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灣是聞一多《七子之歌》中的一子，而廣州灣研究卻被視為中國租借地研究的「一片窪地」：許多基本史實尚不清楚，許多問題領域未有涉及。在「法國租借地廣州灣學術譯叢」的序言中，嶺南師範學院王欽峰教授將廣州灣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評述了廣州灣研究的進程，並著重介紹嶺南師範學院近年來開展廣州灣研究的狀況。「首屆廣州灣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廣州灣歷史研究資訊團隊對王欽峰教授進行訪談。
王欽峰教授從法國文學到法國租借地問：您是1998年來湛江工作的，那何時開始涉足廣州灣研究的？
答：我在2012年開始涉足廣州灣這個課題。在2012年中法文學會議（「中法文學與文化暨盧梭誕辰300周年學術研討會」）之後，我們正式啟動了廣州灣譯介項目，利用市裡的立項支持，開辦研討會和一些大型的相關的科研工程。當然，龍鳴教授和景東升博士前往法國搜尋資料對於我的廣州灣研究來說是有一定的助推作用的，但對於我個人而言，選擇研究廣州灣的主要原因是，廣州灣也是一個中法比較文化的課題，研究這個課題同樣可以延續我原來所從事的比較文學和法國文學研究。再者，從單位的角度說，自從2012年6月我擔任了嶺南師範學院地方文化研究院（今嶺南文化研究院）負責人後，我考慮，必須確立我們這個研究機構的工作重點。而作為中國租界史、湛江市近現代史和湛江市文化建設中所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面，廣州灣研究理應成為我們機構建設的一個重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設立了廣州灣研究所。
我本人當時是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去擔任地方文化研究院的負責人的，這種意願主要跟廣州灣的存在有關。廣州灣是法國租借地（作為殖民地的一種），而我之前一直研究法國文學，某種意義上說，這兩者都屬於廣義的法國文化的範疇，是相通的。由於比較了解法國文化，再加上已在湛江生活多年，我也很了解湛江本地的歷史文化、族群和地理環境，所以我們的廣州灣項目進展比較順利。
2012年6月，學校有意成立地方文化研究院，當時我們召開了一個整合機構的懇談會，意向設立廣州灣研究所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所等。7月，我向學校提交了建設地方文化研究院的報告，提出設立11個所，其中包括重點發展的廣州灣研究所，由景東升博士負責。其他還整合進了了雷陽文化研究所、粵西方言與文化研究所等。
問：近幾年來研究院主持的廣州灣項目有哪些？在這次會議的新書發布會上，你們既發布了「譯叢」的三本著作，還發布了景東升和龍鳴主編的《廣州灣史料彙編》（第二輯），請問這兩個系列的計劃有何關係？
答：龍鳴教授有湛江市社科聯的廣州灣項目，我手上目前有2012年湛江市社科聯的委託項目，景東升還有一個廣東省歷史文化特色項目以及湛江市文廣新局的廣州灣口述史項目，這幾個課題的經費加起來有100多萬元，基本用於出版廣州灣學術著作。我們這幾年已陸續推出一系列成果。
我所主持的「法國租借地廣州灣學術譯叢」和龍鳴、景東升的「史料彙編」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項目。從幾年前至今，我們研究院的這兩個項目一直在同時推進。現今《廣州灣史料彙編》已經出版兩輯，而且今後還會出版下去。我主持的「譯叢」系列今後還會出版四本，計劃兩三年內完成，主要是譯介法語廣州灣資料文獻。在明年「譯叢」的第四本裡，我們考慮將古裡耶教授收集的莫拉軍士在印度支那和廣州灣的戰地日記（1900-1901）與博南格上尉的《法國在廣州灣》（1931年出版）等輯錄出版。以後將陸續出版印度支那聯邦高級委員會的廣州灣年度基本狀況報告、廣州灣年度財政預算和印度支那年鑑等檔案文獻。
1922年7月,廣州灣商會歡迎印度支那總督弗蘭索瓦·博杜安到訪 評述廣州灣學術史問：我們看到，您在「法國租借地廣州灣學術譯叢」的序言中大致將廣州灣研究分為三個階段，您能再梳理一下廣州灣的學術史嗎？
答：從廣州灣1945年光復算起，主要是建國以後，廣州灣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建國後到上個世紀70年代。這個階段廣州灣「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回憶，那時的廣州灣老人以五六十歲年齡者為主體，他們主要靠回憶來記錄那段歷史。在「文革」結束前，我們國家的研究大多採取批判視角，批判殖民主義或「三座大山」，那時的文獻資料也滿滿地記錄著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憤慨和批判，比如每一本關於廣州灣的資料都是抗法。可以說，這時關於廣州灣的研究大都是由仇恨、憤慨的情緒在推動著，因為百年前廣州灣人民確實是遭受了很大的傷害和損失，比如1899年，法國人在進攻黃略村時打死打傷了幾百名村民。所以這種情緒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正確的、正當的。甚至直到80年代，我們的敘述裡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仇恨都還是比較高昂的。
