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人民都被套在了一個矛盾的時間和空間裡逃不出去，生活瞬間變得單調乏味。然而，作為荷蘭文化名城布雷達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以及荷比盧地區最大的國際攝影節，今年的第九屆布雷達國際攝影節依然如期舉辦。從9月9日開幕直至10月25日結束，布雷達小城的教堂、廣場、社區公園甚至停車場都成為展示攝影作品的開放空間，在今年這一特殊時刻，一幅幅定格的藝術作品溫暖和療愈著觀眾的心。
布雷達攝影節今年的主題是「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來自於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所著的《雙城記》開篇。攝影節策展人GeertVanEyck認為：「這句話正好可以用來形容當今世界存在的很多社會熱點問題，比如社會平等、種族主義、同性戀文化、女權主義、全球氣候變暖、經濟和政治變化等等。這些熱點問題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但是什麼是積極的，什麼是消極的，取決於每個人的觀點。」
在國際攝影界小有名氣的布雷達攝影節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攝影作品展，它更側重於展示當代世界攝影藝術的豐富生態，並聚焦多元性國際社會話題，以原創的攝影作品展示和討論當今社會的各種現象，既有溫暖人心的故事，也不乏對社會現象的尖銳批評。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次布雷達攝影節的展館遍布全城，200人左右的工作團隊全部由荷蘭當地的老百姓志願者組成。這些普通的老百姓不僅深度參與和守護著攝影節，也用荷蘭的包容文化為攝影節提供了自由開放的藝術氛圍。
南非藝術家Mary Sibande作品
舊郵電大樓、教堂和停車場被先鋒藝術裝點
「想像中國」特展在跨文化語境下呈現「中國形象」
荷蘭社會最普通的人群都是攝影師鏡頭下的模特
布雷達小城的大街小巷都是展館
考慮到新冠疫情，今年的布雷達攝影節不得不在內容和形式上做出相應調整，取消了所有的室內講座和研討類活動，只保留了藝術作品的展覽。這些作品根據主題和材質的不同被組委會分散開來放置在布雷達小城的不同區域，在大街小巷、社區公園、教堂，甚至停車場都能欣賞到豐富的攝影作品。
布雷達的老郵電大樓是其中的一個展覽場地，這是一幢舊的建築物，隨著現代通信方式的不斷革新，它漸漸被淘汰、閒置。房間被切割成很小的展覽空間，裡面依然能看到一些老舊設備的殘留物。組委會在這一簡陋的空間中，用圖片把古舊空間與先鋒藝術融為一體，陽光從側面的窗戶投射進來，灑在或大或小的空間裡，產生了穿越時空的神秘美感。
藝術家勞倫斯·拉斯蒂在這裡展示了她的系列「在伊朗沒有同性戀」，這是伊朗總統穆罕默德·艾哈邁迪·內賈德2007年的一份聲明——在伊朗，同性戀仍然遭受著很大的排斥。拉斯蒂通過她的作品描繪了那些為自己的身份而苦苦掙扎的人。在同一個展覽場地，我們還能看到世界文化的另一面——一位比利時攝影師SeppeVancraywinkel在這裡展示了一群「成年男孩」的亞文化。
布雷達教堂外的「想像中國」特展海報
另一個重要的展館在布雷達大教堂，主題命名為「想像中國」，試圖在跨文化語境下反思「中國形象」的構建與攝影再現危機之間的關係。策展人RubenLundgren曾在中國生活15年，對中國文化和當代中國攝影非常熟悉，他與中國策展人何伊寧合作集結了20名中國攝影師，不遺餘力地推廣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品裡有中國南方傳統自梳女，有上海一處公園相親角為子女尋覓結婚對象的父母，有沿著長城一路拍攝反映中國百姓生活狀態的影像照片，也有成片的共享單車。Ruben認為，在當今的中國，智能支付、共享經濟和人工智慧蓬勃發展，大部分人享受著科技為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資源分配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也愈加突出。「想像中國」群展梳理了過去十年間活躍在中國的攝影實踐者的豐富作品，試圖呈現中國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和多元性，從而彌合中西方社會之間的認知鴻溝。
「想像中國」展館的志願者
布雷達博物館也是一個重要的展覽場所，這裡的展覽主題為「模特的力量」。作為這個展館的策展人，荷蘭攝影家JanHoek認為，「在這最好與最壞的時代裡，如果您真的想改變某些東西，那麼就必須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它。」JanHoek將11個擁有不同身份標籤的人作為拍攝對像，他將權力交給這些身份、性格、社會角色各不相同的模特，讓他們決定自己想要被怎麼樣描繪。MohanVerstegen是這些模特中的一個，他身材高大挺拔，在孩童時期被一對荷蘭夫婦從印度領養來到荷蘭。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終成為一名軍醫。中學的時候他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在荷蘭社會，這本不是一件大事，然而他生活和工作在軍隊這個相對陽剛的世界裡，歧視與偏見不可避免，因此他成為了一名同性戀活動家，為身處特殊環境下的同性戀群體發聲。他想告訴大家，同性戀者依然可以陽剛。模特中還有一名唐氏症候群患者BruinParry，他喜歡舞蹈、攝影、繪畫，將自己想像成他的偶像麥可·傑克遜（美國著名歌星）在歌唱並舞蹈。模特裡還有為自己的肥胖身體而感到驕傲的樂天派女孩，有積極展示荷蘭現代綠色農業的農民，他們不僅是攝影師鏡頭裡的模特，更是荷蘭社會最普通的人群。
