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的地理特點決定了，半島文明的外交對象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僅限於東亞大陸和日本列島。日本列島由於島國根性，缺乏外擴的內在動力，近代之前，半島文明的所有外部機遇或壓力幾乎都來自西、北方向的東亞大陸。
古代朝鮮民族經年血淚凝結的寶貴外交經驗，可以總結為帶有「慕華」情結的事大主義。附強是地緣特性決定的客觀要求，慕華是國家建設決定的主觀需求，兩者兼備才是真正完整的事大主義。
「事大主義」雖出自近代日本人的總結，但它長期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塑造了朝鮮民族的外交思維更是不爭事實。
朝鮮半島與東亞大陸往來，遠可追溯到箕氏朝鮮（東夷出身的商朝移民所建）時期，其後是漢人衛氏朝鮮，所據之地僅有半島北部，西漢時設四郡管轄該地。而在半島南部，存在馬韓、辰韓、弁韓三大土著部落聯盟，半島稱謂中的「韓」字從此而來。
在出現國家之前，朝鮮半島的民族構成一直不穩定，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半島經常性地成為大陸漢人和東北漁獵民族中失意者的避難所。這種民族遷徙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尤為活躍，與大陸的五胡之亂遙相呼應，至隋唐時乃止。
其間，半島出現三大政權：肅慎–扶餘人建立的高句麗與百濟，前者據漢四郡故地，後者徵服馬韓佔半島西南；土著辰韓建立的新羅，吞併弁韓建立的六伽倻政權，領有半島東南。是為半島史上的三國時代。
三國當中，僅高句麗與大陸接壤，略有蠢動，立馬被中原王朝重點「照顧」，甚至有過王都城破、王陵遭掘的慘遇。原本跨大陸、半島運營的高句麗不得不遷都平壤，關注力轉向半島內部，對大陸則維持時恭時叛的現實主義外交。有高句麗頂壓，新羅與百濟有的是閒暇單挑，偶爾捅高句麗的刀子。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隋唐的介入和洗牌。
新羅瞅準時機，通過出色的外交運作與唐結盟，最終借唐軍之手消滅了對手。戰後，唐朝在新土設機構管轄，甚至在新羅設雞林州都督府，欲行羈縻之事。新羅一場辛苦，不想替他人做嫁衣，於是奮起反抗。
新羅實力不濟，但恰逢唐朝外擴整體收縮及國防重心西移的有利時機，仍成為贏家，疆域推至大同江以南，至少將適合農耕的漢江平原和東南丘陵捏在手裡；此後，見好就收，甘為藩屬。
高句麗齒剛易折，新羅舌柔善存。依附強者原本就是國際關係的常態，更是半島特殊地緣屬性所帶來的必然抉擇。
統一新羅選擇全面效法唐朝，其存續時間也與唐朝相仿，所面臨的種種困局亦大同小異。在內，難拒地方豪族崛起；在外，契丹勃興帶來深重的邊疆危機。
新羅最終毀於內亂，但分裂局面並未維持太久，就由建國於高句麗故地的王氏高麗終結。這一時段與中國的五代十國大約同期。
大陸自唐末起，草原民族崛起勢難逆轉，中原王朝鉗制乏力，甚至於五代中唐、晉、漢均由突厥系沙陀族的河東軍閥建立，後晉時契丹一度入主中原。宋朝一統後北方威脅長存，先契丹後女真，終滅於蒙古。大陸如此，半島面臨的局面也一樣。
高麗秉持了新羅一貫的現實主義外交，但有別於新羅的陰柔之氣，開國統治集團的地方武人屬性賦予了高麗外交更多的剛性。這使得高麗在對北外交中表現極盡彪悍，將疆域拓展至今朝鮮平安道和鹹鏡道南，但同時也頻頻惹來兵禍。
半島戰略縱深過小，戰爭經常發生在半島本土，即便高麗有過幾乎全殲入侵遼軍的戰績，終歸是得不償失。況且，一旦超過國力可承受的閾值，無論主觀意願多麼強硬，最後仍必須向現實低頭。
對北戰事也改變了高麗國內政治格局。高麗武人建國，但中期起效法宋朝，重文輕武，而對北戰爭頻繁化、長期化，使得武人勢力再度坐大。與蒙古的九次戰爭就發生在武人擅政時期，結局是武人政權覆滅，高麗被徹底打斷了脊梁骨，選擇了全面降服。
相較於蒙古的其他已徵服國，高麗端賴在蒙古的汗位爭奪戰中正確站隊到勝者忽必烈一邊，並兩度參與徵日之戰，取得了蒙元信任，以及政治聯姻的特殊待遇。
附庸關係反噬國內政治，乃至整個高麗社會：貴族繞開國王去元廷走上層路線，民間以貢女貢宦為榮，不惜自閹求進。此時的高麗，國已不國，就像一個吃軟飯的贅婿，或許能從老婆娘家蹭些冷羹剩飯，但人格無從談起。
附強，本質是弱者犧牲主權換生存，一旦強者不強，弱者的反撲會來得更猛烈。當元朝深陷紅巾起義泥潭，高麗恭愍王乘虛鏟滅國內親元派權貴，還開拓東北新土（今鹹鏡道北大部）。
即便如此，高麗仍是大廈將傾、頹勢難止。在內，因蒙元殖民社會割裂；在外，鄰國都得罪了個遍。當明朝攻克大都，元廷北遁，高麗仍醉心於火中取慄。統治集團中的有識之士深感憂心，發動政變推翻王氏，擁戴武將李成桂建立了新政權。
