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也斯逝世已經三年了，但是每每品讀他的詩歌都能回歸到他那個由微小事物所組成的香港，體驗其如同宋朝美學般的深沉細膩，重新喚起關於作者活生生的記憶。兩本詩集《普羅旺斯的漢詩》與《蔬菜的政治》於今年5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出版，將那種異質經驗的偶遇和欣逢一併帶給了大陸讀者。
7月2日晚，和著淅淅瀝瀝的小雨，「衡山和集」書店與啟真館聯合舉辦了一場「也斯與香港文學」的讀書會。與會嘉賓包括華師大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與同濟大學青年學者胡桑，一位也斯故人，一位文學評論家，與讀者共同聊聊也斯詩歌中美食、風物以及城市。
左起：顧文豪、胡桑和陳子善。 也斯是了解1960-1970年代香港生活的鑰匙陳子善先生回憶起自己與也斯的友誼可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陳子善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由此也斯赴上海開會時主動與他取得了聯繫。陳子善發現，也斯的視角極為細膩獨特，對上海的無軌電車與都市生活情有獨鍾。同時他又對張愛玲的作品饒有興致，大抵是因為也斯感覺到了一絲共性，他們都在寫作自己的城市，一個是香港，一個是上海。而且這兩座城池都浸潤在東西方文化相遇之中。
後來，陳子善受邀參加香港第二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空閒時間正是也斯帶領著遊覽了香港。他們前往太平山頂，乘坐歷史悠久的纜車，俯瞰城市全貌。太平山這一意象早已被寫進也斯的詩歌當中。
陳子善又回憶起當時也斯引見自己與劉以鬯老先生會面的場景。劉以鬯乃是著名的出版社主持人（如戴望舒的詩集），1949年自上海前往香港，1980年代創辦了《香港文學》，此雜誌至今仍代表了香港文學的水平。劉老先生愛惜後輩，帶領兩位去當地極好的咖啡廳，漫無邊際的聊天——或詢問上海的近況，或訴說個人往事，讓陳子善記憶猶新。由於他和劉以鬯皆生於上海，談得興高採烈便不禁使用了上海方言。也斯倒有些不善言談，不論能否聽得明白，總是靜靜地坐著，性情平和至此。讓人很難想像波瀾不驚的表面背後，竟然會從詩歌中流露那麼強烈的意蘊。「我就是有的時候會感到不可思議，這樣一個看上去很老實的人，寫的這些作品，完全是很不老實。我甚至難以想像，他怎麼會週遊世界。」陳子善感慨道。
關於也斯的創作，陳子善提醒讀者注意兩個重要的特點。其一，作為美國的比較文學博士，也斯是較早接受過大學訓練的專門作家。在他的文學創造和研究之間常常形成了一種兩性互動。他對於文學史的脈絡，尤其是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如數家珍。雙重身份體現在名字中，用作文學研究時常屬本名：梁秉鈞。如上世紀末在香港舉辦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他和劉紹銘、許子東是組織者，遂在論文集出版時便使用了本名。而在大量的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創造時，則冠以也斯之名。能同時具備這兩種身份的作家很少見，格非也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其二，也斯是土生土長的香港本土作家。1949年大陸有大批作家前往香港，但由於粵語不通，往往形成了一個以大陸人為主的小圈子。文學作品多是追憶和想像大陸的從前生活。代表者如著名作家徐訏，客居香港三十年卻幾乎沒有作品直接反映香港，難以進入香港的生活。而也斯不同，他是香港一方水土親自哺育的一代作家，對香港的生活極為熟稔。香港三聯書店曾出過一套選本，命名為《老舍的北京》、《魯迅的紹興》、《王安憶的上海》，當然，也斯是屬於香港的。若想了解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也斯的作品是一把很好的鑰匙。
也斯的新遊詩：要描寫在現代性擠壓下不斷變形的城市 《普羅旺斯的漢詩》。《蔬菜的政治》和《普羅旺斯的漢詩》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將日常風物融入到詩歌創作，乾淨而且親切。
胡桑與陳子善先生的親歷者視角不同，他把也斯放在一種跨文化的異質經驗中加以考察。他回憶起自己留德期間導師顧彬（Wolfgang Kubin）對也斯的大力推崇，認為他代表著純正的現代漢語的態度，也即一種真正的世界眼光。在梁秉鈞去世後，顧彬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回憶也斯》，提出梁秉鈞美學即類似宋朝的美學，從微小的事物入手去看這個世界。顧彬回憶，也斯來訪德國時，並不特別重視晚近一兩百年才建立的科隆大教堂，相反在這個光輝形象旁的某個角落裡——一個不起眼的小教堂——卻承載了五六百年的歷史記憶，那裡葬著中世紀著名哲學家大阿爾伯特。帶給顧彬的震撼正是，一個非德國人教德國人怎麼去欣賞自己的歷史，解讀自己的歷史，從不起眼的一些小的角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審視自己身邊的世界。這正構成了也斯看待香港的基本視角，一個是關於地理的書寫（《普羅旺斯的漢詩》），一個是關於食物的書寫（《蔬菜的政治》），並統攝在香港這個大的文化認同之下。
