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正是江南春暖花開的季節，也是春天播種希望的日子。江西省靖安縣水口鄉李家村村民為了耕作方便，決定修一條從屋旁上山的機耕道，機耕道一邊是一個長滿茂林修竹的小山包，另一邊是一條清澈的小溪。鄉村美景，很容易讓人想起「水向竹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的佳句。
推土機推開山體的表層，土框、扁擔緊隨其後。村民們沉浸在修路的忙碌之中。當路平整到村子西面不到十米，一個名叫興山南坡的地方時，一聲「鐺」的金屬聲，從厚厚的泥土中破土而出！帶著絲絲歲月的寶氣，撞擊著在場的每個人的心扉。循聲望去，只見黃土中露出一色斑斕之物。扒開虛土，隱約露出一個圓形物體。原來是個大口廣腹，平底無足，兩邊安有兩個耳朵的東西。
再仔細觀察土層，發現裡面還不止一件，又陸續出土了兩件，在老表看來這就是用來烤火和鏟木炭的火鏟。看見這些，村民們不敢怠慢，趕緊在小溪裡洗去泥漬，刷子刷過，上面竟然有一些他們看不懂的文字！這到底是什麼呢？有一點兒文化知識的村民對於出自地下的這些「寶物」，從朦朧的意識上覺得應當趕緊往上報告。
聽著村民們描述，看著這些穿越時空又來到他們手中的寶貝，靖安縣文化館的同志斷定它們是青銅器。可是，他們到底是什麼年代的青銅器呢？是什麼人使用過它們呢？上面蝌蚪樣的文字，他們也鬧不懂，只好請來省裡面的專家。
在接到縣裡的報告後，省歷史博物館立即派李家和、許智範、程應林、劉詩中等同志前往實地勘察。 專家們認真地調查和清理現場後證實，三件青銅器系出自一小型窖藏之中。
其中一件盥盤，大口，廣腹，平底，無足，頸部安有兩扁平獸狀附耳。口沿內外裝飾纖細規整的雲雷紋、頸部布滿星點狀蟠虺紋，頸腹處間以一周繩索狀堆紋和雲雷紋組合，腹以下至器底飾瓦紋，附耳飾獸面紋與雲雷紋。器通高14釐米、口徑37.6釐米、底徑15釐米，重4.5公斤。在盤內底部正中央有兩行銘文：「徐王義楚，擇其吉金，自作盥盤。」盥盤是一種盛水或食物的容器。
另一件是爐盤，這件爐盤體形較大，重達16公斤，分為盤體與底座兩部分。盤體口徑55釐米、深8.5釐米，平底，有兩個對稱的環鏈狀附耳。器表滿飾工整的蟠虺紋，狀似雲雷紋組合。底座為環形，直徑45釐米，其上置十個獸首銜環狀支柱，尾端上承盤體。環座與支柱均飾繩索狀線紋。盤與座通高19釐米。銘文刻在盤內底部中央，共有18個字：「雁君之孫徐令尹者旨荊，擇其吉金，自作盧（爐）盤」。
還有一件是枓，形狀似今日的炭箕，有柄。連柄長46.5釐米、寬24.3—25.5釐米、深6—8.8釐米，重5公斤。柄中空，略呈扁八角形，長12.7釐米、徑4.5—5.2釐米，其上有一圓形栓洞.枓底和兩側有排列整齊的方形孔99個，全器素麵無銘文。
全國的知名專家迅速加入到靖安李家村出土文物的研究之中。郭沫若、李學勤，他們很快判定出那是屬於徐國國王義楚的生活用品。就是那個在中國歷史上延續過1600多年的徐國的物品。於是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研究徐文化的熱潮。
三件青銅器，兩件帶有銘文，提到了徐國和徐王義楚。我不但想到了郭沫若、李學勤等先生們的研究和認識，還讓我想起了早在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與靖安縣毗鄰的高安縣城城西四十五裡的清泉山旁山中，曾出土了帶有「徐王義楚」銘文的銅耑（即觶，一種飲酒銅器），以及一同出土的12件徐國青銅器。由此可見，徐器在靖安和高安這一帶出現並不是偶然的。
李學勤先生認為，《左傳》昭公四年有徐子，系吳出，便沒有記出名字。六年，徐儀楚聘於楚，被楚王拘禁，逃回本國。徐儀楚就是青銅器上的義楚，當時尚未為王，杜預說他是徐國的大夫。
高安所出的耑裡面的一件只稱義楚，沒有王的稱號，可能是他即位前製作的器物。《左傳》昭公三十年（公年前512年）吳國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義楚早已不在王位。因此，他作為徐王的年代只能在昭公七年至二十九年之間。
靖安出土的爐盤，銘文中的徐令尹者旨荊，和文獻中越國諸稽郢一樣，是諸稽氏。據《國語 鄭語》，祝融八姓之一防姓有大彭、諸稽。大彭在今徐州，諸稽是大彭的別封，位置可能不遠，正好在後來的徐國境內，官名令尹，見於楚國銘文，說明徐人的制度受到楚國的影響很大。
春秋中晚期，徐國國勢處在吳國、楚國的強勢夾擊下開始走向衰弱。但是，與強國的頻繁交流和戰爭，卻成為徐國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各種青銅器製作精良，字體秀麗，紋飾細緻優美，獨具長江流域古文字風格。這個爐盤，更是堪稱徐國銅器的代表作。因而，徐國也成了南北接通的樞紐，它在溝通南北文化上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