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普及中國文化
林語堂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會失去讀者，於是推倒重來，換用一套話語，以風可吟、雲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鑑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現代生活。
對中國文化的回歸決定了林語堂後半生。1936年赴美之前，林語堂就是塑造通俗文化的高手，為國人引入了西方幽默文化；赴美之後他主要為西方普及中國經典文化。林語堂八十壽誕，曾虛白贈他白話立軸，上書：「謝謝你把淵深的中國文化通俗化了介紹給世界。」
（一）合時宜的文化選擇
1936年應賽珍珠之邀舉家遷居美國，此時的美國深感工業化文明的高節奏和高強度，人淪為機器的奴隸，精神貧乏。留學歐美的林語堂深知中西文化與時代的差異，知道此時此地的需求，可謂是內知國情，外知歐美。他要選取與其不同的文化，讓歐美人看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與其不同的精神世界，讓他們看到東方生活的藝術。概言之，林語堂對中國文化及海外傳播定位清晰：大眾化、具體化和形象化。
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林語堂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熱力吹捧，而是揚棄，批其害，揚其利。這種一分為二、清醒的譯者讓西方人感到中立客觀，因此獲得了讀者的信任。去粗取精，多元整合，而不是全盤輸入西方世界，這更能為讀者所接受，使西方文化更加多元化。
遠離政治派別的林語堂這時可以橫比中西，立於文化的高度去審視歐美文化，甄別中國文化。他不是簡單地面對和詮釋一時一地或一國，而是採取超然的文化態度去研究、思考、討論中國文化，在古今中西對比中傳達中國人的生活觀，讓歐美讀者發現自己生活之所缺，中國文化精髓便清泉般汩汩地注入他們的精神家園。為此，1946年威斯康辛貝魯艾特大學校長授予林語堂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致辭稱其為「非官方的中國文化大使」，其影響至今無人可比。林語堂賦中國文化以新質新態，空間上遙遠的東方生活喚醒了歐美人心靈上久違了的理想。這種順應時代更順應精神的文化選擇，恰到好處地進入了歐美的閱讀視界，中國文化的譯介對他們來說是一次精神救贖，得其認同，才可真正入其文化。
（二）極有效的轉化變通
任何翻譯都會面對兩對矛盾：一是原作與譯語接受者之間的矛盾，屬於大矛盾；二是原作內容與譯語形式之間的矛盾，屬於小矛盾。樂黛雲說：「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林語堂這樣把中國文化這麼有效地推向西方。」林語堂有效推介中國文化，關鍵就在於他非常巧妙地解決了上述兩對矛盾。概言之，林譯之作才是真正的譯且作，林譯「不但須注意其說什麼並且須注意怎麼說法」，具體表現為：巧妙轉化，靈活變通。
第一種譯且作的方式就是全譯，林語堂巧妙地轉化了漢典內容與英語形式之間的小矛盾。所謂全譯，即完整性的翻譯，指譯者用譯語轉化原語信息以求風格極似的翻譯行為。林語堂英譯時深得中國經典之奧旨，傳達了漢典簡潔靈性的文風，比如譯《道德經》，他用自由詩體英譯，行文流水，曉暢自然。如：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韋譯：No disaster greater than not to be content with what one has.No presage of evil greater than that man should be wanting to get more.Truly：「He who has once known the contentment that comes simply through being content will never again be otherwise than contented.」
林譯：There is no greater curse than the lack of contentment.
No greater sin than the desire for possession.
Therefore he who is contented with contentment shall be always content.
韋譯即英國翻譯家韋利的譯文，其英譯形義相合，一字不落，還用了許多文字解釋了內容，看似忠實，實有累贅，尤其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英譯無比囉嗦絮叨，失卻原文凝練的風格，而且創造性不足，與原文相比，讀之如同嚼蠟。林譯借鑑且超越了韋譯，容量僅佔韋譯的一半，且用了自由詩體，更便於閱讀；他譯得簡明，傳達了古漢語之簡潔，更彰顯了道家哲學思想之深邃。林譯之簡明得之於原文，更得於他深曉《道德經》的精髓。
林氏全譯水平之高，當屬一流，但奇怪的是，其全譯影響遠不及「英語創作」。有人說林語堂完全具備文學翻譯的能力與條件，但他把主要精力投給了寫作而非翻譯。話不盡然，連他也未必認清了自己，比如他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其實他中年時期一直在做「翻譯」，卻非全譯，而是變譯，即一種對原作進行大量增、減、編、述、縮、並、改、仿的變通式翻譯！知父莫如女，同為翻譯家的林語堂次女林太乙曾說「事實上，在他的英文作品中，如《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國畫論》等書中，有許多篇為中譯英作品。」林氏寫作實為變譯，包括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述評、譯寫、闡譯、改譯、譯評和仿作等。
林語堂的確是翻譯高手，全譯之化，變譯之變，他會通二者，化於所當化，變於所當變，收放自如。變與化，僅此二者在漢譯英中至今無人出其右。不過林氏踐行的變譯卻被自己或他人以「用英語寫作中國文化」掩蓋了！回眸歷史，不難發現林氏變譯是一種極有效的文化傳播方式，尤其可給當下以啟迪。他原創不多，卻在追求嚴復那樣的「達旨」，這種用英語變譯中國文化的行為貫穿於其多數暢銷之作。
