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現象」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它標誌著以經濟幹預和文化多元化為特徵的新政自由主義在誕生整整84年之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而即將到來的，將是一場特殊的反傳統式選戰。
新政自由的意義
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史經典《美國歷史的周期》中，自由派歷史學巨擘小阿瑟·施萊辛格（曾任甘迺迪總統的特別助理）提出了關於美國政界主導性政策潮流和政黨重組的周期輪替理論。按照他的看法，由於「人性天然包含有不滿於現狀的特質」，美國聯邦政府的總體政策取向總是依據大眾心理的變化，在推進公共目的和滿足私人利益之間做周期性搖擺。前者表現為自由主義，後者表現為保守主義，通常以30年為一個完整的搖擺周期。而作為周期輪替開始標誌的關鍵性大選（Critical Election），還會造成兩大主要政黨之間力量對比和選民基礎的重大變化，從而對整個政黨體系加以重構。
2016年4月19日，民主黨建制派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出席在紐約舉行的「初選之夜」集會。次日她宣布在這個東海岸重要票倉勝出
從1800年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傑弗遜在第四屆總統大選中擊敗聯邦黨人亞當斯，到1968年大選後共和黨佔據整整24年的上風，美國政黨體系在不到170年間經歷了6次重構，與施萊辛格的周期理論大致吻合。而對整個20世紀美國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變化，莫過於1932年大選期間由羅斯福首倡的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它在經濟政策上表現為國家幹預市場和激進的就業刺激舉措，在社會思潮和對外政策上表現為對「四大自由」的張揚，在選民基礎上則以銀行和石油資本家、基層公務員、工會、藍領工人、少數族裔（黑人、天主教徒、猶太人）、溫和派、南方白人以及知識分子組成的「新政聯盟」作為支柱。儘管「新政聯盟」在1968年大選中因南方選舉人堅持種族隔離政策、並最終倒向共和黨而解體，但勝出的尼克森在社會福利、環保、工資和價格管控、外交等問題上的路線實際上延續了新政自由主義的基調，從而將「溫和自由」繼續維持了13年，直至1981年裡根上臺。
裡根及其繼任者老布希的12年執政期被視為保守主義的黃金年代，市場至上和減稅、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裔新教徒）價值觀以及鷹派外交這三項保守派「原初教義」在整個80年代興旺一時，一度令自由派倍感壓力。但事實證明，主要受益於「冷戰」升級這項外因的保守主義復興浪潮既不足以催生新的社會共識，大規模減稅和巨額軍費開支帶來的經濟低迷也足以令選民憂心忡忡。在1992年大選中，打出嘲諷式口號「關鍵是經濟，傻瓜！」的民主黨候選人比爾·柯林頓不僅在太平洋沿岸各州取得大捷，還一舉攻下WASP傳統的大本營新英格蘭地區全部6個州，使兩黨勢力的影響力範圍再度遭遇重構。相比之下，新保守主義代言人小布希在2000年大選中僅僅是依靠頗具爭議的佛羅裡達州重新計票才擊敗了戈爾，在準戰時氛圍下的2004年大選中也依舊沒能贏得太平洋沿岸或新英格蘭地區的任何一個州。換言之，和80年代的裡根一樣，若無反恐戰爭這項外部因素左右，小布希根本不可能贏得8年的執政期；而這兩位保守派總統的政策在任內雖然產生過驚人的影響，卻都不具備可持續性。
從1933年羅斯福第一次執政到2017年歐巴馬的第二任期結束，整整84年間，白宮真正由「原教旨」保守主義者控制的時間不過短短20年（裡根以及布希父子的5屆任期）；其餘幾位總統無論其黨派歸屬如何，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政自由主義的影響。究其原因，20世紀美國自由派政治家對所謂「美國式生活方式」內在優越性的強調，與始於獨立戰爭的例外主義傳統以及美國在全球的領導權的運行方式高度契合，具有邏輯上的自洽性。而新政自由主義對族群融合、文化多元以及文明溝通重要性的反覆強調，恰好迎合了上世紀9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潮流，影響甚至進一步擴散到歐洲和亞洲。
作為「自由領導者」（Liberal Leadership）模式的倡導者和頭號踐行者，美國政府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都熱衷於鼓吹自由貿易，樂於通過世界市場進行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服務的輸出。儘管經過70年代的力量重組，民主黨在貿易問題上的公開口徑變得較為審慎，但恰恰是在柯林頓和歐巴馬這兩位民主黨總統任內，華盛頓與亞洲－西太平洋地區的貿易在規模和層次上都有了質的提升。加上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後的一個較長時段內始終掌握著製造業的技術優勢和全球第一的軍事力量，白宮更傾向於建構一套開放性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以體系而不是單個國家的力量去支撐美國霸權。
對這樣一個金融、信息產業和重化工業異常發達的國家來說，只要維持海外市場、原材料供給和投資機會的長期開放，資本增值的速度就可以獲得確保。換言之，在把經濟開放作為一種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強加給全世界的同時，美國也在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繁榮源泉。而在最近25年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對貿易和資本流通自由的強調，甚至還被賦予了某種道德含義——按照託馬斯·弗裡德曼在他那兩部廣為人知的作品《理解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中的說法，全球化意味著軍事衝突的消弭、有效的國家協調和合作機制、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經濟繁榮以及超國家的人類共同利益。而新政自由主義，恰恰以其一貫的對經濟相互依賴和文化多元化的鼓吹，呼應了這種道德敘事。
對新政自由主義者而言，歐巴馬的兩個任期在精神內核上延續了90年代柯林頓政府提出的全球化主題，同時藉助醫療改革法案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一系列監管和改革措施，返回到了羅斯福新政之初強化政府對市場幹預的傳統。在國際層面，儘管美國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硬實力有所衰退，但並未喪失自由領導者的地位，對小布希任內成本高昂的單邊主義政策也做了適當的補救和調整。因此在2010年，當前柯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Jr.）為《外交事務》雜誌撰寫題為《美國權勢的未來：縱論支配與衰落》的文章時，依然不無倨傲地宣稱：「國家不同於個人，其壽限無法提前預見。羅馬在從權勢巔峰跌落後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達300餘年之久，在此期間，沒有哪個新崛起的國家能將其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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