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聲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專家。一九四九年生於長春，曾任《日本文學》雜誌副主編。一九八八年自費東渡，一度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北京、上海、廣東、臺灣等地的報刊寫隨筆專欄，結集《櫻下漫讀》《日知漫錄》《東遊西話》《四帖半閒話》《枕日閒談》《居酒屋閒話》《風來坊閒話》《東京灣閒話》《哈，日本》《日下散記》《日下書》《浮世物語》《東居閒話》等十餘種。近譯有藤澤周平著《隱劍孤影抄》《黃昏清兵衛》。
領導看著他，他就好好幹，領導的眼光不在了，他就不好好幹，這不就是恥感文化嗎？典型的兩面派。但好像日本的兩面派是文化的，而中國的兩面派更在於道德。
西方人研究日本時，往往看不清哪兒是日本的，哪兒是中國的，他們說的日本文化常常是東方文化，漢字文化圈文化，所謂日本的獨特性是對於西方文化而言，在我們看來就未必獨特。
最應該對此書做一番研究、批評，並藉以比較日本、中國、西方的，恰恰應該是中國學者。周作人說過：「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讚嘆都不甚可靠，這仿佛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與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又說：「中國與日本並不是什麼同種同文，但是因為文化、交通的緣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學些（雖然我又覺得日本文中夾著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徹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
這話說得非常對。譬如魯迅說：「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仿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又說：「我懷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種打破砂鍋問（璺）到底的氣質。我是羨慕日本人這一點的。中國人沒有這種氣質。不管什麼，總是用怎麼都可以來對付過去。不改掉這『怎麼都可以』，是無論如何不能革新中國的。」這種東方之內的民族性差異不是西方人看得出來的。從清末黃遵憲到民國戴季陶、周作人，他們對日本的看法是非常高明的，遺憾的是我們自己不當回事。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在這一點上，我們跟日本人一樣。
周作人說到小泉八雲，他是一百多前的人物，生於希臘，作為美國出版社的通訊員來日本，毀約當了英語教師。娶日本女人為妻，在東京大學教過書，後來接替他的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夏目漱石。他認為神道是日本早已有之的，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但實際上，神道是明治政府炮製的東西，拿它來立國。
明治維新前開始設計建構神道，明治維新時那些志士尊王攘夷，神道被當作理論基礎，精神支柱。明治維新後，新政府把神道立為國教，尊崇天皇，這時候神道才在日本文化裡基本站住腳。政府反覆下令，毀寺滅佛，讓和尚還俗，尼姑嫁人，樹立神道的權威。但年頭也不是很多，終於戰敗了，戰敗之後寺廟開始恢復，佛教也恢復。所以，說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沒什麼道理。以往在日本佔統治地位的是佛教、儒教。日本人有神道之心，不過是一百來年的事，根底非常淺。所以，元旦參拜，家附近有神社就拜神，有寺廟就禮佛，聖誕節也過得熱熱鬧鬧。小泉八雲的日本論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文學創作，他的日本夢，對於認識真實的日本是一個障礙。他在晚年也有所反省，認為自己對日本把好話說過頭。
