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歷史上的「歐洲奇蹟」，或者說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早已是一個世人皆知的歷史史實了。然而，對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迄今為止學界仍然爭議很大，因而眾說紛紜。綜觀西方學術諸家對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解說，可以發現，在這個問題上，在諸多異見中常有相通之處，在類似見解中又有各種各樣的差異。在這篇文章，筆者希望能通過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為這個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供一個綜合的理論圖景，並期望從人類近現代思想史上諸家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理論反思中，解讀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法則，從對確當把握中國現今的發展模式、體制格局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有一定的助益。
分工、市場深化與經濟增長
在最近的兩篇文章中，筆者依照對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機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論解釋——並從哈耶克的自發－擴展秩序理論的視角來理解斯密動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經濟起飛，只不過是市場自發擴展秩序不斷衝破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鐘罩，在一個國家疆域內以至在整個西方世界不斷擴展開來的一個外在表現和歷史結果。由於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理論和著作是在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和大英帝國的崛起之前形成和出版的，以至於我們似乎可以不甚恰當地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展秩序理論的出現，比喻為西方世界興起之黎明前的報曉晨雞。
亞當·斯密（Adam Smith）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樣說低估了斯密市場經濟秩序理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歷史的、理論的和現實的意義。恰恰相反，筆者的最近的一些研究實際上是旨在說明，人類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近現代的經濟增長，尤其是西歐諸國在近代的興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斯密社會經濟理論的一個現實展示。從近代思想史發展脈絡來看，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理論不僅影響了英國和歐洲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政策的決策者，也影響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爾這樣的思辨哲學家。譬如，受斯密、薩伊（John. B. Say）、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影響，黑格爾就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勞動分工與機械化的關係做了一些的思辨哲學論述。黑格爾指出，「勞動的普遍和客觀方面在於其抽象化過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細緻化，從而也引致生產的專業化，並產生了勞動分工。通過勞動分工，個人的工作變得簡單了，以至於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勞動中提高了，他的產量也增加了。同時，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類為滿足他們需要的互相依賴和互惠往來成為一種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產的抽象化使得勞動越來越機械化，以至於使人本身能夠站在旁邊，讓一臺機器來代替他工作。」基於他對當時西歐諸國的市場擴展、分工深化、技術進步、稅收和國家財富的不斷增加、海外市場不斷拓展以及不斷尋找新的殖民地這種社會內部諸因素關聯動態的現實觀察，黑格爾非常明確地指出：「通過冒險而追求利潤，產業也同時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於貪圖享受和滿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動性、危險和破壞等因素。此外，通過這種強大的溝通媒介，產業本身也帶來了與遙遠國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約的法律關係；同時，貿易又是最強大的文化溝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業通過它獲得了世界的意義。」這樣一來，黑格爾就把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市場交易、市民生活、商業貿易這些經濟活動，以及西方諸國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詮釋成了他那「絕對精神」在歷史發展中的「世界的意義」。當時的歐洲為什麼會處於這樣一種動態發展的情形？黑格爾發現，其原因是，「當市民社會的活動不再受限時，它內部就蘊生了自身的人口和產業的擴張。一方面，通過人們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人們之間的合作關係的普遍化，以及伴隨著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被發明出來以及滿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財富的積累增長了，——因為這種雙重的普遍性可以產生最大的利潤；另一方面，特殊勞動的細分和限制也加強了，與之相伴，束縛於這種勞動的階級的依賴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長。」這裡，黑格爾顯然從其思辨哲學的視角，對18世紀之後西方世界內部經濟動態發展的內在機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釋，並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理論猜測。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作為一個思辨哲學家，黑格爾不但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動態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對人們利己心的發揮與其外在的制度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分析。譬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約的現實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賴的制度。個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在（Dasein），都同眾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只有在這種聯繫中才是現實的和可靠的。這種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國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國家。」
