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文魁/文 許多官員和學者都將工業領域產能過剩視為現階段中國經濟問題的主要癥結，從而將去產能，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去槓桿和去庫存，視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本文分析導致2016年全年和2017年前兩個月經濟改善的主要因素，以及分析1998年開始的若干年去產能行動的效果、2002年開始的約十年高增長的直接原因，得出這樣的結論：應該把思路和舉措統一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精神上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要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有效處置殭屍企業。
經濟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重要行業需求回暖而非產能收縮
2016年是中國「供給側改革」開局之年，本年度儘管GDP增速低於上年，但大多數指標都顯示實體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比上年有所改善，包括PPI轉正，鋼材、煤炭和有色、化工等重要產品價格大幅上揚，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增速顯著上升，製造業PMI連續位於50%之上，等等。2017年前兩個月，經濟改善態勢更加明顯。分析人員很容易將經濟明顯改善歸之於「供給側改革」取得成效，特別是可能認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帶來了這個成果。的確，一年多來，「三去一降一補」都在發力。但是，分析經濟改善的真正原因，需要採取謹慎和細緻的態度，這樣才能對2017年和未來幾年的經濟局勢做出正確判斷，並對經濟政策做出正確選擇。
由於工業在中國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針對工業部門，所以筆者對工業部門進行更深入分析，看看導致經濟改善的主要因素到底是去產能等政策，還是需求端的明顯回暖。
主要產品的產量最能說明問題。除了煤炭等少數行業外，2016年大部分重要工業行業的產量增速和營收增速都明顯快於上年。2017年前兩個月的增速繼續加快。需要強調的是，在產量增速提高的同時，產品銷售率還比去年有所上升。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工業產品價格上升和企業利潤增加，主要是來自於需求的增加，而非供給側產能減少而帶來的供求關係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需求回暖也發生在產量和營收下降的煤炭行業，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行業。2016年煤炭行業儘管產量降幅接近10%，但實際上從夏天開始，也出現了需求回暖的情況，年度產量大幅下降並不是因為需求有相應降幅，而主要是行政化限產導致的結果。下半年需求回暖而產量受限，使得庫存明顯下降、價格急劇回升、進口大幅增長。
當然，需求端明顯回暖主要是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但由於這些行業具有很強的波及效應，所以對整個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帶動作用。這種波及效應到2017年前兩個月更加明顯。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需求明顯回暖，可能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但應該與需求側政策密切相關。
如果上述分析結論是成立了，接下來的兩個重要問題就是：第一，當前需求側改善會持續下去嗎？第二，堅持數年的「三去一降一補」這些「供給側改革」會不會根本扭轉經濟增長對需求側的依賴？這兩個問題嚴重影響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判斷。
第一個問題可能不難回答，因為現在已經開始對房地產市場採取了抑制性措施，儘管這並不一定會根本改變供求矛盾；汽車市場的熱度能否維持下去，還需要觀察。目前雖然房地產銷售比較暢旺，出口在2017年前兩個月有超預期上升，但從趨勢來看，沒有堅實證據表明需求增速整體上會步入明顯和持續提高的軌道。