唐氏症候群模特Bruin Parry
在布雷達市中心廣場和公園裡漫步，還可以欣賞來自世界各國藝術家的攝影作品。奧地利攝影師KlausThymann和SimonNorfolk的作品裡都是被當地人用帆布包裹起來的冰山，為了遮擋紫外線，延緩冰川融化的速度，人們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手段保護家園。悽美的畫面帶來視覺衝擊，提醒人們要直面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嚴峻的問題。廣場上還有一組色彩鮮豔奪目的作品來自南非藝術家MarySibande，她既是小有名氣的黑人設計師、雕塑家、攝影師和演員，同時還是一名人權平等的倡導者，在為南非黑人伸張權利的各種活動中不斷做出努力。作品中她用自己製作的衣服與道具裝扮成黑人奴僕，同時也用色彩明亮的畫面展示黑人的多才多藝。廣場中央還有生活在威爾斯的波蘭人MichalIwanowski和摩洛哥青年M』hammedKilito用圖片展示著他們各自的故事。
本屆攝影展這種開放式的布展模式在疫情期間儘可能拉開參與者之間的空間距離，同時也將作品浸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這種結合情境、跨越時空的展覽方式，讓觀眾在不可知的疫情中仍然能感受到當下時代的多元與美好。
「整容肖像」展遭爭議而被取消
足球評論員發表歧視言論而被取消電視節目
荷蘭眾議院自由黨主席言語攻擊荷蘭外國人而被取消講話
「整容肖像」風波折射荷蘭「取消文化」
200人的工作團隊全由志願者組成
15歲以上的荷蘭人有一半以上從事過志願活動
社區居民自發守護戶外攝影展品
布雷達百姓默默守護和深度參與攝影節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布雷達攝影節200人左右的工作團隊全部由志願者組成，有工程人員、廚師，也有售票員、老師等，都是樸實的普通荷蘭老百姓。
TjeerdKnoop是一名退休人員，他已經參加了兩屆布雷達攝影節的志願工作。上一屆攝影節他曾擔任講解員的工作，而這屆攝影節上，他的工作是搭建場館，前後忙碌了13周。JohanOudijk則是布雷達大學的一名教職員工，他的工作是在學校做策劃。因為喜歡攝影，他利用業餘時間義務為攝影節做管理工作，「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有一半是退休人員，有一半是有自己工作的。大家都不計較在這裡做什麼具體的工種，能做什麼就儘量做，哪怕是體力活。我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攝影展志願者之間確實更像朋友間的合作，並沒有上下級的概念，每個人對自己的志願工作都非常認真。
其實，志願服務是荷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荷蘭中央統計局的數據，荷蘭15歲及以上的人群中約有50%的人從事過某種志願活動，這些活動內容廣泛，包括教師、運動俱樂部教練、護士、廚師、司機、社會工作者、圖書管理員、翻譯、律師等。除了為這次攝影節服務，志願者TjeerdKnoop常年在布雷達的少年宮音樂沙龍義務設計並製作一些宣傳海報，有時候也會為來諮詢的家長或孩子做一些講解。
任何一種文化藝術活動，受眾都是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專業的攝影藝術家之外，布雷達百姓對攝影節的熱情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減少。在攝影節的各個場館，常常可以看到矗立在作品前仔細端詳的參觀者，而且大部分人會穿戴整齊且正式。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次重要的儀式，也是與藝術的近距離對話。
西裝革履的Ron是一位70歲的退休老人，他在參觀「想像中國」群展的時候用流利的中文說：「我年輕的時候在臺灣工作過很多年，一直很喜歡中國文化。這次中國館的展覽我是一定要來看看的，照片背後的那些故事很吸引我，雖然有些藝術作品我不太懂，但是我尊重這些作品。」Ankie利用周末的時間特意和朋友一起來參觀攝影節，她說：「我對這個攝影節感興趣的原因是，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故事，你會覺得每一種生命的姿態都很美。」
那些與展出作品共處一個社區的布雷達居民也在默默守護著身邊這些藝術品。Dorry說：「我家旁邊展出的那些作品都很美，我們社區所有的人都很喜歡，大家都覺得要好好保護它們。前些天有幾個年輕的男孩準備在其中一幅圖片上亂畫，被我們大家發現後立即制止了。從那天之後，我們大家都特別注意去保護這些放置在戶外的作品。」