從歷史上來看，黑格爾所處的時代比斯密要稍晚一些，而處在西方諸國工業革命剛剛萌發的初期。從這一點來看，如果說黑格爾這裡還不是特意地解釋西方世界興起的歷史原因的話，那麼，處於近代科技和工業革命勃興以及西方諸國經濟起飛大潮中的馬克思則在許多地方有意識地這樣做了。可能也正是因為馬克思生活在在工業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許多地方討論了技術革命尤其是大工業生產方式在西方世界興起以及西方諸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結果，後人常常誤把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動態發展理論的核心簡單地歸結為「生產力（技術水平及其能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理論程式，甚至常常錯誤地把馬克思的社會歷史觀歸結為技術決定論。現在看來，這其實是對馬克思經濟社會理論的一種莫大的誤解。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馬克思到底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業革命和經濟起飛年代的馬克思就觀察到了這樣一個現象：「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徵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那麼，資產階級運用什麼樣的法術符咒在短短的時間裡呼呼出了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以及大工業和科技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並沒有給予回答。但是，在此之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提出過分工和自由競爭是大工業機械化生產和科技革命的主要動力源泉的思想，並在「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明確提出了「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的斷語。馬克思的這些判斷，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見解，以及與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場自發擴展秩序理論，在精神上應該說均是同歸殊塗的。那麼，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麼力量推動市場分工、自由競爭，以及機器的採用從而導致近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生？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現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第1卷中好像有意無意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譬如，馬克思說：「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謀求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在另一些地方，馬克思又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在這一市場經濟擴展的內在動機的支配和推動下，市場的分工和協作就出現了：「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協調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另外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中，馬克思非常明確第指出：「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的、有計劃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後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中覺察出來，並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現在看來，馬克思這裡的見解，與他之前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運行原理，以及與後來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理論解釋，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沿著工場分工和社會分工發展的思路，馬克思達致了他對近代市場經濟興起的動力機制的如下理解：「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狂熱地追求著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的基礎」。
到這裡，我們就大致可以把握馬克思本人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內在動力機制的理解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的無限制、無饜足的追求，推動著企業家去不斷地進行企業內部和市場的分工，並不斷發現新的生產方法，發明和使用新地技術和機器，並不斷拓展國內市場和進行國際貿易。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言：「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槓桿」（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貪無饜足的追求是現代西方市場經濟動態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槓桿，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興起歸結為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識出了這一點，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的日文版的「緒言」中曾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有別於同時代或前代的經濟學家，正是因為他認為經濟發展的特定過程是經濟制度本身所產生的這一看法。……正是因為這一點，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才又都回到他這裡來，儘管他們可能發現他有許多可待批評商榷之處」。
