來自德語，而法國人必須說德語才能思考（古典）。」
進一步閱讀：諸玄識《偽造希臘語的簡明概述》、《「古希臘語」是現代出爐——中文派生西方文字的「後遺症」》和《哪來的「古希臘語」？基於漢字概念形成的西方古典和畸形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