以《吾國與吾民》的變譯為例。他「著」《吾國與吾民》，實為綜述。全書譯介了中國生活藝術的方方面面。全書十四章，寫享樂者八章，涉及觀山、玩水、吟風、看雲、聽雨、賞雪、弄月、養花、蓄鳥、品茗、鑑石、酒令等。莊子幽默獨立，孟子崇尚性善，老子清靜無為，子思信守中庸，陶淵明熱愛人生，不一而足，均集於《誰最會享受人生》一章。其餘各章林語堂則選自蔡襄之《茶錄》、許次舒之《茶疏》、田藝衡之《煮泉小品》、李漁之《閒情偶》、沈復之《浮生六記》、蔣坦之《秋鐙瑣記》、袁枚之《瓶史》、張潮之《幽夢影》、屠隆之《冥寥子遊》。書中專闢一章寫婦女的生活、本質和社會價值等，林氏據《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編譯成《杜十娘》，據中國唐宋傳奇故事編譯《英譯重編傳奇小說》，對各故事加以闡釋和轉述。
以《老子的智慧》的變譯為例。他以《道德經》為藍本，對其解構，重構新篇；各篇循著主（老子）輔（莊子）兩條線展開對話，以「莊」釋「老」。如《論常道》一章，林氏用自由詩體譯出《道德經》，用《莊子》內篇、外篇和雜篇之《知北遊》、《齊物論》、《德充符》、《大宗師》、《庚桑楚》等章節的內容分別闡釋「道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談」、「有與無」、「道與心靈的合一」、「道法自然」和「眾妙之門」的內涵，語篇上詩與散文相對，八十一章的《道德經》變譯達三百餘頁，儼然莊老會談，儒道對話。
以《孔子的智慧》的變譯為例。林語堂並非全譯《論語》，除選譯司馬遷《孔子世家》外，從《四書》《五經》等典籍裡擇取儒學之論，共設九章，其中七章取自《禮記》，一章取自《孟子》，另一章《孔子格言》摘自《論語》。《孔子的智慧》精當博約，生動活潑，可謂是儒家學說之集大成，僅借孔子代儒家而已。
以《中國傳奇》的變譯為例。書中寫狄氏起初不愛某男，卻因他是愛國學生運動領袖而投其懷抱，這一故事原文所無，完全是添寫，算是林語堂的創作。同樣採用譯寫的還有《中國畫論》，林語堂譯出中國史上著名的畫論，再加以詮釋，寫出自己對儒道精神，對表現派美學的認同。
（三）怡大眾的雅俗共賞
譯作能新人耳目得有兩個要素：一是內容的異國情調，二是形式的陌生化。林氏英譯承載著中國文化，無論全譯還是變譯，濃鬱的中國氣息撲面而來。思精文簡而又空靈的異樣感覺，為西方文化注入了一股清風。
內容上以《道德經》為例。《道德經》19世紀傳入歐洲，譯本甚多，僅次於《聖經》。可是林語堂由《道德經》等原作變譯而成的《老子的智慧》照樣成功，且有超勝之勢。原因何在？原作屬哲學，用詞抽象，「道、一、有、無、精、氣、無為、不爭、虛無、清淨」等玄妙高深，所反映的宇宙觀、認識觀、方法論等獨成體系，有別於西方哲學概念體系，西方譯者也常辭不達意。且看聰明通達的林語堂，他完全不孜孜於一字不漏的全譯，而是融中國文化諸多元素，做成一盤三鮮或什錦，給歐美讀者以豐富的養分。面對厚積薄發、博而返約的佳作誰又能拒絕呢？這樣的變譯在中國讀者看來可能覺得淺且簡，缺少學理深度，可我們面對的是外國讀者，人家要的是快餐，科普作品，我們又何必去一味追求高深呢？一字不漏地全譯過多過深過難，有時譯猶不譯，效果適得其反。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文化走出去要的正是林語堂的這種功力，透析中西文化而作出內容取捨的功力！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得失之間要講點哲學，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捨不得。建國以來我國外宣的種種不成功正說明我們缺少林氏的文化選擇眼光。
林語堂文化譯出舉重若輕的心態與手法也表現在文風上。林譯總的特點是通暢易懂，少用「行語」，中等文化的讀者都能看懂，這也是他探索的結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藝術》，端起學者的架子，要給西方以高頭講章，且對西方現代物質文化多有批評。寫到260頁，他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會失去讀者，於是推倒重來，換用一套話語，以風可吟、雲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鑑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現代生活，於是文風一變，空靈動人。他避用哲學概念，棄用政治口號，身為正統文化的代言人，他當然要引俗入雅，降雅為俗，將雅俗融合，寫出了無學究氣、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
文化只有變得親和才叫人親近。由前可知，林氏英譯語言清新自然，有別於美國本土作家，正如泰戈爾作品漢譯曾給中土帶來清風一樣。林語堂太熟悉域外讀者的閱讀心理和習慣了，為中國文化選擇了合適的表達方式。因其通俗，仿佛娓娓道來吐肺腑之言，所以林譯之作簡約含蓄，清新淡雅，自然給歐美讀者以親切感，拉近了中國智慧與讀者的距離，仿佛三五朋友對面相坐聊家常，圍著壁爐品咖啡。這種文風，還可例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The Tao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the Absolute Tao；
The Names that can be given
Are not Absolute Names；
The Nameless is the origin of Hea-
ven and Earth；
The Named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The Wisdom of Laotse）
中國典籍經他譯筆一轉，便稀釋化成了自然淺白的文字，賦古典文化以現代表達。這種語言、這種包裝在西方婦孺可受，恰如青年學者楊柳所道破：「林語堂對文化的改造和文化的傳播運用的是『溫和的顛覆』手段，這種『糖衣的策略』比『休克』療法更具潛移默化的認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