從桑巴特、韋伯到熊彼特：企業家精神與西方世界的興起
受馬克思的影響，作為一名著名的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桑巴特曾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原因做了許多探討，並且，在對許多歷史問題的看法上桑巴特有其獨到——如果說不是怪癖的——見解。譬如，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曾明確指出：「不管從哪方面說，有一點是公認的：奢侈促進了當時將要形成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其後的論述中，桑巴特又進一步強調說：「奢侈從許多方面推動過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如，貴族的財產主要以債務的形式轉移到資產階級手中，在這一過程中，奢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種聯繫中，我們惟一感興趣的是奢侈創造市場的功能。」接著，桑巴特從奢侈與貿易（包括批發業和零售業），貿易與農業，奢侈與工業等方面的史實做了闡述和分析，並在最後得出結論說：「於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 桑巴特。除了這一類較為獨到的見解外，桑巴特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在於他較早從企業家精神來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展或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譬如，在《現代資本主義》第1卷第20章第1節，在桑巴特提出了「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後，指出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靜止的、封建手工業的滿足需要的經濟的限制，並將人們驅入營利經濟的漩渦中」。桑巴特還指出，如果說「企業家精神」在於「徵服與營利」，那麼，「市民精神」則在於「秩序與保存」，而後者的現實表現則在於「勤勉、節制、節約、節儉和守約」。根據以上兩點，桑巴特說：「我們把那種由企業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組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心態稱作為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還認為，這種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因而可以認為「資本主義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生發出來的」。之後，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所有近代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建立在天職（the calling）理念基礎之上的理性行為，而這種理性行為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是本書所力圖申明的觀點」。儘管桑巴特與韋伯一樣強調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對這種精神的宗教起源上與韋伯有著重大的理論分歧。正如我們在下面馬上將要討論的那樣，韋伯強調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主義和英國清教教義——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中原生作用，但桑巴特卻認為清教教義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證」道，「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們完全反對所有發財致富的行為」；「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制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在否定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繫之後，桑巴特試圖把近代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與猶太教教義聯繫起來。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有下列因素培養而成：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及條文主義，以及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等等。桑巴特還認為，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永遠也不可能建立起來，但是遠在16世紀之前，在歐洲就蘊成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其中，猶太教的教義和信仰最早在這種精神形成中發揮了作用。
我們再來討論馬科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與馬克思相比，同樣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企業家的功能和作用來察看近代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但韋伯主要不是從資本家無限追求利潤和企業擴張的增殖衝動來看待問題，而是從正面強調企業家精神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促動作用。上一節我們已經指出，韋伯與桑巴特的看法也有很大差異，並且在許多方面尖銳對立。譬如，儘管韋伯與桑巴特一樣強調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近代興起中的作用，同樣是從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但韋伯是從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來省察其資本主義精神動力源的。至於哪種觀點更高明，或者說更接近歷史事實，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但是通過介紹桑巴特的觀點後，我們至少對韋伯的一些著名觀點不會再盲信了。從桑巴特與韋伯的一些尖銳的觀點對立中，我們至少可以確知一點，資本主義精神——或言企業家精神——確實在近現代西方世界興起中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至於這種作用到底是從斯密眼中所見的那種人類喜歡交易和交換的稟好轉化生成而來，還是從如桑巴特和韋伯所見的那種宗教教義精神中衍生出來，那倒另當別論。
