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教師慕啟鵬
濟南名人故居多處變身大雜院，現狀堪憂；老舍故居變身紀念館，成效顯現，但成本過高，形式難以複製。名人故居保護能否與商業開發相輔相成？國外的經驗是否有借鑑價值？
帶著諸多問題，鳳凰山東對話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教師慕啟鵬。慕啟鵬曾在德國學習生活十餘年，取得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歷史建築遺產保護及其修復設計等。目前，他正與他的學生花費整個學期探討城市規劃中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了不少國內外案例。
保護遇阻產權歸屬是最大問題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15年修正）》第二條規定，受國家保護的文物包括「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築」。顯然，名人故居在此行列。雖如此，我國名人故居仍面臨保護原則界定不清、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等問題,尤其缺乏對於「名人」、「名人故居」的法律界定，缺少相應的準入標準、申報程序、篩選機制……
「現在有很多名人故居散落在各處，有的未被發現。如果按照法律框架，跟歷史有關係的建築，應該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一旦被列入，就應該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要求處理。」慕啟鵬說。
濟南鞠思敏故居、陳冕狀元府等多處名人故居目前由社會各階層人士混居，房屋和院落破舊不堪。慕啟鵬認為，該現象凸顯了中國在故居保護上面臨的最大問題：產權歸屬不清，導致名人故居成了大雜院。「所有人都是暫時居住者，沒有人會投錢、花心思去保護，所以很少會看到被打理得井井有條的大雜院。」
慕啟鵬介紹，國外不存在類似問題，因為名人故居都有明晰的產權，要麼歸個人，要麼歸協會或基金會。
以維也納的施特勞斯故居為例，房子仍屬於這個家族及其後人。業主會專門空出一個房間，以不影響居住者生活為前提，稍微收取門票供外來者參觀。
「如果故居沒有後人繼承了，產權會歸屬於某一個基金會，比如在音樂方面有特殊貢獻的人，會有音樂方面的基金會進行相應資金支持保護。」
故居保護，要相信市場和專業的力量
今年11月爆出「蔣經國故居開麥當勞」，招致社會廣泛的反對聲音。人們擔心此舉會破壞故居的文物價值。對此，慕啟鵬認為，理性的商業開發有助於故居的保護，因為房屋閒置就是一種破壞，而交給政府進行專門的維護，又面臨資金、人力和精力等問題，不能保證保護的可持續性。
「交給商業開發一定會破壞嗎？如果破壞掉了，要政府幹嘛呢？「慕啟鵬說，交由商業開發後，政府的職責是監管，定期進行檢查，確保開發沒有破壞建築物。
在他看來，故居保護方面不能過於「迷信」政府，而政府也要改變「大包大攬」的思維，善用社會資源，「要相信專業，相信市場，政府起到中間監管作用即可，比如可以組織專家來對整個過程方案進行評估，這就是我們說的『小政府大市場』」。監管的同時，政府也應該就修繕費用進行部分出資，但參與力度要依據文物的保護等級而定，像故宮這樣的保護項目，可全部交給國家去做，但一個很小的故居保護項目，如果也交給國家做，就是浪費市場資源。
慕啟鵬認為公眾應理性對待商業開發的保護模式，或許該模式讓許多人不開心，但不能忽視實際問題：首先，如何確保故居能定期維護？其次，如何提高故居的知名度？
「如果靠政府投錢，用的就是老百姓的稅金。而通過一個商業模式，讓企業來做，可以在經營的同時順便把保護管理做了。」
10年前慕啟鵬去上海參觀外灘18號，這個樓的產權賣給臺灣的一個企業家，由其出錢進行保護修繕。「參觀完我覺得太棒了，就問那個建築師，整個改造翻修的費用是多少，他說1個億。」慕啟鵬驚訝極了，因為向國家文物局報一個保護項目方案，能申請到一棟樓300萬或者500萬就已經是巨款了。「100多棟樓5000千萬和1棟樓1個億，呈現出來的品質有可比性嗎？」
那次參觀後，慕啟鵬更堅定了文物保護不應該由政府具體操作的主張。他建議，由政府來推動，從政策的制定上嚴格把控，確定紅線，規範市場，然後剩下的交給市場，讓專業人士來做。
「以旅遊為目的的開發叫透支」
1986年，國務院下發通知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中，濟南赫然在列，與之同榜的還有上海、南昌、平遙、麗江、敦煌、日喀則等另外37座城市。
歷史文化名城的劃定自然有其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歷史文化名城應是「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顯然，濟南之所以登上榜單，勝在它歲月悠長的歷史價值。
然而提起現狀，慕啟鵬深感遺憾：「濟南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現狀不樂觀，非常不樂觀。越保護越小，不用說濟南，全中國都是這個樣子。」
提起濟南新建的寬厚裡，慕啟鵬說：「那個提都不用提了，都不用從專業角度說，我就沒聽過一個人說它好的。」
濟南被列入歷史文化名城之後，所有相關的老建築、老街區等就應該重視保護。但慕啟鵬認為政府保護工作並沒有做到位。「像寬厚裡原來的老院，誰允許拆掉的？開發商有這麼大的權力想拆就拆嗎？最後誰批的？」
在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過程中，所有人都應該思考一個問題：保護的是一個房子，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
慕啟鵬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故居裡面不允許住人，致使現在的歷史文化保護街區全部變成諸如寬厚裡、芙蓉街、南鑼鼓巷、平江路、重慶磁器口等商業街區，「變成了一個迪斯尼樂園」。
「以旅遊為目的的開發，不叫保護，也不叫開發，叫透支。」慕啟鵬說，保護名人故居的目的並不是旅遊，而是因為曾經有一個歷史文化名人在這個地方住過，原有的生活氣息應該保留，並藉此形成社區文化，服務周邊居民。
慕啟鵬講述在維也納尋找施特勞斯故居的經歷：「拿著地圖到處找，下了地鐵上汽車，最後在一個小樓裡找到。進去之後在三樓的某一戶，摁門鈴，有人開門。裡頭非常精緻，時不時地會有一些小的展覽，變成了一種社區的文化。」
利用名人的聲譽可以給社區提供一定的文化生活，比如搞個小型的音樂會，或者為某個畫家搞個小型的畫展，「最終還是服務於生活，而不是服務於旅遊。」
針對大規模的老建築保護，則應該藉助商業力量。一些真正「高大上」的公司選擇某個建築是看中它的歷史價值，跟其品牌價值有契合度，在保護修復過程會完全尊重原來的樣子。例如上海榮毅仁的榮家大宅授權給普拉達使用。
「這樣政府就不用出太多錢，只負責監督商家是否保持了老建築的完整性，是否做了一些不必要的破壞改動。需要對外開放的，政府從中協調，單闢出一塊固定的展示空間對外開放，既達到保護目的，也不用專人做衛生清理等日常工作，節省了政府開支。」慕啟鵬說。
解讀齊魯熱點、呈現焦點事件、更多原創趣評，盡在官方微信鳳觀齊魯。邀您掃碼一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