停車場道路兩邊的作品
「禁止歧視」列入荷蘭憲法第一條
大部分荷蘭人並不認為荷蘭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
荷蘭法律有灰色地帶，但道德底線很清晰
從攝影節看包容的荷蘭
除了匯聚最具創造性的當代攝影作品，布雷達攝影節一直聚焦於國際性社會話題，同性戀群體、人權活動家、環境保護倡導者、政治腐敗的反對者等多元議題都有自由表達的空間。展出的作品不乏另類、尖銳的各種表現形式，這使攝影節更像一個展示社會性話題、講述故事的媒介，而這種自由的氛圍與荷蘭的包容文化有著密切關係。
所有荷蘭人從很小的時候就被教育要重視和包容與自己不同的人，這種不同涵蓋了個人性格、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和對事物的偏好。荷蘭憲法第一條就是「禁止歧視」，將這一點寫在憲法第一條，可見它的重要性。
荷蘭是全球第一個同性戀婚姻合法的國家，同性戀者的權利在這裡得到極大的保護，它不僅僅停留在法律層面，在日常生活中，同性戀者也並非另類人群。對於每一個荷蘭人來說，同性戀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同性婚姻組成的家庭在荷蘭比比皆是，他們相親相愛，共同建設家庭，收養境遇不好的兒童。他（她）可能是你的鄰居，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他們不用避諱，也無需感到痛苦。
荷蘭法律中還有一條「禁止在公共場合以男性、女性劃分人群」，這條法律旨在保護那些不能確定自己性別的人群。所以，你絕對不會在荷蘭的火車站、飛機場廣播裡聽到「親愛的女士們、先生們」這樣的稱呼。
荷蘭也是全球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支持者認為，比起讓公民用嚇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給他們提供有尊嚴的死法更人性化。當然，安樂死有著相當嚴格的申請和執行過程。
荷蘭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與美國、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這些移民國家相比，荷蘭似乎並不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事實上因為歷史的原因，這裡容納著大量的土耳其、摩洛哥勞工的後裔，也有從曾經的殖民地蘇利南和印度尼西亞而來的移民後裔。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通過其他途徑而來的外族。不同的文化傳統與宗教信仰在這裡匯聚，社會文化的複雜性不言而喻。但是因為荷蘭社會的包容，複雜的社會問題得到了較好的平衡。比如荷蘭有很多教會學校，雖然接受來自教會的資金支持，但他們卻明文規定，學校和任何老師都不可以向學生們宣傳天主教的教義，至於學生自己信仰什麼樣的宗教完全是個人選擇。作為一個地道的荷蘭人，RuudAdriaansen從小就生活在多元的文化中。他說：「我們荷蘭人包容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宗教，相互尊重是必須的。我們也歡迎不同文化的到來與交流，當然來到這裡的人也需要同時學會尊重『不同』。」
基於荷蘭社會的包容，很多人認為荷蘭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其實大部分荷蘭人自己並不這麼認為。比如很多人以為大麻在荷蘭合法，事實上在荷蘭一切毒品都是禁止的，大麻並不是合法的。荷蘭人CorneZandbergen告訴筆者，荷蘭的禁毒政策是「公共衛生」導向式的。「荷蘭法律不僅對大麻的購買量有嚴格的規定，對開設大麻館也有相當嚴格的審查機制。近些年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荷蘭政府對大麻種植、生產與銷售這個鏈條的管理趨於扼殺態勢。對於大麻的容忍態度是為了保證吸食者每天使用大麻的質量（減少因摻假或混吸而引起的健康威脅）和劑量（每人每天不得超過5克）。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緩衝地帶，大麻生意就會淪為地下非法交易，黑社會組織也將更加猖獗，大麻質量也很難得到控制。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長久以來的經濟利益的因素。」
筆者的另一位荷蘭朋友MarcoJacobs說：「開放、紅燈街和大麻合法化這些標籤絕對不能代表荷蘭文化。如果讓我跟別人介紹荷蘭，我會告訴他，荷蘭是包容和具有創新精神的。我們法律上容忍一些灰色的東西，但我們的道德底線從來都是非常清晰的。」
透過布雷達攝影節，我們看到了荷蘭文化的包容；從荷蘭人對「包容」的詮釋上，我們則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包容思維。
文/李婷婷
供圖/池洪
內容來自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