馬科斯·韋伯（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名著中，韋伯曾指出，「如果你問他們（指那些充滿資本主義精神的企業家——引者注）自己永無止境的活動的意義何在，他們為什麼不能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並從而對任何純粹世俗的人生觀如此無動於衷，他們可能回答（如果他們知道答案的話）道：『為了要供養我的孩子和後代子孫。』但是這樣的動機並非他們所獨有，對於傳統人士來說也是如此。更精確地說，或者更簡單說來，做生意和不停地工作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實際上，這是唯一可能的動機。但同時從個人的幸福觀來看，這種生活是非理性的：人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為了人的存在而經營生意」。從這一點出發，韋伯發現，西方世界的興起，並不是如後來的弗蘭克在《重新定位：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一書中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源源不斷用於工業投資的新貨幣引起的」，「而是由於這種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已經開始發生作用了」。由此，韋伯深刻地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並不是用在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數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韋伯還具體舉例說，不管在世界的什麼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並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資本和貨幣，來用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換句話說，不是有了充足的貨幣和資本，才會生發出資本主義活動，而是一旦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具備了，他們會創造貨幣和資本。
那麼，什麼是這種作為近現代市場經濟擴展的永動機的「資本主義精神」？根據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解，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確實等同於通過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來追逐利潤，並不斷產生新的利潤」。在對導致西方世界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了這樣的理解後，韋伯提出，儘管由私人企業家經營，利用資本來營利，和不斷購買生產資料來身產和出售產品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capitalistic enterprises）在傳統社會中就存在，但是，只有當這種在資本主義精神的不斷重複發揮和對世界日益增強的徵服中，才導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韋伯還認為，儘管企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與企業家精神並非互相依存，但二者確實一般處於「某種互相適應的關係」。韋伯接著指出，「這一點已經為歷史史實所證明：一方面上述心態在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中找到了它最為合適的表達；另一方面企業又從資本主義精神那裡汲取了最適合的動力」。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一再指出，在西方國家，人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工商業界的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大都是新教徒。由此，韋伯得出結論說，新教徒的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積累：「人屈從於自己的財產，就像一個順從的管家，或像一部獲利的機器，這種天職觀念在他的心目中佔據一個很重的地位。假如這種禁欲主義的生活態度經得住考驗，那麼財產越多，為了上帝得榮耀而保住這筆財產並竭盡全力而增加之的這種責任感就越重。這種生活的根源，如同資本主義精神的許多方面一樣，……是在禁欲主義的新教倫理中找到了其堅實基礎的。這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已是顯而易見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基督新教倫理——即禁欲主義的節儉和為上帝積累財富得天職責任感——的內在關係，但韋伯決非是一個宗教文化決定論者。相反，他曾明確指出，「我們根本不打算堅持這樣一種愚蠢的教條主義觀點，即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響的結果，或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economic system）是宗教改革的創造物。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前就業已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這種觀點的有力駁斥。相反，我們只是希望弄清宗教力量是否影響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量的傳播。」
基於他對西方世界興起初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這種相互關係及其二者對經濟發展影響的這種清醒認識，韋伯還探討了資本主義精神與種種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指出：「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經濟的制度，具有為我們的經濟秩序所獨有的組織形式和一般結構。……在我們的制度下，資本主義精神是可以純粹被理解為一種適應性的結果。資本主義體制迫切需要人們投身於賺錢的事業。這種對物質財富的態度則完全適應這一體制，並且與為生存而進行經濟鬥爭中的條件密切相關。」
沿著這一探究問題的思路，韋伯就把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興起，與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演化過程聯繫起來了。韋伯發現，「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依照正式規則辦事的行政機構。沒有後一條件，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貿易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各樣的由政治決定的資本主義可能存在，但決不可能有由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以及穩定核算的理性企業」。接著，韋伯還指出，在近代歷史上，這樣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只有在西歐社會中才處於一種相對來說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狀態。問題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從發生學上來來追問，為什麼只有在近代西歐諸社會中才產生了這樣的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體制？或者說這種獨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精神從何而來？沿著這條追問思路，韋伯認識到，儘管資本主義企業家對自個利益的追求反過來有助於一個受過理性的法律訓練的律界階層在司法和行政中佔據支配地位，並為之鋪平了道路，但是，資本主義利益本身絕非獨自促成了這一點，甚至也沒在其中其主導作用：「因為這些利益自身並沒有創造出那種法律」。不然的話，韋伯接著問道：「為什麼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做出同樣的事情呢？為什麼印度和中國的科學、藝術、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沒有導致它們走向西方所獨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並導致了近代西方社會產生出這種獨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呢？韋伯在這部著作中好像對此懸而未答。
