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打牌下棋，我可以到車廂過道裡拉琴
蘇周刊：您認為學琴成功主要是因為刻苦勤奮？有天賦的成分嗎？
蔣雄達：參軍後，人家都說，小蔣你的腦子比別人快，看問題比別人看得遠。如果說有天賦，可能是在這一點上，我從來不為環境所動，會堅持做認定的事。其實並不是看得遠，當時大家一樣學，但是我比別人用功，會用最高的要求要求自己。我28歲不到已經是樂隊首席，所以我是軍中資歷最老、時間最長的樂隊首席，後來成為三軍聯合樂團首席。「文革」的時候很多人都不練琴了，我恰恰是好好地利用了那段時間。
蘇周刊：在那樣的年代，如何做到頭腦這樣清醒的？
蔣雄達：一是從小養成了刻苦勤奮的習慣，二是看到了有些人走的途徑和我追求的不一樣。我對名利看得很淡。我喜歡拉琴，我追求的就是在這方面提高。個人追求的目標不同，決定了你對待事物的態度不同。困難時期，1962年前後，到外地演出，很多人都去搶購北京買不到的東西，我沒有這種愛好。在火車上在船上，別人打牌下棋，我可以到車廂過道裡拉琴，可以在船上做和聲習題。晚上演出到十一二點，早晨8點起床，我6點鐘醒了，就在蚊帳裡做和聲習題，可以做四五道。
蘇周刊：您從來沒有懈怠過？
蔣雄達：從來沒有，一直到現在，我的時間還是以小時計算的。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我的自理能力很強，12歲參軍，自己洗衣服，冬天也自己洗被子。我現在77歲了，還是自己洗衣服。我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整理內務，我把這當做休息，同時又是一種習慣。有人說，這個人真是自找苦吃，但是我不認為這是苦。我對每一段時間都有計劃。一個人活在世上，總要有點兒作為，怎麼活都是一生，吃喝玩樂是一生，能夠有點積累，對社會做點貢獻，也是一生，你願意選擇哪一種？
大量的資料積存，成就了我後來的大量作品
蘇周刊：您近些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音樂普及教育和編寫教材上，為什麼？
蔣雄達：我做事基於兩條，一是自己喜歡做的，二是看到社會有需求。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成為我的動力。看到人家對你那麼期望，你的書人家那麼喜歡，很開心，比如我出的系列教材，《小提琴常用協奏曲教學輔導》《小提琴常用練習曲教學輔導》等等，現在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很多學生都把它們當成日常學習的資料，這一點讓我非常高興。這些知識性的書籍，不僅對普及音樂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專業學生也有幫助，我斷定有不少學生看了這些教材會受到啟發，會從中借鑑。
蘇周刊：您的第一本書是什麼時候出的？您出了80多本書，有哪些類別？
蔣雄達：第一本是1992年的《小提琴齊奏曲集》，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之後多次再版。都是我的改編曲。當時我琢磨著搞齊奏，整理了自己積累下來的曲目，慢慢拓寬。80多本書，形式內容比較全面，一部分是古典傳統作品的彙編，基本上小提琴的古典傳統作品都囊括了，別人說，蔣老師的作品集收齊了，別的都可以不收了；二是中外名曲的改編，包括歌曲作品、歌劇選曲等種類的名曲；三是教學輔導材料系列，還主編了小提琴考級教材。另外，我還出版了不少文字作品，近年有《弦上的夢：我的音樂人生》《弦外之音：我的樂壇絮語》等。我的書各大音樂出版社都很歡迎。最多的再版五六次了。我的曲集一套8本，有的學生過去沒有買全，現在想補全，到網上一看，原價32元，現在800元一本。
蘇周刊：您的曲集、教材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蔣雄達：這些東西能夠比較多地出版發行，和我長期的積累有關。1956年、1957年，我在華東海軍文工團（後來叫東海艦隊文工團），在上海，收集了很多進口的外國譜子。那時候社會主義陣營之間文化交流，進口了很多蘇聯、德國、波蘭、捷克的樂譜。我1953年就是排級幹部了，津貼有40多塊錢，那時候我除了買基本的生活用品，還給媽媽寄20塊錢，剩下十幾塊都用來買樂譜，幾毛錢可以買一本，十幾塊能買好多。每個星期天都鑽在音樂書店裡，書店有了新譜子會給我留著。我存的音樂資料相當於一個小型圖書館，有很多國外的譜子和膠木唱片。很多唱片是舊貨攤上買來的。幾百張唱片，有很多是成套的。現在這樣保存完好的膠木唱片在國外是被當成古董收藏的。
