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蘇在清朝時的行政區劃，一大特點就是違背慣例的怪事太多，而這又與江蘇省的重要性有著莫大的關係。在清朝時，江蘇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蘇南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是朝廷的錢糧重地；第二，江蘇沿海一帶，是重要的鹽場，事關朝廷鹽稅的收入；第三，清朝時每年有四百萬石糧食，通過大運河從南方運到北京，大運河成為維繫清廷存亡的交通線，而被大運河貫穿南北的江蘇省，戰略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基於上述三方面的重要性，江蘇的區劃調整也就多有違背慣例之處，而這些調整，又影響到了如今的江蘇。今天，筆者就借江蘇分省的往事，將江蘇在清朝時的行政區劃史，重新梳理一番。
清初，清朝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鑑於江南省太大，錢糧又多，為防止地方做大，1667年，清朝將江南省分成了江蘇（今天的上海在那時是江蘇松江府）和安徽兩省。而江蘇省最讓人困惑的地方在於，省會究竟在哪裡？因為江蘇巡撫、主管江蘇人事財政的江蘇布政使以及主管江蘇司法的江蘇按察使都駐在了蘇州，按慣例來說，蘇州就應該是江蘇的省會。可偏偏節制江蘇巡撫的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軍事，兩江是指江南、江西）又駐在了南京，這樣在表面上，江蘇形成了兩個省會的局面。
因為江蘇的三大憲都在蘇州，江蘇民間還是比較認可蘇州是省會的。不過清朝官方倒是力挺雙省會，在官方文件中，提到江蘇省城，經常將南京、蘇州並列。其實，雙省會的局面正是朝廷為防止割據而故意設置的。試想，如果督撫同城，那麼兩江總督就可以通過巡撫、布政使，完全掌控江蘇的內政，前文已說過，江蘇錢糧收入天下第一，而兩江總督又統轄三省軍事，錢糧多兵又多，那就太危險了。所以，為防止地方割據，督撫不同城，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只能遙制江蘇內政，形成督撫制衡的局面。
只是，兩江總督既要削弱，又不能太弱，否則如何能夠遙制江蘇巡撫？而兩江總督若孤身在南京，沒有藩司（布政使）、臬司（按察使）輔政，豈不成了光杆司令？所以，在1667年分省時，安徽布政使並沒有駐在安慶，而是設在了南京。雖然，兩江總督有了幫手，但南京就尷尬地成為了半個安徽省會，這也是南京有「徽京」之稱的淵源。
到了清朝中期，伴隨著江蘇經濟的發展，江蘇的財稅收入越來越多，這就意味著江蘇布政使掌管的財物越來越多了，朝廷就有了對整個江蘇分而治之的想法。1760年，乾隆將安徽布政使遷到了安慶，然後，打著制臺（總督）需要藩司輔政的旗號，在南京設立了江寧布政使，管轄除蘇南四府一州外，江蘇省其他地方的人事財政，而蘇南則由江蘇布政使繼續管轄。在雙省會後，江蘇又出現了奇葩的雙藩司局面，這也為清末江蘇分省打下了基礎。
實際上，清朝時的全國各省，沒有一個省像江蘇這樣機構設置如此混亂的，除了雙省會、雙藩司，江蘇學政駐在江陰、兩淮鹽運使駐在揚州、漕運總督駐在淮安……，朝廷對江蘇既倚重又防範的複雜心理，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到了清末，江蘇終於迎來分省的歷史性時刻。事情的起因有二，一是張謇提出了以徐州為核心建省的方案，並由端方代為上奏；二是清末新政以來，一直在進行機構改革，裁撤冗員。而因為海運、鐵路的興起，漕運已基本廢棄，這駐在淮安的漕運總督就列入了下崗名單。不過，這兩件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是如何融在一起的呢？
原來，這漕運總督恩壽是慶親王奕劻的親家，眼見恩壽要下崗，奕劻當然要幫忙了，正好端方的摺子上來，奕劻靈機一動就將江蘇分省與裁撤漕運總督合二為一，為親家謀了一個好出路：蘇南的蘇、鎮、常、松四府及太倉直隸州，也就是原江蘇布政使的轄區，仍為江蘇省，而原江蘇省其餘部分，也就是原江寧布政使的轄區，從江蘇分離，成立江淮省（取江寧、淮安首字），省會設在淮安府清江浦，原漕運總督改為江淮巡撫。
這個分省方案與張謇的提議完全不一樣不說，也未經朝廷大員、各省督撫討論，清廷就於1905年1月27日下達了江蘇分省令，江淮省正式建立。這個江淮省也是實質上的雙省會：兩江總督、江淮布政使駐在南京，江淮巡撫、江淮按察使駐在淮安府。更奇葩的是，因為漕運總督駐在清江浦的原因，江淮省省會雖在淮安府，但並不在淮安府的府城山陽縣（民國改名為淮安縣，今淮安市淮安區），而是設在了淮安府清河縣的縣城清江浦（民國改名為淮陰縣，今淮安市清江浦區）。
而江淮省從成立後，就遭到了江蘇籍官員的強烈反對。其實，江淮省的問題也是非常明顯：首先，江蘇省只剩下四府一州，實際已名存實亡；其次，兩江總督被架空，南京徹底邊緣化；最後，此次江淮建省，很明顯的因人設職，背後的人情關係，也招人反感。
最終，在朝野上下的反對聲中，清廷於1905年4月21日又下詔撤銷了江淮省，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省，只存在了不到三個月。而江蘇省的區劃也終於得以保留，並延續到了今天。（文/澹臺卓爾，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