在桑巴特和韋伯之後，經濟學家熊彼特也特別強調企業家在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興起中的作用，但與前兩人不同是，熊彼特較多從經濟學的分析視角觀察和論述問題。照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與方法，它不僅從來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借用生物學上的一個術語，熊彼特把近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和不斷創造新的結構」這種過程，稱作為「產業突變」。熊彼特還指出，「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應該特別予以注意」。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熊彼特認為，「創新」（innovation）、「新的組合」、「經濟發展」，這些都是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本質特徵。根據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薩伊（John B. Say）的「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產要素帶到一起將之並組合起來」的見解，熊彼特在許多地方一再指出，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且以「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槓桿」和「控制手段」，因而資本的主要社會功能在於為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手段。
那麼，什麼是「創新」呢？照熊彼特看來，「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是指在經濟中引入某種新的東西，與技術發明（invention）不是一回事。一種發明，只有當它被應用於經濟活動時，才成為「創新」。熊彼特（Schumpeter， 1934，p. 66）還具體解釋道，「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所做的新的組合」，它具體包括以下5種情況：（1）引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改進某種產品的質量；（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闢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例如建立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不僅從「創新」理論視角來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動，而且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市場經濟增長的動力、過程和目的。照熊彼特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經濟周期來實現的，即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並經歷經濟高漲到經濟收縮各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總量雖然有起有落，但長期趨勢卻是不斷擴張的，產品的結構也是不斷變化而趨於多樣化的。由此熊彼特認為，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也就是經濟增長的實際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者」，即有遠見、有組織才能和敢於冒風險的企業家。熊彼特還具體解釋道，他的整個經濟發展理論要說明的，「根本不是具體的變遷因素，而是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即變遷機制」；「『企業家』只不過是這一變遷機制的承擔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這部名著第12章中，熊彼特還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提出，近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企業家精神，因而企業家的功能是：「通過利用一種新的發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種未經試驗的技術可能性，來生產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新開闢原料供應新來源或產品的新銷路；以及通過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變生產模式。」熊彼特舉例到，近代早期的鐵路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力生產、蒸氣機、鋼鐵冶煉和汽車，以及在殖民地進行風險投資，這都是企業家創新的典型的例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熊彼特的理論體系中，他一方面特別注重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近現代西方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歷史分析法，極力倡導「變動」、「發展」和「動態」的觀點。與斯密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理論解釋相契，熊彼特認為「創新」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內在因素」，因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只不過是來自市場經濟體系「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動態變化，並進而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內在因素」與「增長動態機制」的作用。