第二個階段，80到90年代。80年代後，我們開始了比以往要更嚴格的廣州灣研究。因為改革開放後，各個學科百廢俱興，我們學習了西方的科研手段和研究方法。在今天看來，這些研究當然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即使是我們今天做研究，也還會較多地引用這個時期的廣州灣研究成果。不過這些研究還是有不少缺陷的，因為這時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仍然不夠成熟，而且仍帶有80年代以前反帝反殖的情感色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思想批判的路線，受其制約。一旦我們的研究還在某種程度上依靠記憶和情感，就難免會導致一些記憶的錯亂和主觀化的情況出現。再加上當時還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研究制度還不夠完善，所用研究資料基本限於國內部分，嚴重缺乏來自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和廣州灣公使署的官方文獻，使用資料和觀點的權威性都不夠，致使某些領域的研究難以走向深入，這自然會影響到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
第三個階段，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尤其是近幾年來才開始的研究。這段時期，我們採取了相對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客觀的研究態度，儘量地避免了情感的介入和思想的預設，而把客觀性放在第一位。研究範圍上，我們擴展到了對一些報紙、文獻和資料檔案的研究。學術視野上，我們的研究開始呈現出一定的國際化趨勢，比如我們今天能夠召開廣州灣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就是學術國際化的一個表現。而且最重要的是，近年來廣州灣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各類研究成果陸續推出，湛江市的廣州灣歷史文化旅遊資源也有所開發，這些都是「廣州灣學」在湛江得到了跨越式發展的標誌。
問：剛剛舉辦的「首屆廣州灣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外國學者參加，無負「國際」之名。請您介紹一下這些國外的廣州灣學者，談談您和他們的機緣。
答：我和他們之間的確是因為廣州灣產生了緣分。比如安託萬·瓦尼亞爾（Antoine Vannière），自從我決定組織翻譯他的廣州灣著作時，這個緣分就出現了。安託萬•瓦尼亞爾是巴黎七大著名歷史學家諾拉•王的高足，現供職於馬賽。我是在審校他的書稿（中譯本）的過程中才直接聯繫上他的，之前都是通過郭麗娜教授進行聯繫。郭麗娜教授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接手安託萬•瓦尼亞爾《廣州灣租借地：法國在東亞的殖民困境》一書的翻譯工作。由於存在版權問題，我在2016年3月份直接和安託萬進行了聯繫，起草授權書，和他籤約。在該書審校過程中，我與他聯繫頻繁，改正了書裡存在的一些問題，直到今年6月才供稿給出版社。之後在出版過程中，我們編者、譯者和出版社的編輯再次全力校稿，直到出版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才告結束。在書出版前的三天，我還在向安託萬核實裡面數據的準確性，在會議和新書發布會舉行的前一天晚上，書才運到。（笑）
美國學者喬爾•蒙塔古（Joel Montague）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長期致力於國際公益事業和殖民地研究，迄今已來湛江三次，他對滯留南三島的法國軍商兩用貨船「安菲特裡特號」的研究對於廣州灣歷史來說特別重要。圖爾大學的古裡耶(J.J. Tatin-Gourier)教授長期研究啟蒙運動和印度支那，香港大學的貝克(Bert Becker)副教授一直研究英法在華租界與印度支那航線，都有重要的科研成果，我在幾年前計劃出版這套譯叢時就已經對他們有所關注。通過費成康研究員（費老師已多次來湛江，如在2014年，他參加了我們舉辦的廣州灣歷史文化論壇，在這次國際會議上他也給了我們不少幫助），我們結識了法國學者尹冬茗(Dorethée Rihal)、日本學者恩田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陳煜博士，他們對列強在華租界都有長期的獨到的研究。
