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 綜合報導】據香港中評社4月29日報導，2018年4月28日星期六下午，位於臺北市大安區的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3樓梁國樹會議廳，響起了一陣陣飽含滄桑而又帶著濃濃的臺灣口音的歌聲。舞臺上，是一群在1950年代因為反對內戰，要求國家統一，而在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結構下系獄的政治受難人；他們的年紀都已八十高齡以上，不分男女，錯落飄揚著滿頭銀白的髮絲，面對觀眾，發自內心最深刻的感念之情，隨著指揮棒的靈動，唱著他們年輕時候在監獄時由大陸籍的難友教唱的「春天，是我們的」，為3月6日病逝的同志許金玉女士送行。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
不要為枯枝失望／春花就要開放／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
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
許金玉女士，1921年出生在臺北萬華一個窮人家庭，母親生了四男四女（流產的不算），包括她在內，四個女孩統統送人當養女，男孩也送了一個。生母在生完第八胎之後又連續流產三胎。就在她十五歲那年，第四胎流產終於奪走了生母的性命。三個弟弟沒人疼惜，最終淪落社會底層，早早結束了生命。因為這樣的家庭悲劇，她從那個時候起，就暗自立下一個志願，希望將來能辦一所孤兒院，收養那些沒有父母照顧的小孩。
公學校畢業後，許金玉先後在汽水和棕刷工廠做工，深刻體會了工人的處境，也埋下了後來投入勞工運動的種子。1944年她離開工廠，參加郵政局甄試被錄取，分發保險科文書組。臺灣光復後，她在江蘇及國語老師的鼓勵下投入郵政工會事務，並在1947年 11月的臺灣省郵務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代表，積極爭取本省郵電員工歸班，廢除省外與本省員工的不平等待遇，1949年並領導光復後臺灣工人第一次遊行請願，從而解決了本省郵電人員歸班問題。然而她也因此被外調到臺中北鬥郵局，並於1950年3月被捕，判處有期徒刑15年。
1965年3月，許金玉刑滿出獄，通過難友馮守娥與陳明忠夫婦介紹，11月與另案難友辜金良結婚，並在屏東從頭做起皮蛋生意，歷經艱辛，終究還是憑藉不屈不撓的精神，通過合理、科學的管理，力求用科技提升品質，研發符合市場需求的商品，創造合理正當的利潤，確立了臺灣第一品牌浤良皮蛋的市場地位，並且博得同業的敬佩。他們也用實踐證明，企業不靠剝削勞動者也可以獲利。
在獄中，許金玉和辜金良就不約而同地一直思考著，出獄以後要如何才能繼續完成死難同志們的理想。當經濟穩固後，他們也就長期大量地捐款給積極關懷讓社會弱小者翻身的事業。她和辜先生始終堅定地認為，他們的信念與理想就像每天早晨從東方升起的紅太陽，勢必一代一代傳下去，永遠不會消滅。
在許多受難人餘悸猶存的1996年，許金玉先是通過藍博洲採寫的<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的口述史發出瘖啞了半世紀的聲音，繼而又毫不猶疑地勇敢面對鏡頭，通過侯孝賢電影社監製的第一部反映臺灣地區50年代白色恐怖的紀錄電影《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向不義的臺灣社會發出沉靜的歷史最強音。
漸漸地，通過這部紀錄電影的巡迴放映，島內年輕一代對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有所瞭解了。與此同時，許金玉素樸、純潔、堅毅的革命者形象，也贏得無數看過電影的青年朋友的尊敬與愛戴。於是，有人進一步以她和辜先生為主角，拍了內容更為詳實的紀錄電影《春天》，並贏得金馬獎最佳紀錄電影獎。也有人以舞臺劇的形式演出她的故事。甚至連著名電視主持人蔡康永都找她上節目，作了整整一個小時的專訪。
2001年，許金玉成立了延續理想的辜金良文化基金會。2005年1月，辜金良先生逝世。許金玉繼續戰鬥。
近年來，面對島內「臺獨」勢力囂張地宣揚「去中國化」論述的社會氣氛，許金玉始終毫不畏懼地把握每一次公開發言的機會，堅定地強調：我以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受到計老師的影響，從一個養女而走上工運這條路，現在我雖然年紀大了，可只要我能夠做到多少，我還會儘量去做的。畢竟，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一個讓人尊敬的臺灣好女人走了。所以，著名導演侯孝賢，攝影家關曉榮，壓不扁的玫瑰楊祖峻，高金素梅與飛魚雲豹樂團的雲力思、盧皆興，少數民族詩人莫那能，來自上海的陸配李採恩，以及當年的難友們，紛紛從南北各地趕來會場，參加這場由辜金良文化基金會主辦，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協辦的追思紀念會，並通過詩歌、合唱、感言與影像的方式表達內心的追思。尤其是一群青年朋友，更以報告劇的方式，重現了她和郵電同事們在計梅貞老師指導下創辦的《野草》同仁刊物的內容。
許金玉女士的理想與精神，仍將通過文字與影像，給即將沉淪的海島的迷惘的青年，留下一盞永遠亮著的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