從諾思、甘迺迪到華勒斯坦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從斯密、馬克思到桑巴特、韋伯和熊彼特，均從市場參與者的精神稟賦上論述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但他們都或多或少或從某個方面強調在近代西方世界興起中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韋伯，他明確地把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最終歸結為西方國家近代以來所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那麼，這種促成並保障近代西方國家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興起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體制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毫無疑問，它與羅馬法、基督教傳統以及西方國家的獨特的理性主義文化精神有關，但從發生學上來看，任何一個其中的因素都不可能單獨構成決定性的生成因素。韋伯看到了這一點，並在許多著作中一再申明這一看法。現在看來，直到今天，這些問題都沒有產生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 Douglass North）試圖運用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思路，並結合和科斯（Ronald Coase）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理論視角，來理論地和歷史地回答這個問題，但現在看來，其回答卻仍然不盡令人滿意。並且，這裡不能不說，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有關歐洲近現代法制史和憲政史文獻來判斷，諾思對近代西方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產生原因的解說，可能是誤入了歧途——如果說他的解答不是誤人子弟的話。
現在看來，諾思本人對制度與國家因素在近代西方世界興起中的作用的看法，數十年前韋伯所提出的上述見解有頗多相似之處，但是，很顯然，諾思比韋伯更為清晰明確地強調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的制度因素，並且也更注重與制度因素直接關聯著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譬如，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這一小冊子中，諾思和託馬斯一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一目了然，那就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之所在。」在該書第8章，諾思和託馬斯又重複指出：「我們在第一章已證實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著這樣一種組織，那麼，只要它符合經濟增長的要求，一個社會便會發展。」在這本小冊子的結束語中，諾思和託馬斯還批評馬克思未能認識到經濟增長並不是必不可免的，並批評亞當·斯密沒有告訴人們「怎樣保證有效率的政府會發明並維持一組保證經濟增長的產權（制度）」。他們還聲稱，真正開始研究經濟組織的，是他們自己。
如果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近代西方興起的關鍵因素，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促成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方諸社會的形成和出現呢？在後來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譬如，在第2章經濟結構導論中，諾思指出：「知識和技術的存量決定了人類福祉的上限，但他們本身並不能決定在這些限度內人類如何獲得成功。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績以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率。」那麼，又是什麼因素確保有效的經濟組織的運作呢？諾思認為，那就是明確的的私有財產制度。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用了大量篇幅闡述了這一觀點，並從荷蘭和英國經濟在歐洲近代史上率先起飛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見解。就荷蘭的例子而言，諾思解釋道，在近代歐洲歷史上，荷蘭經濟之所以率先起飛，其原因在於「荷蘭人在地理上處於中心位置，再加上有一個通過授予和保護私有財產和反對限制性措施等方式來鼓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政府」。至於英國，諾思則認為，英國經濟能成功地擺脫17世紀的危機，可以直接地歸因於逐漸形成的私有財產制度。
如果說再一個經濟中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與私有財產制度安排有關，那麼，又是什麼決定了私有財產制度的生成？換句話說，導致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私有財產制度出現的因素是什麼？這顯然又是更深一層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諾思的明確解答是，「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因為是國家界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從這一認識出發，諾思得出了如下結論：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悖論使國家成為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因而諾思主張，在任何關於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應佔據重要的地位。
諾思的國家理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樣的呢？按照諾思（的解釋，理解國家關鍵在於它「為實行對資源的控制而可能採用暴力」。因此，諾思認為，離開產權，人們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出於他的來自新古典主義「理性經濟人」的分析精神，諾思認為，具有一個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統治者的國家模型，具有三個基本特徵：其一是統治者在與選民的交換過程中，國家為取得收入而向選民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其二是國家統治者為達到國家收入最大化而為每一個社會集團設計產權制度；最後是由於國家組織者總是面臨其他國家和現存社會中可能成為未來統治者的個人的潛在競爭，因此，統治者壟斷權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選民集團替代度的函數」 。說到底，在諾思的心目中，是國家統治者基於其個人利益的計算，為市場的參與者設計產權規則和建構財產制度。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經濟史上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一再指出，國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務是人們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博弈規則。這些社會博弈規則（包括產權形式）則完全取決於國家的統治者對其收入最大化追求。這裡我們暫且不去深究國家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組織形式的建制其本質和存在理由是什麼（這已經部分超出了社會制度的經濟分析的研究範圍），單從諾思認為國家存在以及其職能是其內部統治者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發明、設計、界定和實施產權和其它社會博弈規則這一點來看，這一見解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運行的種種規則、約束和規範不是來自在現實交易或交往中的當事人的活動過程或者說經濟博弈過程，即不是人們重複社會博弈創生並演化出社會博弈規則，而是第三者（即國家）的根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計算和獨斷意志或意願來決定和建立這些博弈規則。