《蔬菜的政治》。「他的世界性眼光首先是紮根於現代性當中的。在形式上語言具備實驗性質，而內容上關注與異質性文化的衝突和相遇。《剪紙》一開始講述銅鑼灣，其後將故事的中心移向港島線再東邊的兩站——鰂魚湧。那裡曾是匯聚了諸多出版社和報紙雜誌社的文化重地，也斯曾生活於此多時，但如今再乘坐公交車經過時早已面目全非。隨著現代化的深入，小說將那裡的海底隧道描寫得更破敗更逼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在消失。這種事物容易消逝、不可把握的感覺常在也斯的詩歌中揮之不去。」
所以，也斯提出要寫新遊詩。「不是一般遊記作者眼中作為風景的城市，而是與生活無法分離，在現代性的擠壓下不斷變形的城市。」胡桑認為，他要通過這種新遊詩來更新我們自己的語言態度，詩中經常會從一個地方穿越到另外一個地方，卻從來沒有固定點。也斯寫香港會不斷越界到美國、法國乃至新加坡。同樣普羅旺斯也不會束縛在一地，使之不再是薰衣草遍地的普羅旺斯，而是超出想像的沉思性的普羅旺斯，裡面有大量形而上的東西。比如新遊詩第三首寫《孔子在杜塞道夫》。
「不禁自問這樣惶惶犧犧為的是甚麼？……我只不過熟悉人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喚起人們去想像溫柔敦厚的詩教。」
也斯其實寫的是一個地方另外的東西，別樣的歷史記憶。這是香港——一個殖民地所帶來的夾在中西之間的感覺。「所以你在普羅旺斯身上發現各個城市的記憶在這裡疊加，就像各種各樣的東西投影在一起，是光影斑駁的東西。他試圖穿越一個由現代的遊記或者現代的風景畫所形成的固定風景，使之變成一種遊動的東西。」
胡桑指出，這一問題紮根在香港的文化特質中。很難在那裡找到一個確定的民族國家身份，有大量的非中國的東西無法用一個抽象概念框住。風景畫容易成型，就像香港與太平山、維多利亞港「偏見式」的聯想。但在《剪紙》裡面的兩個女人，從來不是在港片中看到的形象，裡面有完全不同的弄堂生活，這部並不好懂的小說就是在這兩個女人間不斷切換，作家賦予其一種流動的、遊移的視線。
也斯為平凡菜餚附著神聖光輝也斯另一個獨特的意象是食物。胡桑特別地比較了臺灣作家焦桐對寫作食物的青睞，但他所寫的無非是就食物寫食物，倒像「詩歌版的菜譜」。也斯不同，我們不僅僅在吃食物，也在品嘗整個現代生活。任何一種食物在現代社會都會脫離原產地，從故鄉來到別處。在香港盡可以品嘗世界各地的菜餚，但也斯想告訴我們——我們最現實的感受，早已被各種各樣的文化重重疊加。如其寫作的《新加坡海南雞飯》：
我可有最好的秘方胡桑為這幾首詩歌作了解讀：「各種各樣的食物來到桌上，訴說著自己不同的故事。也斯會讓我們感受到我們的食物裡面有我們這種每個人作為異鄉者在這個城市裡生活的感受......他的食物是一種歷史的多元，也是一種經驗的多元，更多的還可能是一種記憶的多元。」 此般獨特的詩歌可被稱為「發現的詩學」。也斯曾有一篇文章叫《形象香港》，若譯作英文「figurate」將更加漂亮。因為這個形容詞由動詞figure而來，要用圖像來為香港塑形。也斯將大量傳統的詩人，包括現代詩人、浪漫派的詩人歸結為一種象徵詩學——一個強大的主體沉浸在自我，用內心為萬物找到一種象徵。到頭來由於主體的世界太強大了，就變成一種獨白詩。但「發現的詩學」不同，「我」如同「物」般存在，不能藉由自身的想像強加在別人身上。如同聖經般宣告椰漿飯的力量：
城市帶給你七色的疤痕大概只有像也斯這樣的詩人才能用如此柔情又如此悲憫的筆調，為小小的一道平凡菜餚附著上神聖光輝。「我要儘量清空自己，讓別人的話語、別人的創造、別人的記憶來發現自己。這個時候，他其實是更謙卑的自我。」所以也斯能夠將自我下降到熱愛的菜餚中，與之進行對話，讓小菜告訴他自己疊加了哪些記憶，背後通向多麼深遠的東西。吃菜從不是為了新鮮的口味，而是能夠和別的人、別的的事物——溝通、交流、對話。
胡桑總結道，這也正是《櫻桃蘿蔔》一詩中也斯的文化態度：是櫻桃還是蘿蔔，不是虛構的嫁接物，而是很特殊的當代存在，甚至比真實還真實。一枚櫻桃蘿蔔難道不是世界公民嗎？每個世界公民都應該具備包容完全異質之物的氣度。我們不應局限於自己文化的視域內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異質性經驗在碰撞。既然不能變成單純的某一種人，但能夠接納多種身份纏繞在一起。我們放下主體高傲的偏見，才能發現不同，並且去理解、憐憫和尊重那些差異性的平凡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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