關鍵是第二個問題。在「供給側改革」受到高度重視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認為供給側更具關鍵意義。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如果把供給側改革主要理解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和降成本（補短板主要是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這更像需求側政策），情況就不一定是這樣。供給側的關鍵意義在於效率提高並由此帶來積極的分配效應和需求效應，而「三去一降一補」並不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對第二個問題容易做出肯定性回答，還可能來自於歷史經驗的啟發。因為1998-2000年中國經濟局勢在表面上與現在類似：全球經濟下滑、國內產能過剩、債務壓力劇增、企業經營困難，等等。那時，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在今天可稱為「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措施：壓縮過剩產能，通過核銷債務和債轉股、上市融資等方式降低企業負債率，對長期困難、扭虧無望的企業實行重組和關停破產，對國企進行改制以及卸包袱，通過貼息等政策鼓勵企業技改、升級，此外當然還有大搞基礎設施建設。經過三年左右的努力，到2001年，中國經濟有了明顯改觀，並於2002年之後步入高增長階段。從時間順序來看，在1998-2000年的「供給側改革」與2002年之後的高增長之間建立因果聯繫，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下一節，筆者將分析1998年之後較長一段時期的需求變化，以此來說明事情的真相。需求數據將清晰顯示，許多重要行業都出現了產量快速增加和價格連續上升的過程。顯然，是需求快速上升，而非產能大量削減和由此帶來的供求關係改善、企業利潤回升、投資和僱傭增加，帶動2002年之後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時期。
1998年之後：產能大收縮還是需求大膨脹
1997年前後，中國許多工業行業陷入或頻臨全行業虧損狀態，一個直接因素就是產能利用率較低而企業負債率較高，此外還有生產集中度低導致過度競爭、技術落後和產品檔次低下導致國際競爭力較弱，等等。所以國家決定採取削減產能、減輕債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紡織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行業，國家經貿委等部門從1998年開始，對紡織業實行壓錠，決定用3年時間，將全國紡錠數量從4000萬錠壓縮到3000萬錠，也就是說要削減四分之一的產能。
紡織業削減產能的成效如何？數據顯示，1998年和1999年，紡錠數量的確實現了約1000萬左右的壓縮，不過在2000年又開始回升，僅在1年之後的2002年就猛升到5100萬錠，遠超壓錠前的峰值4200萬錠，並且產能擴張勢頭一直持續了11年，到2010年紡錠數量達到了12000萬錠，是實行壓錠時的1998年的3倍以上。圖1顯示了1998-2015年紡錠變化情況。
如此長時期產能持續擴張，只能說明是需求出現了持續膨脹。事實上，紡織業的紗產量和布產量在這個時期都有3倍左右的增長，這與產能增長是一致的。紗產量從2000年開始，年度增速就從1999年的5%以下直接跳升到10%以上並一直維持到2010年（2008年金融危機年除外，該年增速只有5%），這就不能用需求短期波動和補庫存來解釋了，顯然是需求持續快速上升。布產量的情況也類似。圖2 顯示了紗和布產量在十幾年裡的變化。也就是說，沒有需求端的膨脹，企業是不會盲目擴張產能的；反過來，如果需求增長，企業是不會壓縮產能的。筆者當時在調研一些紡織企業時就發現，上海國有紡織企業壓縮下來的設備，浙江的民營企業就買過來到小城鎮形成生產能力，因為這些民營企業可以挖掘到性價比較為合適的市場需求。
1998年之後實行去產能政策當然不止紡織業這一個行業。今天被列為嚴重過剩行業的鋼鐵、煤炭行業以及有色、建材等行業，其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就被貼上這個標籤了。1998年後在上述行業也實施了去產能行動，當時就開展了關閉小高爐、小煤礦、小電解槽、小水泥窯等工作。這些行業在2002年開始約十年時期裡也步入了利潤快速上升、投資快速增長景氣階段。從這些行業的產量和產能增長來看，顯然也是需求大幅上升而非供給大幅收縮，帶來了行業繁榮。中國粗鋼產量在1998年不到1.2億噸，估計當時產能在2億噸以內；2002年開始產量突然加速增長，一直持續到2013年實現8億噸以上的產量。電解鋁產量在1998年只有230萬噸，也是從2002年開始產量突然加速增長，一直持續到2015年實現3000萬噸以上的產量。圖3 和圖4顯示了粗鋼和電解鋁的產量變化。這兩個行業的出口量只佔全部產量的很小比例，顯然，主要是內需大膨脹導致產量和產能大擴張。不但極少有人預測到鋼、鋁的國內需求量會膨脹到如此體量，更有不少人指責如此膨脹的國內需求是畸形的、病態的。但是在近兩年中國經濟明顯回調時，國內市場對鋼、鋁的需求仍然維持在7億噸、3000萬噸左右的高水平，這遠遠超出了十幾年前政府規劃。紡織行業也是同樣的情況。這難道還不能說明，產能到底應該聽市場的還是應該聽「市長」的？
