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湖南印記
分田到戶第一年家裡有了餘糧
1979年夏天，長沙縣開慧公社竹山大隊成為湖南「小崗村」
5月18日，長沙縣開慧鎮葛家山村協家組，村民李取如在自家兩層樓房前展示當年分田到戶時分的一桿秤和秤砣。組圖/記者楊旭
印有「勞動定額」、「竹山大隊印」等字樣的工分定額冊。
40年，是一代人的風華正茂到老當益壯;40年，是一個社會的風雲激蕩到夢想騰飛。
1978年，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徵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眾志成城，40年上下求索，40年改天換地，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這一切，都彪炳為一個大國崛起的心路歷程，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與夢想。
今年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即日起，《瀟湘晨報》推出「光榮與夢想」特別報導，通過回憶點點滴滴的湖南印記，來回顧中國的40年改革進程，重溫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
記者羅雅琪長沙報導
2018年5月18日下午3時許，長沙縣開慧鎮葛家山村協家組，村民李取如戴著草帽、扛著鋤頭走進自家還沒完全裝修好的兩層樓房，從倉庫裡翻出30多年前分田到戶時分的一桿秤和秤砣，以及一本頁邊不完整、印有「勞動定額」「竹山大隊印」及「1978年2月」字樣的工分定額冊。瞬間，他的記憶被拉回到40年前。
197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長沙縣開慧公社竹山大隊張家?Y村組生產隊(現開慧鎮葛家山村)，村民集體忙完早稻收割後，
隊長繆立亮和幾位副隊長、會計聚在一農戶家裡。煤油燈下，大家作出「單幹」的決定：從晚稻開始，就「各自忙各自」的農田。
那時，竹山大隊有十二個村組生產隊，「都聽到了風聲，安徽鳳陽的小崗村搞『大包幹』，分田到戶，但聽到後只有張家?Y搞了，它是頭一個。」67歲的協家組村民李取如回憶。當時，各生產隊對此看法不一。「有人覺得這是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牆角，搞不成器(幹不成);有人覺得還要看上面允不允許。」他說。
那個夏天被視為湖南「包幹到戶」的開端，竹山大隊也成了湖南的「小崗村」。
起源
自留地禾苗比村集體禾苗插得好
40年前，李取如是竹山大隊的幹部，那個年代吃大鍋飯、幹活掙工分。
「就是一起搞村集體經濟。」在李取如的印象中，集體化勞動以生產隊為單位，每年結算時除去上交國家的和留夠集體的，再進行統一分配。
工分，是各生產隊分配的依據，有兩種計算方式，一種是計時，另一種是定額。「按計時算法，男全勞動力一天的底分是10分，女勞動力的底分是5到6分，男全勞動力一年最多的有3000多分。定額則是給每個工作定下相應的工分。」李取如說，「無論怎麼計分，做工質量都有好有壞。」
按照當時的換算比例，10個工分在收成好點的村組有4毛錢，收成差最低的只有8分錢。「幹多了是10分，幹少了也是10分。」李取如說，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人有了一種心態，「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沒了積極性，村集體收入也就越來越少。
除了村集體的土地，當時村民還有小部分自留地。「最明顯的對比就是，自留地的禾苗都比村集體的禾苗插得好。」李取如的老伴繆利霞回憶。
「吃不飽，有的人家裡飯都沒得吃。」繆利霞說，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來還要向生產隊繳納超出勞動價值所得的糧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時，甚至會出現「出錢戶」，年年欠錢。
變化
從「吃不飽」到「家裡有了餘糧」
吃不飽，是村民決定單幹、要求分田到戶的一個現實原因，但當時張家?Y的分田到戶，並不是沒人反對。
村組生產隊的前隊長鍾克奇對此很不贊同，他甚至跑到其他村組大喊，「我們張家?Y搞包幹到戶，搞資本主義。」
當時，「大包幹」是否被允許，張家?Y的村民心裡也沒底，只是偷偷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進行。「鍾克奇都喊出來了，怎麼會不知道?」李取如反問，「大隊其實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作沒看到。」
張家?Y的包幹到戶，是將村集體的田地分到每家每戶，分多少田就交多少公糧，並按每家每戶地的多少來分農具，耕牛就按牛的能力來分耕地的任務。
「交完後剩下的歸個人所有，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李取如說，張家?Y實施包幹到戶的第一年，村民家裡就有了餘糧。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政策是下來了，但當時的政策並不是一刀切，你願意搞就搞，沒有硬性規定。」李取如回憶。
後來陸陸續續有其他生產隊開始實行分田到戶，但李取如所在的協家組卻始終沒有動靜。「那時候很多人都是老思想，很陳舊。」說完這句話，他沉默良久。
李取如還記得，大概在1982年的一天，他去同在竹山大隊當幹部的村民劉子貴家中借糧。「我們家早稻還沒有割，沒飯吃，就去找他借了一擔穀子，一百多斤。」李取如回憶，當時劉子貴所在的鐘家組已實行分田到戶，家中有了餘糧，「我借到了，但心裡不是滋味」。
經歷
分到一桿秤一架水車和半頭牛
「協家組是竹山大隊最後一個實行分田到戶的，遲了一年半。」哪怕後來有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專業名詞，李取如還是習慣說分田到戶。
「當時大家都很激動，覺得能吃得飽了。」繆利霞說。協家組最初的分法是按人頭分青苗，一共63個人，每個人分一畝多的青苗。
李取如家有4口人，一共分到4畝多的晚稻青苗。他和繆利霞算了一筆帳，一年兩季稻下來畝產700~800斤，每畝交300多斤，自家至少能剩下1500斤。
果然，和其他實施分田到戶的村組一樣，李取如家第一年便有了餘糧。「當時家裡的倉庫都裝滿了，我們吃上了飽飯。」李取如回憶。
用繆利霞的話說，當時種田的幹勁一下子就上來了，「搞村集體經濟的時候，田埂邊上的雜草隨便踩一下，分田到戶後都要用小鋤頭挖出來再扔掉」。
實行分田到戶的當天，協家組生產隊也就實際上解散了，村集體的農用工具相應地分到了每家每戶。李取如和繆利霞分到了一桿秤、一架水車，還有半頭牛。這半頭牛，李取如一家要和另一家人合用。
這些物品保留至今的，僅剩下秤和配套的秤砣。因年代久遠，秤砣已經看不出當年的顏色。李取如和繆利霞細數自己經歷的改變說，「和40年前相比，現在的生活好了太多。就拿糧食來說，雜交水稻出現以後的產量以前想都不敢想。現在農業稅也取消了，村民還能領取惠農補貼。」
現在，李取如家仍有4畝農田，其中的1.5畝自己種植，一年種一季稻就有1200斤糧食，另外一部分田還可以「租」給別人種植，以免拋荒。
去年，李取如家蓋起了兩層的小樓房，目前，還未完工的房子裡堆著水泥，門外的前坪還只修了一半，不遠處，綠色的植物環繞在房子周圍。在李取如夫婦的設想中，房子兒子和女兒一人一半，「他們都在星沙工作」。
當年村集體的一本《勞動定額》也被李取如留了下來，他試著翻開了幾頁，笑了笑說：「現在也算是古董了，留著做個紀念。」
時間線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籤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1983年底全國98%左右的農戶都實行了包幹到戶。
1997年8月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指出，在第一輪土地承包的基礎上，土地承包期再延長三十年。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
2017年10月31日中國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審議。草案修改內容包括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
記者羅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