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佳楠
狹窄的竹床上，並排躺著 6 個瘦骨嶙峋的孩子。1 月，隆冬，在成年人裹著厚實的棉衣還會不停哆嗦的季節裡，這些孩子只穿著一件單薄的外衫，奄奄一息。同一間屋子裡，還有 1 個孩子已經離開人世。
1948 年 1 月 15 日，搜查壽產院時，睡在竹床上的孩子們 圖源：每日新聞社
很難想像這是產院中會出現的場景。
然而，1948 年 1 月 15 日，當警察進入位於日本東京新宿區的壽產院時，上述地獄般的畫面，猝不及防地衝擊著在場的每個人。
在壽產院受過苦難的孩子何止這 7 個？ 根據前期警方搜集的信息，壽產院的經營者石川美雪和石川猛夫婦，可能殺害了上百個被寄養在此處的孩子。 警察隨即以涉嫌殺人逮捕了夫妻二人。
希望的天堂？
1920 年，23 歲的石川美雪從東京大學醫學部產婆講習科畢業，和丈夫石川猛結婚。同時，她開始了在東京壽產院的工作，成為一名產婆。和其他所有產婆一樣，她的職責便是像天使一般，幫助生育中母親們迎接新生。20 世紀 40 年代，她成為壽產院的院長。
而這家讓許多孩子送命的壽產院，坐落在新宿區牛込柳町電車站步行即可到達的好地段。
從 1944 年 4 月開始，石川美雪就在報紙上登出廣告：
「來牛込柳町的壽產院了解一個月至三歲孩子的寄養方法」。
意料之中，來諮詢的人相當多。
彼時的日本，自 1937 年發動全民侵華戰爭起，便處於長期備戰之中。在人口意味著兵力和戰鬥力的年代，日本政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口擴張政策，避孕和墮胎等人為限制生育的行為被嚴格禁止，身體健康者不被允許進行絕育或流產手術。 生育不再取決於個人意志，而是服務於國家和戰爭的工具。
持續的戰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然而戰況卻不容樂觀。經濟低迷、糧食欠收，普通民眾的生活難以為繼。國家禁令之下，民眾不能採取避孕措施， 這就意味著哪怕父母養不起孩子，也只能一個接一個地生 。
產院和孤兒院在當時的日本幾乎是同義詞，產院主要的收容對象，就是來自貧困家庭的嬰兒和病弱兒童。
所以，一家主動提出可以寄養孩子的產院，對於不堪重負的父母而言，就是絕處逢生的驚喜與希望。
在石川美雪的描述中， 只要一次性交清一筆 5000 至 8000 日元的撫養費，父母就可以委託壽產院將孩子撫養長大，也不再需要擔心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任何用度。
在一盒煙 7 日元、NHK 每月收聽費 5 日元、報紙每月徵訂費 8 日元的物價水平下，這筆撫養費是個不小的數字，但是許多生活貧困的夫妻、未婚生子或婚外生子的母親還是把孩子交給了壽產院。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留下正確的姓名、地址等個人信息，因為他們把孩子送來壽產院的目的，就是和孩子斷絕關係。 用一筆錢換解脫，值得。
孩子父母的想像中，將孩子送入壽產院，就是將他們送往天堂。那裡有天使一般的院長夫婦，從困頓的生活中解救了孩子們，孩子們不再需要跟著自己過缺衣少食的苦日子。院長夫婦將會在漫長的歲月裡，代替自己守護他們健康成長。
多麼美好的畫面啊！
死亡的地獄！
但壽產院轉頭就做了一手倒賣的好生意：招募有收養意願的人，把健康的孩子以 300 日元的價格賣出去，相貌標緻的孩子則標價 500 日元。
那些沒被賣掉的孩子，處境更為艱難。除了父母繳納的撫養費，壽產院還能獲得來自政府的牛奶、大米、糖等物資補助。但這些補助並不會被全部用到孩子們身上。
壽產院事件敗露後，一位保育員在法庭上作證說：「每天兩湯匙的奶粉和三湯匙的糖根本養不活孩子，所以我們也曾請求石川夫婦增加牛奶的餵養量，但是他們堅決不答應。」連食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說給孩子洗澡、看病等看起來更麻煩的需求了。
每個孩子死亡，會被配給兩瓶葬禮用酒。這兩瓶酒中，一瓶由石川猛享用，另一瓶則和其它食品等物資一起，拿到黑市倒賣。石川夫婦通過黑市中飽私囊，賺得盆滿缽滿。