蘇周刊：當年想到這些唱片和資料會成為無價之寶嗎？
蔣雄達：當時沒想到今天，只是想到，這麼好的譜子我沒有，我就要買，別的方面我可以艱苦一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上海曾有不少猶太人音樂家，有的在交響樂團工作，他們從國外帶來一些原版的曲譜，五六十年代他們要回國，我摸清了哪些人家要走，一家一家登門買譜子。這些資料對我以後編曲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海的那幾年也是我學琴最長進的幾年。1958年我調到了北京海政歌舞團。
「文革」破四舊，很多人自覺地把外國的唱片、譜子放在門口，等造反派來砸、燒，出於害怕，也有的出於「無限忠誠」。我那時候不僅不主動拿出來，把自己的資料藏在床底下、柜子底下，還從別人拿出來的資料中找到了一些好的。大量的資料積存，成就了我後來的大量作品。
我覺得勤奮最重要，因為勤奮能彌補才能的不足
蘇周刊：您在「文革」中還一直堅持搞專業？
蔣雄達：後來很多人都服我這一條。「文革」中所有的樂器都不許響了，我兩個孩子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學琴的。我兒子6歲，我給他做了一個最大的弱音器，用牙膏皮，把音量減小到最低，只有自己能聽見。1978年，小澤徵爾第一次率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到中央音樂學院，我兒子剛考進去，小澤徵爾聽了他的演奏很吃驚，「文革」時期都不能拉琴，你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基本功？我兒子說，我爸爸給我做了一個很沉重的弱音器。回美國以後小澤徵爾寫了篇文章發在媒體上，談中國孩子練琴的「秘密武器」。
在這樣的年代，我能夠保存好資料，堅持練琴，培養孩子練琴，是因為我認為一切都是暫時的，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最後都要往最先進的方向走。「文革」十年不拉琴，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教孩子拉琴；二是學和聲，學理論，學作曲，自學，有時候也找老師上課，如饑似渴地求知。「文革」結束之後，都出了成果。孩子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我的作品大量發表。
蘇周刊：您兩個孩子在音樂上都有相當的成就，您是如何培養他們的？
蔣雄達：我的兩個孩子學琴都是很刻苦的，他們可以說沒有快樂的童年。當時是「文革」，我不出去，在家寫東西，他們練琴，有一點不對我馬上指出，很嚴格，隨時有人指導和鞭策，不像現在的很多琴童，所謂快樂學琴就是放羊，拿弓當玩具。只要我在家，他們拉琴都很用功，養成了好習慣。我既是嚴格的父親，也是最關心他們的父親，生活上的很多問題，我盡我所能做到最好，他們無可挑剔。如果爸爸自己吃喝玩樂，在外面胡作非為，不管孩子，回來要求他們用心學習，弄不好就打，他不會聽你的。我的孩子知道，爸爸做事就是這麼認真，他自己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應該這樣。我兩個孩子在美國學音樂，都是全額獎學金，每年12門功課都是A和A+。他們很幸福，這也緣於他們的勤奮。我兒子蔣逸文所在的樂團是全世界頂級的四重奏團，女兒蔣丹文37歲就成了美國亞利桑那音樂學院的終身教授。
蘇周刊：莫言在給您的書作序的時候寫到，他問過您，天才、勤奮、機遇這三個因素哪個更重要？您的回答是勤奮，能否談談在您眼中這三者的關係？
蔣雄達：任何一個孩子學琴，成功有三大因素，才能、勤奮加機遇。能具備這三個條件，太不容易了。所謂天賦就是自然條件，接受能力、悟性、理解力。如何發現孩子在音樂上的才能，並且調理好他的才能，這是個學問。有一定的才能，能勤奮，一旦有機遇，就一定能成才。我在教學中深深地感受到，很多孩子有才能，但是不勤奮，因為生活太優裕了，再有好的才能也成不了才，因為他們對學習沒有迫切的要求，沒有強烈的往上走的願望。我覺得勤奮最重要，因為勤奮能彌補才能的不足。而如果有才能而不勤奮，有機遇也抓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