基於他的新古典主義的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諾思得出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興起的動態發展機制的歷史圖景：較充分界定的產權改善了17、18世紀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上的要素和產品市場，其結果是，「市場規模擴大導致了更高的專業化分工，從而增加了交易費用」。繼之而來的是「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結果是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發明的產權得到更好的界定，從而在創新收益率的提高同時，創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諾思認為，正是這一系列相互促進、相互關聯的組織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變化，為西歐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鋪平了道路。如果大視角地閱讀歐洲近代經濟、法律與社會史，我們會發現，在近代歐洲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市場秩序的自發成長和擴展於法律和憲政民主制度之間的一個互動發展的相互作用機制過程。這與諾思這裡的見解，頗為相似。但是，與諾思的歷史觀頗為不同，我們的觀察是，歐洲的法律制度和其它市場運行的制度規則，決非是——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歐洲的各國的統治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為市場運行而設計出來。恰恰相反，與市場運行有關的法律制度恰恰是市場發展的一種自發生成的歷史產物，——或更精確地說，是工商業界人士和城市民眾為保護自己利益而進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並與各國君主王權爭鬥所爭得來的一種結果。換句話說，歐洲近代的法律制度是近代憲政民主政治生成的一個歷史伴隨物。
同樣從國家在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來分析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則反過來從歷史上歐洲各國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國力競爭和軍事衝突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來探尋和解釋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歷史原因。
在《大國興衰：1500到2000年的經濟變化與軍事衝突》一書中，甘迺迪談到歐洲近代史上的奇蹟時首先指出，近代以來，「在定居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分散的、相對來說缺乏經驗的民族中，發生了一場不可阻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是什麼長期的因素促成了這一「歐洲奇蹟」？甘迺迪首先發現，在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在政治上總是處於一種四分五裂、各國互相競爭和軍事衝突不斷的狀態。而近代歐洲政治上的這種多樣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狀況造成的。歐洲的地形支離破碎，加上眾多的山脈和大森林，氣候從南到北也差異很大，這就使得要在歐洲的建立統一的政治控制體制變得非常困難。這種多樣化的地形促進了分散政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地方王國、邊境貴族領地、高低氏族和低地城鎮聯盟就構成了近代歐洲歷史上的政治地圖。歐洲多條內陸河流和三面環海，又為近代歐洲各地的分散貿易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各地王權勢力的相對薄弱有，恰恰為近代歐洲各地——尤其是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還還周邊地區——的分散貿易提供了契機，歐洲的近代市場貿易秩序，事實上就是在這種各國王室政治競爭和軍事衝突的縫隙中發展起來。甘迺迪認為，這種分散的、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所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意義深遠。首先，沒有任何王室和封建領主的政治權威和宗教勢力有辦法和能力完全壓制住這種市場貿易的擴展：「……基本事實是，在歐洲既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工商業發展的單一政權（uniform authority）；也不存在一個中央政府因其側重點不同而造成某一工業的興起或衰落；那種類似於嚴重阻礙印度莫臥爾帝國的徵稅人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系統和全面掠奪的情形也沒有發生，……像明代中國和幕府時代的日本那樣的對海外貿易所頒發的禁令也難能有什麼效果」
根據上述歷史事實，甘迺迪接著發現，在這樣一種歷史格局中，「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a symbiotic relationship），從而為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國內秩序以及非任意專斷的法律制度（對外國人也是如此），並從稅收中獲取了由貿易所帶來的利潤增長的一部分」。在此情況下，甘迺迪認為，整個歐洲近代的發展，恰好引證了亞當·斯密的一句名言：「除了和平、輕稅賦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發展為最大限度的繁榮，就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了（著重號為引者所加）。」甘迺迪的這一見解，恰恰與筆者（在最近的兩篇長文中所討論的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的發揮機制和哈耶克以及狄索託所猜測到的其制度條件相一致，並且也史學界對歐洲市場經濟秩序的擴展史研究所證實。
