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這是郭沫若1923年8月28日在《月蝕》中寫下的句子，諸如此類記載，信手就可翻出幾條，比如：
「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人』！」（孫中山《中國內亂之原因》）
「有幾個窮朋友，邀我去遊法國公園。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準進國』，幾個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
這是我感受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了。」（方志敏《可愛的中國》）
陳毅的兄長陳盂熙在口憶1919年6月他與陳毅的上海之行時談道：「……一到外灘，公園門口木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體赫然在目，真使我們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學主張砸掉木牌，仲弘（即陳毅）說：『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決的問題。』」（見《人民的忠誠戰士――緬懷陳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這不僅僅讓一個中國人覺得受到了侮辱，也不是僅僅只讓一個中國人感到恥辱，這幾個字曾讓每個中國人心裡都埋著一座活火山。哪怕，是現今再想起，依然還有火苗呼呼地欲往外冒。
不僅中國人揭露和譴責「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的內容，連外國人對這塊牌子也是譴責的。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中國人，請走後門》的文章，說：「根據工部局命令豎立在上海各公園門外的，寫著『狗與華人不準入內』的告示牌，儘管已在一些時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僑社會的某些中間，由這塊傲慢無禮、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來的那種典型精神，卻至今尚未死去。」
但是，近年來，也有關於上海租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偽造的說法出現。譬如《世紀》雜誌就曾刊登過一篇《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的文章，文中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純系誤傳」，之所以如同真的一樣，是因為1932年蒯世勳在翻譯《中國的發展》中的一段話時，「將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譯成了中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蒯世勳是30年代柳亞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館成員，是一位對上海史造詣很深的學者……。《上海通志館期刊》是上海史研究的權威性刊物，於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之事被部分報刊轉載」，隨之流傳開來。《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一文還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50年代為配合形勢教育」而製作的，有些「老人確實看見過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灘公園，而是解放後的博物館裡」。
作家陳丹燕寫上海寫了十年，也認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一段偽造的歷史，但這段偽造的歷史裡有真實的感情因素存在，由於當時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已強烈感覺到民族的不平等，因而才偽造了這句話。「它其實來自公園的遊園規則，最早一條是『這個公園是外僑社團專有，非外僑者不能進入』。後來由於發生狗咬傷孩子事件，公園又加了一條規定，『狗和騎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入內』，這些規則被人聯繫起來，概括成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入』。」
真的是這樣嗎？這塊辱我中華的牌子是真實存在，還是偽造？如果是真的，那究竟又是怎麼來的？
陳丹燕說「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是有人聯繫遊園規則概括而成，但陳岱孫教授在1982年寫的《往事偶記》中卻說1918年他在上海外灘公園見到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並於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黃浦區園林管理所強調這塊牌子上的內容「不是遊園規則中的某一條，……而是一塊木牌子」；另外，還說1920年時，這牌子仍然「健在」。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是否存在的爭執，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得到解答。可以肯定的是，1925年，掀起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的五卅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時，學生舉行反帝示威遊行，砸掉了外灘公園「外灘公園園規」的禁牌。
1927年，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取得了節節勝利，武漢收回租界的熱潮又風起雲湧，帝國主義不得不在1927年1月召開的西人大會上通過開放公園議案，延至1928年7月1日起，中國人可以買門票進入公園內。此後，「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時代終於宣告結束。
1885年的《外灘公園遊覽須知》（部分）
第一條：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
第五條：除西人傭僕外華人不準入內；
第六條：兒童無西人同伴不準入內。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娛樂場（今魯迅公園）規章》（部分）
3.華人不準入內，除非是侍奉外國人的傭人。
4.印度人不準入內，除非是衣冠整潔者。
5.馬、汽車和自行車不得入內。
7.狗不得入園，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條牽住。
1909年的法國公園的規定（部分）
（1）嚴禁下列人和物進入公園：中國人，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僕可跟其主人入園；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
（2）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許入內……
（5）公董局保留有權利發給華人入園券。
(責任編輯：李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