為了讓見不得光的「生意」順利進行，他們偽造死亡證明，擅自填寫病名、死亡原因和就診醫生，再由受賄的醫生隨意蓋章、草草了事。他們還賄賂當地政府職員，為戶籍手續、衛生管理等提供便利。
存放受害嬰兒屍體的米櫃 圖源：朝日新聞社
這樣的罪惡，直到 1948 年 1 月 12 日，才被公之於眾。
那天晚上七點半，兩位警察在新宿區弁天町附近巡邏時，發現一名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黑暗中騎著自行車運送幾個橘子箱，形跡可疑，便上前詢問。
湊近一看，橘子箱裡裝著的，是 4 具嬰兒屍體。
「這些屍體是哪來的？」「都來自於牛込柳町的壽產院。」
聽起來似乎沒有可疑之處。然而，一天內，一個產院裡有 4 個孩子死亡，這正常嗎？
警察盤問之下，殯儀館工作人員說出了更多驚人的事實。他說，去年 8 月開始，壽產院裡便不斷有孩子去世，算起來，陸陸續續運來了 20 多具嬰兒的屍體。
察覺異樣的警察將殯儀館從壽產院運來的 6 具屍體送往慶應大學解剖，發現其中 3 個孩子患有肺炎，2 個孩子凍死，1 個孩子餓死。所有孩子都幾乎沒有胃溶物，從這一點推斷，這些孩子必定長期處於飢餓之中。
然而，警察卻在搜查壽產院時發現了 8 升牛奶、約 6 千克砂糖和 23 千克大米。
1948 年 1 月 17 日，搜查壽產院時發現的牛奶等物資 圖源：每日新聞社
更多的調查也沒能確定到底有多少孩子死在了壽產院。許多受害者的屍體早已無處可尋，加上壽產院的帳簿、埋葬許可證上的記錄與醫生開具的死亡證明並不一致，導致確切的受害人數至今仍是謎團。
根據推斷，1944 到 1948 年間，共有 240 名孩子被送到壽產院，死亡人數則在 85 至 169 之間，最有可能的，是 103 人。
1948 年 1 月 16 日，將孩子從壽產院轉移至國立第一醫院 圖源：每日新聞社
誰釀成的悲劇？
1948 年 10 月，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中，石川美雪夫婦被起訴殺害了 27 人，卻因為導致 21 人死亡的證據不足，石川美雪被判處有期徒刑 8 年，丈夫猛有期徒刑 4 年。1952 年 4 月，東京高等法院判處石川美雪有期徒刑 4 年，猛有期徒刑 2 年。
慘劇釀成，究竟誰之過？
是石川美雪的錯嗎？
法庭上，石川美雪極力否認自己的殺人行為，將孩子的死亡歸咎於孩子的父母：
「我並不是故意不給孩子牛奶，只是因為助手們的疏忽造成了營養不良。」
「我已經盡心盡責地照顧，但孩子的健康狀況本來就不好，那些母親卻還要把孩子送來、不肯用母乳餵養，他們死亡也就理所當然了。」
是那些父母們的錯嗎？
社會輿論顯然不這麼看。壽產院事件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被《朝日新聞》首次報導後，引發了廣泛關注。連續幾天，相關的新聞鋪天蓋地。
有的報導直抒胸臆，強烈譴責石川夫婦罪行罄竹難書：「可怕的壽產院收取 90 萬日元的殺人手續費，已經有 85 名孩子遇害」「『惡魔』夫婦殺害收養的孩子，引發社會激憤」。
有的報導煽情渲染，通過描摹母親與孩子的慘狀，襯託石川夫婦的滔天罪行：「母親哭個不停，心疼地嘟囔著『這麼瘦……』」「母親們大喊著『把孩子還給我』」「壽產院門口擠滿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看起來像是舞女和服務員的女人們，她們擔心寄養孩子的安危」。
母親和受害的孩子 圖源：朝日新聞社
是時代的錯嗎？
從七七事變後的「一億一心，執槍一心」鼓動民眾盡忠報國，「為了殲滅（英美），一億怒濤全力以赴」的自大狂妄，到二戰末期「一億玉碎」的困獸猶鬥，國家宣傳機器開足了馬力。
不斷鼓動之下，全員備戰早已成為日本國民的共識。全民狂熱參與戰爭，弱肉強食成為默認的生存法則。似乎沒有人關心，宏大的、以國家為單位的敘事之下，微觀而弱小的個體究竟應該怎樣生存。
本該迎接新生命的產婆卻成變成了殘忍的劊子手，本該舐犢情深的父母卻主動與孩子斷絕關係，本來鼓勵生育的社會卻間接導致了上百個孩子死亡。 每一方都好像有錯，每一方都為自己辯解，這樣荒誕的悲劇，不知道應該由誰來買單。