淚灑胡塵近百年，打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旗號翻身的漢人，亟待再建文明自信，重構過去的朝貢宗藩體系，這對新生的李氏政權意味著機遇。
李成桂果斷選擇倒向明朝，從明朝領受「朝鮮」國名，而同樣得位不正的太宗李芳遠，與明成祖朱棣更是惺惺相惜，兩國的宗藩關係得以確立強化，朝鮮半島國土也基本定格為今日疆域。
這一關係的高潮，是發生在16世紀末的抗日援朝戰爭，雙方堪稱血盟。然而，明朝因此邊防力量受到削弱，最終被滿清顛覆，朝鮮被迫淪為清朝的藩屬。
李氏朝鮮是半島史上第一個公開提出「事大交鄰」外交理念，並進行體系化實踐的政權，這也是凡涉及事大主義必提李氏朝鮮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不獨朝鮮，新羅、高麗外交都是附強事大，只是沒有理論化呈現，而隨著高麗末期起中國朱子學在半島的興起，儒家「事大以禮、事小以仁」的外交理念至少在精英層深入人心。附強是事大，但事大不僅限於附強，還多了一味文明認同的「慕華」配方。
孟子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高麗事遼金元、朝鮮事清，都是向現實妥協，但骨子裡滿心鄙夷。高麗嘗自稱「有唐高麗國」「有晉高麗國」，但從無「有遼」「有金」，更常因殺害使者惹來兵災。
朝鮮遣使中國，在明朝時稱使節為「朝天使」、在清朝時稱「燕行使」，一褒一貶，折射的是朝鮮民族深深的優越感，全因「慕華」，對先進華夏文明的認同和追崇。
事大是常態，但遇到大陸改朝換代的劇變期，危機當前，總難免出現困極求變的偭規越矩之輩。而異端的下場，通常都不妙。
高麗有恭愍王，趁元廷深陷紅巾起義泥潭不斷「去蒙古化」操作，成功恢復了相當程度的國家獨立，但外患稍去內憂難解，終不免遇弒身死。無獨有偶，李氏朝鮮也出了個恭愍王式的悲情人物——第十六代國王光海君李琿。
作為中華文明圈成員國的堂堂國主，身後連個正經諡號都沒有的，朝鮮王朝史上唯二：另一個是乖戾無常、以酷刑筆禍聞名的暴君燕山君。能與燕山君並列齊名，足見當時朝鮮官方對光海君的態度。
壬辰倭亂導致人口減少1/6，大量熟練工匠被擄，耕地數量僅為戰前1/3，全國軍隊不足3萬，這就是光海君上位後面臨的爛攤子。
親歷倭亂的光海君深諳民情，開展「宣惠（大同）法」改革，此舉本質是國家與大地主爭奪勞動力、稅源控制權，加上唯才是用的人事改革，國王與兩班貴族日益對立。光海君最大政績在於國防和外交。他與日本恢復邦交消除南方隱患，效法日本對軍隊進行火器化改革，兵員也升至近8萬。
顯然，朝鮮需要較長期的休養生息，但不得不捲入來自大陸的劇變。1616年，統一後的女真族建立後金政權，與故主明朝分庭抗禮，讓朝鮮的處境一下變得很尷尬。面對後金的招攬，光海君嚴守中立，不承認後金，但保持接觸。這種平衡隨著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主動攻擊明朝而被打破。
動員令一下，明朝老朽的軍事機器緩緩啟動，其效能之低下令人咋舌。缺兵少餉、兵士逃亡，老大帝國拼盡老命只湊起八萬多兵馬，囊中羞澀，力求速戰，責成朝鮮出兵助陣。
光海君早已洞悉明廷的外強中乾和急功近利，也深知後金底細，更清楚自家斤兩。他質疑明軍的實力和「分路合擊」策略，但朝鮮精英層一致認為，明軍抗倭對朝鮮有全國再造之恩，出兵義不容辭，且盲目認定明軍穩操勝券。在這種萬夫所指的背景下，光海君派兵助陣。
薩爾滸戰敗，印證了光海君的先見之明：明金遼東易勢。光海君面臨的危險更重一層：出兵之前，他撇開群臣與援軍統帥姜弘立「獨對」，結合戰時朝軍的拖沓和戰後未對姜追責，精英們深信戰敗全因光海君操縱，為的是報復明朝遲遲不肯冊立他為王。
在充滿情緒宣洩和道德否定的反對聲浪中，心如死灰的光海君煎熬了4年，在「仁祖反正」中被廢，流放多年後病死。
反正反正，先有撥亂，才有反正。既把光海君視作「亂」，那麼只有反光海君之道而行之方為「正」。生長於宮闈的仁祖庸碌平平，是個儒家樣板框造出來的模範生，適合做太平天子，但明清易代的亂世沒有給他時間和機會。
儘管礙於現實不得不恢復光海君時部分內政政策，但其外交始終循規蹈矩，最終引來兩次災難性的滿兵入侵，其本人也因三田渡出降的國恥而躋身「三大暗君」之列。
進入近代，「可附之強」和「可慕之華」多元化，全球化條件下的交通技術更大大降低地緣對現實政治的影響程度。事大主義是歷史，較長時間內還將存在，但其內涵和外延，以及未來存廢，取決於現實操作，而非歷史套路。
看完文章後，
你對「慕華」和「事大主義」有了基本認識了嗎？
作者 | 趙博淵
編輯 | 謝奕秋 xyq@nfcmag.com
排版 | 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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