《菊與刀》寫的是戰前及戰爭期間的日本人。五十年後，一九九九年又有美國人寫了一本日本論，道爾的《擁抱失敗》，副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二〇〇一年巖波書店翻譯出版，二〇〇四年又出版增補版。時當泡沫經濟崩潰後，經濟長期不景氣，雖然是一本學術書，卻大暢其銷。此書主要寫日本戰敗之初的苦難歷程，從上到下如何接受民主主義。民主不是日本人自己爭取的，而是在美國佔領下被民主。如今日本人民主了，但實質是民主主義下的臣民。
當我們看日本人覺得莫名其妙的時候，就可以試用這個判斷來解析。也可以說，這種臣民是麥克阿瑟的佔領政策造成的。讀書也要與時俱進，對於我們來說，《擁抱失敗》更具有現實意義，比《菊與刀》更值得一讀。
前幾年日本又出版一本《日本邊境論》，賣得不錯。此書是一本普及讀物。中國如今也有了這種現象，有些人專門賣嘴皮子，賣通俗，把別人的學問拿來通俗化，講給大眾聽。當然有普及的意義在裡面，功不可沒。邊境之類的說法並不是作者的發明，是從丸山真男、梅棹忠夫那裡販來的，活學活用，舉一些生動活潑的事例加以闡釋，使這個觀點普及化，乃至常識化。
這本書用「邊境」兩個字作為關鍵詞，講說日本人常抱有某種文化劣等感。中國文化是中心，是一種文明的中心，日本遠離中國，處於中華文明的邊緣，覺得自己離得遠，不免有一種文化的劣等感。有這種劣等感，一開始就比文明的中心，以及和文明的中心比較近的民族晚起步。起步晚了，參加遊戲晚了，遊戲規則都已經定好了，自己不得不遵守、依從遊戲規則。其實，這個邏輯就是日本搞侵略的一個藉口。
日本人過去處於中華文明的邊緣，可以說，現在處於美國文化的邊緣。邊境這個說法能表現日本文化的特徵，但不具有獨特性，別的地方也存在帶有這種特徵的文化。處於某一文明邊境的文化，「既有自尊心，但其反面，也帶有某種文化劣等感」，在世界上到處可見，甚而是一些地方糾紛的根源，算不上日本文化獨具的特徵。
一個民族的文化論，首先要找出本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點、特色，但人性是普遍的，所以找出衣帽的不同很容易，辨認國民性的不同就不容易了。日本人最愛說日本獨特，因為獨特，所以外國人無法理解。與人不同，他們為此而沾沾自喜。若是理解了，就好像不獨特了，很叫他們有失落感。日本人強調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往往是東方的獨特性，漢字文化圈的獨特性，是跟西方文化對比而顯現的，所以當他強調自己獨特性的時候，中國人或者朝鮮人往往不以為然。
有一個歐美人寫了一本《日本獨特性的神話》，說日本人自以為獨特的，外國也有。獨特論也就是特殊論，失敗時是一種辯解，勝利時是一種得意與傲視。
我剛才說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年，這裡就有一個陷阱，好像去一趟日本就了解日本，住得越久越了解，那倒也未必。在海外的某些中國人其實很封閉，封閉在所謂中華文化中，中國人到了哪裡，哪裡就會出現中華街、中國城，他們在其中繼續過中國日子。他們看當地的外國未必真切，想法未必正確，而且中國人向來好議論，順口胡說，說來說去，說得他自己都信了。如今有網絡之便，誰都可以上來說。
關於日本民族性，或者國民性，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觀察、分析與判斷，雖然大多數不過是隨便說說罷了。例如有人說，「因為出海時間漫長，日本男性文化常顯露出壓抑的欲望；由於船體的狹小，又表現出無可迴避的暴力性」。這就牽扯到日本是農耕民族還是海洋民族的問題。
日本人的祖先是大陸渡來人和彌生人的後裔，大陸人基本是農耕民族，而彌生人也延續了繩紋時代的稻作文化。雖然日本史學者網野善彥主張日本的「百姓」不只是農民，還有海民。就好比我國說重農輕商，這個農不只是種地的農民，還含有沿海以打魚為生的漁民，也就是海民。更有人把衝繩加進日本古代歷史中說事，以增重海民之說。
但是從思想、制度以及經濟來說，日本是農耕社會，海民及其經濟不佔主導地位。到了遣唐使時代，日本的航海技術也不算發達，海民只能在近海活動。所以，江戶時代他們也不是到遠海捕鯨。而且，像美國小說《白鯨》（赫爾曼·麥爾維爾著）所描寫的（這本小說寫出了美國人的國民性，足以借鑑今天的美國人），鯨魚把歐美人引到了日本近海（沿岸與遠海之間），以至於美國開來炮艦，敲開了日本國門。所以，說出海時間長，船艙小，養成了日本民族性格，不過是一個想當然。
（節選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書《日本人的畫像》，2019年8月出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