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那一段時期，紡織品需求大膨脹主要得益於加入WTO後的外需快速增長，鋼鐵和電解鋁需求大膨脹主要是因為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階段。但即使是電冰箱行業，既不明顯受益於加入WTO，也不屬於重化工業，而且技術成熟穩定、家庭普及率在當時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在同一時期裡也經過了很大幅度的產量增長，直至2013年之後又開始下滑，此時的產量已經是十五年前的9倍了。圖5顯示了電冰箱的產量變化。這個行業的產量和產能大擴張而不是大收縮，在十五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這幾個典型行業的情況表明，2002年開始的行業大發展、經濟高增長，直接帶動因素是需求突然爆發並持續約十年，而不是由前幾年供給端產能收縮引致的設備利用率提高、利潤增長和後續投資增加而推動的。至於當時為什麼會有需求大爆發，並不是本文的內容。
不按市場規律來處理產能過剩並不適當
無論是1998年的去產能，還是2016年以來的去產能，都有國家拿出大量資金對實施企業進行補貼和獎勵。這當然會提高企業去產能的積極性。但是，所謂產能過剩，在市場經濟中，一定程度上是個偽命題，因為同一行業多個企業進行競爭，沒有哪家企業能夠準確計算某個時點的市場需求是多少，更不可能準確計算某個型號產品的市場需求是多少。考慮到新產能形成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所以企業適當預留富餘產能是非常正常的。即使市場需求出現急劇收縮或者增速顯著低於預判，過剩產能也應該由企業自己來決定或由企業間競爭來決定如何處置。
的確，在一兩年或三四年時間裡，某些行業可能出現產能嚴重過剩且大部分企業不願意削減產能的情況。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政府只是跟在企業後面發現了產能過剩，而不是政府首先發現或者提前判斷了產能過剩。可能會有人爭辯：政府掌握全國的情況，當然可以比企業更能判斷產能是否過剩。但是，即使政府掌握了供給側的全局信息，它掌握市場需求變化信息的能力也比不上企業。因此，由政府來判定產能過剩，並不適當。
由政府來處理產能過剩，也不適當。在產能出現階段性嚴重過剩的行業，總有一些企業要麼主動削減產能、要麼創新升級，從而使整個行業發生積極變化。紡織行業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典型例子。從圖1可以看出，在國家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改革之前的2011年，紡織業就開始自動去產能了，在並沒有國家下達指標和給予補助資金的情況下，2012年產能比2011年下降4%以上，2013年比2011年下降約8%以上，而此時電解鋁行業還在大增產能。圖5顯示家電行業似乎也有同樣的情形，筆者調研過的美的集團，從2011年開始就基於對市場需求的預判，主動削減產量和產能，兩年之後的產品品種從一萬種以上降到五千種以下、銷售收入下降近20%，但是淨利潤卻節節上升。筆者還調研了很多出口主導的行業，譬如服裝鞋帽和玩具等行業，到2015年國家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之時，企業自己去產能已經有相當大進展。當然，由民企主導的行業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積極變化，由國企主導的行業則比較難，所以癥結還是在國企。
非市場化、甚至行政命令式去產能不但違背市場規律，也會侵犯企業合法權利，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容易出現逆淘汰效應。即使在產能階段性嚴重過剩行業，也並不意味著所有企業都會面臨產能過剩問題。2015年，中國鋼鐵產量在十幾年裡第一次出現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大型鋼鐵企業產量繼續增長，其中日照鋼鐵集團、包鋼集團、敬業鋼鐵公司增長10%以上。這充分說明，政府無法判定哪家企業產能過剩、過剩多少、需削減多少產能。
一些人可能會認為，像紡織這樣的行業，國家可以不介入產能管理，但鋼鐵、有色這些行業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更重要，如果國家不介入產能管理，沉沒成本很高，經濟損失很大，而且會嚴重影響行業技術進步。事實上，紡織行業的總資產到2015年已經超過24000億，黑色金屬行業是64000多億，有色金屬行業是38000億，可見這些行業的總資產幾乎在同一個體量上。而且，中國紡織行業無論是工藝技術還是產品技術，過去十幾年裡的進步實際上快於鋼鐵、有色等行業，目前紡織產品越來越多地用於工業乃至國防領域。本世紀以來，紡織行業在產能大擴張的情況下，資產利潤率非常穩定地提高，從2%以下上升到目前的9%以上；而同一時期，鋼鐵行業資產利潤率明顯低於紡織業而且極不穩定，本世紀初在2%以下，2006年前後最高也只上升到8%，2015年則降到1%以下。
