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現將較有代表性的畢業生簡單介紹如下:丁立璜,曾跟狄考文學習儀器製造,後在濟南開辦山東理化器械製造所。1901年「以所制物品陳列南洋勸業會,鹹稱全國第一。」在濟南,每逢進口機器發生故障,常常是請他到現場解決。
王以成(簫九),1899年畢業,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在北京辦《國風日報》。他和朱學海(文會館畢業生)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在諸城戰鬥中犧牲。
王宣忱(元德),1904年畢業留校任教,隨狄考文編譯聖經。後在青島與猶太人合營冷凍廠、酒精廠。他還創辦了山東基督教自立會,自費印刷中文《新約聖經》和《基督教聖詩集》,並與英國麻瘋協會合辦濟南麻瘋病院。
連警齋,1899年畢業,歷任中學教師,從事過編譯工作,後來擔任齊魯大學董事。
張松溪,1895年畢業,任教三十餘年,著有《勾股題鏡》、《八線備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孫炳文,畢業後擔任《時報》的主筆。
袁景奎,畢業後主持煙臺基督教《晨星報》多年。
張達忱,畢業後應聘去曹州任教,後接受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邀請(何是張的學生),擔任省府顧問。
狄考文來到中國之後不久就意識到,傳教士的事業,在偌大之國,不可以少數西人而廣收其效也。……不若招收天性未漓之兒童,培之以真道,啟之以實學,更復結以恩義,以其學成致用,布散國內。其收效之速,當不止倍蓰。」於是,他們企圖培訓出一批批充滿基督教精神的,初等乃至高等新式知識分子,以代替舊的封建士大夫階級,更好地為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服務。但是,從文會館畢業生的經歷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教會學校造就的學生,也不可能是一種模式的。那些數理化課程,那些科學實驗的機會,畢竟使學生學到了一些當時國內學不到的科學知識,而這些知識對中國學生確實起了啟蒙作用。因此,雖說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去為教會服務,但也有一些具有愛國心的青年,經過思索之後,燃起了富國強民的思想光焰,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這恐怕是狄考文們始料所不及的吧。
山東基督教組織沿革述略(1636-1936)
歐洲宗教改革以前,基督教原有二大派別,一為羅馬公教(即天主教),一為東正教(即希臘正教)。宗教改革以後,由羅馬公教之中又分出了新的教派,中國人習慣上稱舊派為天主教,新派為耶穌教或基督教。基督教(廣義)在山東的傳播從有連續性的發展來看,一般可上溯到十七世紀初葉。但大規模的傳播則是近代的事情。一八四○年後,伴隨著鴉片和商品的大量輸入,成批的外國傳教士也以資本帝國主義的炮艦為後盾湧進中國。特別是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籤定以後,西方傳教土幾乎深入到山東的各個城鎮和鄉村,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勢力。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則是從事侵略的偽善者,這就使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爭,很自然地成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組成部分。為便於人們了解、研究這段歷史,本文擬就基督教會在山東的歷史演變及組織沿革作一概括的介紹。
一般說來,從1636年天主教教會最初在山東開教到1936年抗日戰爭前夕,三百年來,基督教(廣義)在山東的傳播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636年到1860年《北京條約》的籤訂。這期間從事傳教活動的基本上是天主教會,活動範圍多集中於濟南、臨清、萊州、泰安等地。
第二階段,從1860年到1900年義和團運動。此時,新教(基督教)各差會紛紛派人來到山東發展各自的勢力。天主教勢力則在原來的基礎上迅速膨脹,先後建立了北境、南境、東境三個堂區。同時,伴隨著德國在與法國爭奪護教權鬥爭中的勝利,德國教會勢力在山東大有發展。可以說這是教案發生最多的時期。
