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都學派在哲學上以西田幾多郎為代表，而在史學上，則有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宮崎市定、青木正兒、白鳥庫吉、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羽田亨等。但不論怎麼排，宮崎市定肯定都在前三。
宮崎市定 日本東洋史學家，戰後日本「京都學派」導師，20世紀日本東洋史學第二代巨擘之一。
知史的讀者，必知京都學派，而知京都學派者，必知宮崎市定。
京都學派脫胎於中國乾嘉學派，但能兼收並蓄，與發源於德國的蘭克史學方法相結合，從而推陳出新、堂廡特大。羅振玉、王國維當年東渡日本，正是在京都學派的影響下，創造出了「二重證據法」，至今仍被視作學術正流。
宮崎市定本名宮市定，是東洋史學（約相當於亞洲史學）第二代領軍人物，因字印刷不易，國內多稱他為宮崎市定。宮崎市定的學術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認，著作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也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其全集皇皇25巨卷，皆以亞洲史為核心。其中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雍正帝》、《東洋的近世》、《亞洲史概說》、《亞洲史研究》、《亞洲史論考》、《論語的新研究》等。
1978年，宮崎市定應巖波書店之邀，面向普通讀者撰寫了《中國史》，此書影響巨大，成為日本普通讀者了解中國的經典讀本，當下許多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皆來自這本書。《中國史》引進了西方史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細節把握上又頗顯對史料的熟悉與功力，其價值在於，它超越了傳統論史的窠臼，為我們認識過去創造了全新的可能。該書雖非學術著作，卻贏得了廣泛讚譽。
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稱讚本書為：「宮崎市定以及京都學派的中國史觀確實應當重新認識，《中國史》也寫得有特色。作為傑出的亞洲史學者，宮崎市定的視野常常超越中國，而涵蓋了整個『東洋』即亞洲。」歷史學家劉俊文也認為：「宮崎市定先生是國外學界中為數不多的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具有通識的學者，而且其通識是以實證為根基，以亞洲和西洋為參照的，《中國史》一書即是範例。」
雖《中國史》曾譯成中文，但只是作為「內部參考」發行，難得一見。今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將宮崎市定的這部著作重譯出版，對於那些希望從更多角度閱讀過去的讀者來說，堪稱是一樁盛事。
宮崎市定，一位獨特的史學大師
什麼是京都學派
所謂京都學派，是一種習慣性稱法。
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是日本最早的兩所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創立於19世紀70年代，20多年後，京都大學建立。
京都大學成立時，東京大學左右著日本高等教育的學風，為形成自己特色、不被其掩蓋，京都大學刻意尋求其他路徑。比如東京大學的特色在西方教育模式，幾乎是全盤照抄了德國的高等教育體制，追求世界性，所以京都大學便反其道而行之，幾乎不請外教，連外國文學專業都請日本人擔任。此外，那些與東京大學觀點不同的學者，往往會得到京都大學的禮聘。
京都學派在哲學上以西田幾多郎為代表，而在史學上，則有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宮崎市定、青木正兒、白鳥庫吉、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羽田亨等。但不論怎麼排，宮崎市定肯定都在前三。
宮崎市定當年考入京都大學時，本立志當政治家，但1919年畢業於京大地理學的淺若晁勸他說：「去了京都大學，要跟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學習。」他的語氣，好像是後悔選擇了地理學。最後告別時，淺若晁還說：「治東洋史，《史記》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書籍，是要預先買了看的一本好書。」
正是因為淺若晁的建議，宮崎市定開始對亞洲史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京都學派為何這麼強
翻開京都學派的歷史，可謂大師輩出。
日本傳統學術受中國影響極大，明治維新前，江戶漢學居於統治地位，但江戶漢學雖然關注中國，但常常習慣性地以中國來解釋日本，當相關作家與學者對日本文化感到不滿時，常常引中國文化加以教訓和規勸，這就在不自覺中神化了中國文化，使它與其真實面目發生了很大偏離。在江戶漢學的遮蔽下，一些日本人對中國有過高的期望，當他們真的有機會看到當時中國的實情時，因無法接受傳說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結果轉而心態失衡，產生出鄙夷、輕視等態度。
明治維新後，東京大學漢學佔據主導地位，它是依據歐洲近代學術而建立起來的，推崇實證主義學風，但為了抵消自卑感，往往熱衷於「發明」日本自己的歷史，不惜通過貶低中國歷史來完成這一目的，因而與政治聯手，呈現出強烈的「為滿足政治需要而造史」的傾向。
相比之下，京都學派離政治較遠，更願意就學術談學術，京都學派中人對乾嘉學派非常推崇，並打通了它和蘭克史學之間的關聯。乾嘉學派重考據、求實證，在運用史料方面有獨到之處，而蘭克史學也非常注重史料辨析，此外對出土文物有特別的興趣。