非市場化去產能的實際結果往往出乎意料。一個行業，即使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只有70%，但並不排除一兩年後會遇到10%的需求增長，或者連續兩年遇到5%的需求增長。中國仍能保持6%的GDP增速，5%-10%的行業需求增速一點都不離譜。而10%的需求增長就足以使產能利用率從70%左右上升到80%左右，這樣一來供求關係就會發生極大變化。筆者並不是說未來很多行業的需求會如此增長，而是說供需關係的變化本應該由企業去把握，風險和收益也由企業去承擔，這些都是常識。如果不尊重市場規律，而靠行政命令下達去產能指標，供求關係變化將令政府猝不及防。2016年煤炭、鋼鐵等行業的情形正是如此。
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政府應該嚴格管制汙染物排放、生態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等行為，並適時提高標準；還應該加大勞工保護力度，維護稅負的公平性。通過這些社會性監管和公平競爭環境營造，一些不良不適產能就會退出市場。
國企改革和民企準入更有意義
始於2002年的約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直接帶動因素是需求突然爆發，而不是1998-2000年去產能政策。這樣說，並不是要淡化那幾年「供給側改革」的成就。筆者認為，那幾年「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成就，不是去產能，甚至也不是包括債轉股在內的去槓桿，而是加速國企改革和放寬民企準入。
那幾年的國企改革進展是有目共睹的。當時國企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比現在高得多，所以國企改革的巨大進展對整個供給側增強活力是極為重要的。國企改革在許多行業與去產能行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國企幾乎沒有市場化的產能調整機制，而民企可以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和行業態勢變化自動擴產能或去產能。只要國企改革到位了，去產能還是擴產能就不需要政府操心了。就像紡織行業，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國企主導時，是政府掛了號的困難行業，而經過幾年大刀闊斧的國企改革，本世紀以來是一個產能、產量、利潤率都大幅增長的行業，並且在2011年之後就出現了自行去產能行動。
那幾年大力放寬民企準入，更是效果顯著。許多民企就是在那段時期開始進入鋼鐵、有色、汽車、造船等重工業領域，而在此之前，重工業領域的大門對民企幾乎是關閉的。事實已經證明，民企進入之後，儘管也有一些不規範行為，但對行業發展的帶動作用是巨大的。
回過頭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未來的需求是否還會像2002年之後那樣呈現連續高增長局面？這很難做出確切回答。不過，未來若要出現十餘年前那樣外需和內需日月同輝的壯觀景象，是難以想像的。僅從這個角度，也可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粗略判斷。
在需求大爆發難以重回的情形中，應該可以說，結構性改革越發重要。從學術上來講，結構性改革或結構性政策的意思就是指總量管理之外的政策措施，與結構調整、重大比例關係調整並無直接對應關係，由於總量管理主要體現為需求管理，所以結構性改革自然而然地主要體現在供給側，一般而言無須贅述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既然結構性改革涵蓋了總量管理之外的所有政策措施，它比轉軌意義上的體制改革要寬泛得多，但我們絕不要忘記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仍然是向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本文對十幾年前和現在的分析表明，不管出什麼政策、叫什麼改革，真正重要的，並不是用行政性辦法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關於2017年重點工作的第一條，就強調用改革的方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確很有針對性。歷史經驗也證明，真正的供給側改革，是力推國企改革、放寬民企準入，而不是相反。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不代表其所在單位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