問：請您對安託萬的著作《廣州灣租借地：法國在東亞的殖民困境》在廣州灣學術史上的地位作一個評價。
答：這本書是一部廣州灣通史，談及它的重要性，可以說是一部裡程碑式的著作，一部在廣州灣研究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性著作。當然，安託萬的研究大多基於法語文獻，而對於中國國內的中文資料他並沒有使用，對於一部理想的廣州灣史來說，這當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比方說，廣州灣時期、民國時期，我們國內的某些報刊資料還是比較可信的，是有一定價值的。即便如此，由於安託萬先生主要是從法國殖民當局的官方文獻入手，在法國在東亞殖民活動的地緣政治框架下進行寫作，所以具有毋容置疑的權威性，國內的學者是難以超越的。以後假如國內學者要寫一部類似的廣州灣史，就必須建立在很多年的重新研究的基礎上，而且還必須全面佔有和掌握中法兩方面的資料文獻，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寫，才能寫好。在新的由中國人撰寫的廣州灣通史出現以前，我們就必須依靠與借鑑安託萬的這本書。對於廣州灣研究來說，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裡，這本書都是一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問：安託萬在這本書裡說，法國在廣州灣的殖民是一場失敗，你是怎麼看待這個觀點的？
答：「失敗」之說的確如此，這點我同意。在之前會議閉幕式的總結上，我說過，廣州灣這段歷史給湛江留下了幾個遺憾:第一是法國人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軍事手段強佔了廣州灣；第二是法國人在廣州灣專注於經營鴉片和黃賭毒，而忽略其他產業的發展，對廣州灣投資太少。而安託萬所說的「失敗」也基本是基於這些方面的。還有一個失敗原因就是，法國人最初完全是把廣州灣當成一個軍港來使用，以謀圖更大範圍的掠奪，這在定位和根基上就出了問題。然而，即使不當作軍港來使用，法國人對廣州灣也很難建設好，越南就是一個例子。所以說法國人在廣州灣是一個很大的失敗。
約20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灣西營街景問：安託萬在參會文章中又指出法國統治對廣州灣的現代化有促進作用，偏向於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段歷史。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如果辯證地看問題，他的這個觀點大體上是不錯的，而且法國殖民當局在廣州灣城市建設、商業、法律政治體系的實踐上也有一定的作為。失敗是相對而言的，法國人的殖民地建設和英國人相比是失敗的，但並不是要抹殺它的一切建設痕跡。雖然從大處講這種統治是一個失敗，廣州灣一度的繁榮是病態的和畸形的繁榮，但在有些方面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否則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去保護那時所留下來的建築遺產呢？
嶺南瀕危文化視角中的廣州灣問：請說說您對以後廣州灣研究的期望，以及還有哪些課題需要做出進一步的研究。
答：我希望你們年輕人今後能夠繼續從事廣州灣研究，你們是廣州灣研究的新生代。因為對於湛江來說，廣州灣研究的確很重要，這種研究可以為湛江市增加歷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縱深度。湛江所在的這片區域，原本是一些沒有得到整合的散落的村鎮，分屬於遂溪縣和吳川縣，就是說在成為租借地以前，這裡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湛江，也無所謂湛江史。而自從成為租借地後，湛江也就有了歷史。我們不應該忘記，湛江是一座有著半世紀半殖民地經驗的歷史城市，這雖不是什麼值得自豪的文化經驗，但卻是一種歷史和文化的真實。這樣的歷史經驗屬於湛江特有的和受到多年忽略的瀕危文化資源，值得你們年輕人和國內歷史學界的同仁做出進一步的研究。
至於需要拓深的廣州灣歷史課題，我們通過這次會議可見一斑。會前我們預設和提供了一系列重點議題以供研討會交流之用，但徵文的現況卻顯示出偏頗，其中的主要不足是廣州灣的文獻學、檔案學和日本佔領廣州灣的歷史議題幾乎無人涉足。這些課題以及中國人自己撰寫的廣州灣史，應是未來廣州灣研究的方向。
問：您作為嶺南文化研究院的執行院長，是怎麼定義湛江文化的？