第三階段,從1901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大批傳教士又捲土重來,但在手法上不得不有所改變,注意了以擴大慈善事業來籠絡人心,經過幾年恢復,教民人數增加很快,超過了義和團運動以前。
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前夕。這時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手段愈加隱蔽狡猾,他們更多地把中國信徒推到前臺活動,因而這一時期在山東出現了很多名義上由中國人自辦的教會。
具體地講,基督教在山東又分成了許多不同的教派和團體,現擇其要者,就人員、組織及活動情況簡述如下。
天主教
來山東進行過傳教活動的天主教教會組織計有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聖言會等,先後分別受到義大利、西班牙、羅馬教皇、法國、德國及英國、美國的控制。
最早到山東的耶穌會教士是利瑪竇。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利瑪竇率龐迪我等八名傳教士乘民船沿大運河北上,行至臨清州,被稅使馬堂扣留後關進監獄。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由皇帝旨準釋放。據文獻記載,利瑪竇一行道經山東時,雖曾到過濟寧,但沒有傳教活動。
從正式傳教意義上說,最早的應是龍華民。龍華民,號精華,義大利人,1597年來華,繼利瑪竇之後擔任耶穌會的會長。1636年(一說1632年),他從北京來到濟南傳教。他首先從官吏和文人中發展教徒,「在山東許多城鎮,甚至包括著名的濟南府,建起了基督教會……贏得了省城幾位官吏和文人的信賴。」從1638年開始,龍華民又一年一度地到泰安傳教。
方濟各會在山東開教的時間稍晚於耶穌會。「迨清朝順治年間,慄安當神甫,由福建北上,至山東地方,是為方濟各會傳教山東之始。」慄安當( Antonio Caballero)是在湯若望的建議下於1650年到濟南傳教的。1651年,方濟各會在濟南建立了教堂,差不多同時,又在兗州建立教堂。此後,方濟各會派出傳教士分赴濟寧、臨清、泰安、禹城、煙臺和萊州,創立教會。
根據方濟各會的報告,1659年在山東共擁有教民1,500人。1665年,教民人數增加到2,000人。就整個天主教會來說在1664年,全省共有教堂十所,教民3,000人。但是,這種增長並沒有繼續下去。
多明我會是由福建到山東來傳教的,該會是最早在魯南傳教的教會。1660年起教會開始管理濟寧州的教務,並在濟寧城內租到一所房屋,另外還在濟寧城郊建起了一處禮拜堂。
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世祖歿。原欽天監罷黜的官僚楊光先乘機展開了對教會的抨擊。康熙三年(1664年),他指控各省教士創製邪論,圖謀不軌,請求朝廷禁止天主教。此後,教士的活動受到多方限制和禁止。1665年,清政府逮捕了慄安當,將其關押在濟南的牢獄中。經過審訊,於同年三月又將其押往北京。
康熙皇帝親政後,減少了對教會活動的限制,「傳教士開始逐漸恢復工作。及至康熙去世,教會已遍布山東各地。即使康熙後期又出現了迫害活動,也未能阻止耶穌會和方濟會不斷地向山東秘密滲透。他們採用各種方式把教會組織保存下來。」
這一時期在山東活動的主要是義大利方濟各會、西班牙方濟各會和耶穌會,西班牙教會主要在山東中部、東部一帶活動,而義大利教會則主要在西部運河一帶活動。
1701年,方濟各會在山東共有住院6所,教堂6處,教士10人;耶穌會有住院4所,教堂12處,教士1人。1765年西班牙方濟各會給西班牙國王的一份備忘錄中說:濟南當時已有114名教徒,另外濟南附近的村莊也有許多教徒,全省共有教徒2,471人。在此期間,羅馬教皇派往北京的首任主教康和之( Bernardin della Chiesa),大部分時間在山東傳教。
他以臨清為中心,向東昌、堂邑、茌平、莘縣、恩縣、城武、嘉祥、德州、平陰、東阿、陽穀等縣發展方濟各會的勢力。
十八世紀末,歐洲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再次陷於停頓。到中國來的教士愈來愈少。「到1840年,只剩下很少的教士尚留在直隸、山西、江南等地,而山東幾乎無人問津,教士們只是偶一路過此地罷了。」
總結
本來,山東的教會一直受北京主教區的統轄。1839年,中國境內的天主教實行改組,山東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教區。同年,羅馬教皇格裡高裡十六世任命方濟各會教士伯濟(Ludwigvon Besi)為山東主教。從此時直到1881年,在山東進行活動的天主教會主要是方濟各會。
▲《國風日報》
▲孫炳文
▲辛亥革命
▲《北京條約》籤訂現場
▲義和團運動
▲利瑪竇
▲楊光先
▲西方 傳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