如果說上述諸家在探索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原因時或多或少地從歷史決定論視角審視問題，那麼也有一些歷史學家基於某種潛意識的非決定思路來考察近代西方社會興起的一些偶然因素，把歐洲市場經濟的生成和興起，視作為「相當偶然的」、「機緣的」，甚至是「一組巨大的意外」。譬如，同樣意識到羅馬帝國的崩潰為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提供了一些歷史條件或言契機，義大利歷史學家波利加尼（Luciano Pellicani）和當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華勒斯坦就提出，在羅馬帝國崩潰後，中世紀的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權之間的爭鬥，使得整個中世紀的歐洲國家（政府）從來都不強大，從而意外地使「資產階級的市鎮」獲得了「漁翁之利」：羅馬帝國崩潰了，歐洲的一些族國和邦國——如義大利的城市邦國——把握住了這個機會，於是，「資本主義便產生了」。除了羅馬帝國所帶來的歐洲鬆散的政治實體和各國王權對社會的控制力量實際並不大這一歷史史實外，另一位學者霍爾（還補充到：「毋庸置否，許多支蠻族在羅馬帝國的末期進入了歐洲，這就與中國和伊斯蘭地區歷史上的面臨單一外患又很大不同，這一事實是利於多元體制在歐洲出現的初始條件。」
這裡應該指出，儘管在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各封建王國和領主之間的競爭和衝突為工商企業家的崛起提供了縫隙和機遇，但這決非意味著在近代歐洲諸社會中就自動生成了市場秩序自發成長和擴展土壤和條件。事實上，在歐洲中世紀的早期，歐洲各地均普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約束著「斯密動力」發揮的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鐘罩」。正如波利加尼所見，「無論我們檢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資本主義的蹤影。但我們同時也發現，那些經濟生活多多少少地都禁錮在（Cooped in）僵死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結構裡，這種結構給卡塔萊科特克斯博弈留下了很小的空間」。換句話說，儘管在文明社會的任何時期和地方都會存在著市場擴展的內在成長動力，但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和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地區，總是存在著有效約束住自發經濟秩序不斷成長和擴展的種種限制，而歐洲中世紀之後諸社會的動態變遷，卻為成功地打破這些種種限制性的禁錮提供了天時地利。在近代歐洲歷史中種種約束著市場經濟秩序自發擴展的「布羅代爾鐘罩」被打破的實際歷史過程過程到底是怎樣的？歐洲近代歷史上打破這種種對市場擴展秩序限制型約束歷史過程的經驗對我們今天反思晚清帝制中國衰落的歷史原因的參考意義是什麼？在經歷了20餘年觸發市場秩序生成並不斷成長和擴展的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今天，歐洲歷史上這一動態演變過程的歷史經驗的現實意義又在哪裡？這才是我們今天重新追問這個問題的意義之所在。
歐洲的動力何在？
通過對對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的探究和論述的種種觀點文獻的上述簡略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這個極其複雜的理論和歷史問題，諸家的見解之間既存有巨大的理論差異，也有許多「所見略同」之處。對這些諸家所見略同之處，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三點：
第一，在筆者最近的兩篇文章中，我們已經指出，按照亞當·斯密的見解，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機制源自於分工和專業化所伴生的市場擴展和深化，而推動人們進行不斷企業內部與市場和社會分工的最終動力，則來自人們對自利的追求以及人類所稟有的喜好交易的性向，而作為一種自發生成和自我擴展秩序的市場體制——或言哈耶克眼中的那種「Catallaxy」——，既是這一「斯密動力機制」發揮的條件，又是其外在表現和現實結果。斯密的這些偉大理論發現，被後來的許多思想家以各種形式近似地表達出來，且各學派之間諸家的見解差異不大。譬如，在馬克思那裡，這被解釋為資本家對「不斷的積累的資本」無限制的追求；在熊彼特那裡，這種經濟增長的動力源被歸結為「企業家」的追求視野成功和爭取出類拔萃的那種非物質追求的「創新精神」；在凱恩斯那裡，這則被理解為熊彼特式「企業家」擴張企業的那種「動物精神」。這種對企業擴張和對資本積累無限制的追求，在馬科斯·韋伯的話語中，則成了「人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為了人的存在而經營生意」這句名言。正是在這種源自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喜好交易性向而演變出來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的創新衝動，使得近現代的市場經濟秩序好像是一個美國歷史學家蘭德斯眼中的那種「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一樣。這種企業家追求利潤和企業不斷成長的結果，就使得現代市場體系變成了馬克思和華勒斯坦（所見的那種其「核心活動是一種永不停滯的成長和不斷的資本積累」。
第二，依照韋伯和華勒斯坦等西方學者的見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或精確地用哈耶克的語言說，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在人類文明社會的許多地方（如果說不是全部的話）和歷史時期都存在過，但這種以市場交換形式存在的擴展秩序要佔據整個社會，從而使其內在蘊涵的斯密動力順暢的發揮出來，確實在近代歐洲歷史上有其獨特的天時和地利條件，這種天時地利的主要為，（1）羅馬帝國崩潰後形成的歐洲各地鬆散的多元化政治格局；（2）歐洲各王國和封建領主之間的相互競爭和軍事衝突；（3）在歐洲中世紀傳統政治體制下王室和政府對社會的實際控制力量相對薄弱；（4）羅馬教廷神權與歐洲各王國君主神權之間的相互制約，加上（5）基督新教改革所帶來的西方人的世俗觀念的巨大轉型，以及韋伯所見的那種新教倫理的形成。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近代諸國工商業界生意人士衝破限制著市場擴展秩序成長的種種布羅代爾鐘罩的一個巨大的和不可多得的歷史機緣。結果，近代歐洲近代歷史的「科技革命」和「經濟起飛」就在這一歷史機緣中發生了。
第三，儘管近代西方興起的動力機制來自源人們的自利追求和喜好交易的性向，以及在歐洲近代市場經濟秩序生成過程中轉化為某種企業家精神以及創新和無限擴展資本的那種衝動，但這種精神的發揮和張揚卻需要外在的制度環境。這種企業家精神以及其創新和無限擴展資本的衝動與外部制度環境的互相衝突、相互作用和相互調適，便構成了近代歐洲經濟奇蹟的社會動態變遷過程。那麼，這種保障或言能夠容納市場秩序自發生成和不斷擴展的法律制度是怎樣在近代歐洲多元化政治實體之間的相互競爭以及羅馬教廷神權與各國君主王權相互制衡的獨特歷史機遇中產生的？從歷史上來看，這主要有賴於西方近代民主國家和憲政民主制度的生成。回顧並反思西方憲政民主運動與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生成以及與西方諸國近代的經濟起飛的內在關係，已經屬於另外文章的理論任務了。
作者=韋森
來源=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