答：大湛江的文化主體是雷州文化，而雷州文化和鄰近的吳川文化在嶺南文化這個系統內屬於姊妹文化，有親緣關係，它們都是嶺南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在廣州灣光復以前，位於現今湛江市區這個區域的湛江文化實際上是廣州灣文化。放眼兩千年，大湛江文化的主體文化是雷州文化，這種文化與湛江市區的小湛江文化有很大不同，因為湛江市區的前半部歷史的基本屬性在於它的寓於租借地經驗的半殖民性。
因此，湛江市歷史雖短，但卻是一座具有獨特歷史記憶的半殖民地城市，與青島、廈門同類，而與歷史文化名城雷州迥異，也就是說，湛江與雷州擁有兩種不同的歷史，雖然兩者間也存在一定的文化關聯。這樣一來，我們就得重新考慮現在關於湛江的城市定位了。這幾年來，政府層面習慣於把湛江定位為海洋城市，這種定位突出了湛江的海洋特色，但卻忽略了湛江市的歷史屬性，是有一定缺陷的。
伯特蘭·馬託著《白雅特城：法蘭西帝國鴉片銷售時代的記憶》問：那麼您認為嶺南文化、雷州文化和廣州灣文化的關係是怎樣的？
答：嶺南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廣州灣文化是一種近代形態文化和半殖民地文化，是在前者基礎上發生的派生性文明突變，準確地說是嶺南文化（含雷州文化、吳川文化）與法國殖民文化發生碰撞後產生的中法派生性與混合性文化。從存續的時間看，嶺南傳統文化擁有兩千多年歷史，如根據考古學的最新發現，還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在嶺南地區創造的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文化，而廣州灣文化則僅僅存續於數十年之間。按類型劃分，一是本民族傳統文化，一是殖民或半殖民文化。進一步說，廣州灣文化是嶺南文化遭遇殖民文化而發生文明畸變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現實。
廣州灣歷史文化作為一份另類文化遺產，局部已被今日的湛江市所繼承，它的一些有價值的方面自然也應該好好保護。當然，未來的湛江文化還應該有新的內容，我們不可能拿舊的租借地殖民文化來置換湛江文化的未來，因為這裡還存在一個對文化遺產的挑選和再造的問題。
問：近年來，陸續有市領導前來參觀廣州灣主題的展覽或者參加相關的論壇，但似乎並沒有對廣州灣這段歷史與文化做一個相對完整的表態。
答：這是一種矛盾的文化姿態，源於當前對待殖民歷史的矛盾的文化態度和文化現實。一方面，湛江人民經歷過反侵略、反殖民的歷史，許多湛江百姓為了反對法國殖民佔領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寸金橋抗法雕塑、抗法壁畫就是那段歷史的寫照，對於今天而言也是歷史的警示；另一方面，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也要求改革開放、對外友好和中法友誼，這兩個方面的並存造成了歷史記憶和現實要求之間的不協調，也相應地形成了兩種政治的正確，形成一種文化悖論。
我們很容易看到，在湛江這塊土地上，弘揚抗法和繼承租借地遺產同時成為了我們的文化選擇，這也是我國前殖民城市共有的文化現實。當我們要保護和利用廣州灣歷史文化資源，或者當我們去建設法國風情街和民國風情街時，這裡面就隱含著繼承租借地文化遺產的歷史態度，而在繼承這部分文化遺產時，批判其殖民侵略又是必不可少的。需注意，這種文化悖論在理論上難以給予令人感到輕鬆的解釋，所以也難以表態。這也是19世紀殖民狂潮在第三世界國家造成的兩難的文化選擇。
問：您在這次會議上再次提出了「廣州灣學」的概念，請問您是怎麼定義的？你認為嶺南文化研究院在今後廣州灣學的發展中應該起到什麼作用？
答：「廣州灣學」的概念不是我的發明，而是2014年廣州灣歷史文化論壇上提出的概念。現在研究廣州灣可謂正當其時，因為各種歷史文獻正在陸續被譯入、被打撈或被發掘，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廣州灣學的形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廣州灣學和國內其他租界、租借地的研究一樣，不僅僅是史學，也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應該從各個方面、在跨學科的層面上去建構。
我們會力所能及地推動廣州灣學的發展。除了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外，我們往後還會啟動其他相關的研究，包括國內租界的比較研究和印度支那研究。在未來幾年內，除了不斷推出這方面的成果之外，我們還會關注法國、美國、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同行的工作，或者進行一種聯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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