生與不生，都該獲得好結果
諷刺的是， 日本《兒童福利法》在 1947 年 12 月 12 日，也就是壽產院事件被揭發的約一個月前被公布。 壽產院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民眾驚恐之餘，對於公立的嬰兒保護機構寄予厚望。
當時的厚生省兒童局保育課長吉見靜江這樣回應壽產院事件：「從公共立場出發，無論如何都要增加公共設施，同時讓《兒童福利法》規定的兒童福利委員和兒童局儘快發揮作用，這些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更加「對症下藥」的舉措在不久後被頒布。
1948 年 3 月 19 日，厚生省發布了關於助產士業務的廣告取締令，規定可以刊登在廣告上的內容應該是「業務場所或助產士住所、助產士姓名、有效工作日期或時間、有無收容嬰兒的設備」等業務相關的內容，「寄存嬰兒、嚴守秘密」等別有所圖的廣告被嚴禁張貼。
同年 4 月的東京嬰兒委託養育條例，則具體地規定了申報嬰兒委託養育以及嬰兒撫養環境的具體標準。例如，嬰兒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父母的姓名、年齡都被要求告知保健所；且之後的每個月，孩子都要接受保健所的健康檢查。撫養超過三個嬰兒的保健所需要預先申請，確保嬰兒室的設備以及養育人員資質完備。如果違反了以上規定，保健所將面臨著罰金、有期徒刑等處罰。
壽產院事件也讓人們看到了墮胎禁令下，婦女在面臨生育問題時的無可奈何。 人們開始思考，婦女不能按照自主意願墮胎，究竟是否合理。
石川美雪的罪行敗露後，當時的早稻田警察署長井出勇提出，比起建立兒童福利體系，批准墮胎合法化將更為現實、也更為有效。
而醫生林髞在 1948 年 2 月 8 日的《周刊朝日》上，公開強調了墮胎合法化的必要性。他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批准墮胎合法。」「生育之後，既不能給予孩子合適的成長環境，更不能提供必要的教育資源，這難道不是比墮胎更罪大惡極嗎？」
隨著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墮胎合法化的意義，日本開始做出嘗試。1948 年 7 月，成立優生保護法，明確表示「從優生的觀點出發，在防止不良後代出生的同時，以保護母體生命健康為目的」，絕育和墮胎手術合法。但該法案規定下，墮胎手術必須經過地區優生保護委員會審查，能夠進行墮胎的情形仍然相當有限。
然而當時的日本國民生活貧困、人口問題嚴重，到了 1949 年，該法被修改，支持因經濟原因選擇墮胎的做法。1952 年，審查制度被廢除，只需要通過醫生的診斷就可以進行墮胎手術。
至此，選擇墮胎的人數大大增加。沒有能力撫養孩子的父母，也可以自由選擇，到底是根據優生保護法墮胎，還是等孩子出生後享受兒童福利法的救助。
生或是不生，都取決於母親自己，也都將獲得好結果。
題圖：圖蟲創意
參考資料：
1）吉田一史美. 第二次大戦前後の日本における乳児の生命保護[J]. 醫學哲學 醫學倫理, 2013, 31: 11-21.
2）吉田一史美. 日本における妊娠相談と養子縁組をめぐる運動と立法―実子特例法制定運動から養子縁組あっせん法試案へ. web:https://www.ritsumei-arsvi.org/publication/center_report/publication-center25/publication-366/
3）毎日新聞社. 毎日jp. 昭和毎日. web: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501141101/http://showa.mainichi.jp/news/1948/01/post-c693.html
4）鄭亞楠.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的歷史考察[D].南開大學,2014.
5）吳妙思. 日本國策標語研究[D].東北師範大學,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