江戶漢學懂中國傳統文化，卻不懂現代史學方法；東京大學漢學懂現代史學方法，卻不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京都學派融合兩者之長，所以常常能發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
京都學派除了善用古代中國史料外，與中國學者來往多，亦是其特色，羅振玉、王國維當年亡命京都，就是京都學派在背後運作。
偵探小說與歷史學家
宮崎市定初期法語不好，但在別人的勸告下，勉強堅持學了下來。
1936年，宮崎市定受日本文部省委派，訪學法國，為了補法語，開始閱讀喬治·西默農的《麥格雷探案集》。西默農是世界聞名的法語偵探小說家，作品在全球銷售超過五億冊，是全世界最多產與最暢銷的作家，一生作品超過450部，許多人認為，西默農是最早打通類型小說和文學之間關係的作家，自他開始，偵探小說方真正踏入文學殿堂。
宮崎市定曾說：「發奮致力於像麥格雷偵探（西默農偵探小說中的主角）那樣，栩栩如生地復原過去，因此在歸國之後得以筆力大進。」這就是為什麼宮崎市定寫厚重的學術論文也可以讓一般讀者輕鬆閱讀的原因。他特別強調「明快」，而所謂明快，用他的話說，就是「對於所有的問題，都應當像麥克雷偵探那樣，最明快地將謎題解開」。
宮崎市定不僅明快，而且勤奮，自20多歲一直到晚年筆耕不輟，對不同的領域都有涉及，他做中國史的研究並不僅在這個圈子裡轉，而且還會以亞洲史、東亞史等角度去思考。此外，宮崎市定的研究涵蓋了古代史到近代史，在不同時段、不同領域中都有獨到的觀點。
宮崎市定研究《水滸傳》
宮崎市定注重研究的「廣和博」，從他研究《水滸傳》中，頗可見其研究特色。
宮崎市定喜歡《水滸傳》，據他說，「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是一個《水滸傳》迷。」後來能把一百零八位豪傑的名字倒背如流。在大學時，他專注於宋史，這多少也是受了《水滸傳》的影響。
作為歷史學家，宮崎市定讀《水滸傳》的方式與眾不同，比如他認為童貫並非太監，他引用的資料中說童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不僅證明童貫很英俊，而且還有鬍鬚，這比小說精彩很多。
此外，宮崎市定還提出了獨特的「兩個宋江論」，即佔據梁山的宋江和徵討方臘的宋江只是名字相同，並非一人。指出「身為眾寇之首的宋江一開始便是盜賊，而朝廷大將宋江一開始便是官軍」。
此觀點招致頗多批評，他說：「可能這個論斷會招致很多人的非議，但這是根據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科學論證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點史學素養的人恐怕都不會對此品頭論足吧。」
宮崎市定依據的是新出土的墓誌材料等，雖是遊戲文字，卻讓外行人難以置喙。
《中國史》的獨到之處
宮崎市定畢生致力於中國史的研究與教學，在眾多領域都有創見，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本書是他積四十年研究與教學經驗、面向普通讀者的結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會經濟史視角為特色，擁有平易的文風和明快的思維，能把精緻的實證研究與大氣恢弘的通史敘述緊密結合。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史主要是農業城市國家逐漸向統一大帝國發展的過程，前漢武帝時這種發展達到最高潮。中國的中世是經濟不景氣時代，當時門閥貴族制度支配著莊園的發展。到了近世，經濟基礎得到很快的發展，當時以科舉官僚為骨幹的獨裁君主制起主導作用，迎來了可同文藝復興媲美的鼎盛時期。北宋末年，宋朝廷屈服於金、遼的壓力。以後又經歷了明清的興盛和以後的衰落，在下降時期，中國受到產業革命後近代歐美影響的衝擊而被迫從事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著者認為西亞的伊斯蘭文明是近世的先驅，在它的影響下，中國的宋朝有了很大的發展。伊斯蘭和中國的近世文明又給西方的文藝復興以很大的影響。
這些觀點雖有可爭議處，且有記憶失誤處，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具有深厚學派底蘊、強烈個人風格、全新啟發性和極佳可讀性的中國通史著作。陳輝/文
怪人桑原騭藏
在京都學派中，宮崎市定的老師桑原騭藏是一個公認的「怪人」。
桑原騭藏治學極為嚴謹，甚至對乾嘉學派亦頗有不滿，宮崎市定曾說：「最被先生討厭的，是在假設之上重複假設。」「清朝的考證學在先生看來，只是勉勉強強。他認為這與真正的科學精神還相去甚遠……先生最討厭的就是理想與現實、言與行背道而馳……而這是中國學者經常犯的過失。」不過桑原騭藏對清代趙翼非常讚賞，一生愛讀《廿二史札記》，並深受其影響。
桑原騭藏認為：「中國的書籍大體看來，處於未整理的狀態，在利用它之前，務必首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充分的整理，對於整理過的材料，也必須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他特別注重注釋，比如他的論文《蒲壽庚考》，翻譯成中文只有一萬多字，可注釋卻是它的10多倍。
桑原騭藏特別注意中西交通史方面研究，這對宮崎市定後來的學術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桑原騭藏常常將歷史上外國來東方的商人、遊客等留下的文字與中國傳統史料相對照，從而提出全新的看法。桑原騭藏精通英語、法語，這在當時的歷史學者中非常罕見。
與京都學派大多數學者不同，桑原騭藏對中國充滿偏見，他經常在課堂上故意侮辱、諷刺中國，他反對寫史帶主觀性，可他的《中國人鞭發的歷史》《中國人食人肉的習俗》《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等，卻帶有鮮明的主觀色彩，這一傾向在宮崎市定文章中也有體現，只是相對隱晦。
（文/陳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