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莫裡斯曾說過：「所有發展的事物都是浪漫的。」就此意義上說，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充滿浪漫的地方，19 世紀的巴黎，是需要具有先知性的眼光的人來發掘的，雨果就擔任了這樣的一個角色。以巴黎為背景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等小說，為雨果帶來極大的榮耀。對於雨果來說，巴黎是他心中最為神聖的地方，所以他了解巴黎的每條街道，了解各階層的語言，了解城市的光明與黑暗，從而在作品中可以很好的還原與重塑巴黎。雨果在《<克倫威爾>序》中明確指出：文藝必須是「真實」的，強調文學藝術形象要來源於切實體驗。可以說，雨果對巴黎形象的塑造是與他的個人經歷以及特定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的。因此，我們在研究《悲慘世界》中的巴黎形象時，不妨對當時巴黎的歷史環境以及法國社會的文學與建築風格等方面進行一一了解，以探討雨果筆下的巴黎形象的來源。
1974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埃溫德－雍松曾經說過「：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會反映出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所積累的經驗，他把這些經驗作為某一首詩或某一個故事的素材。詩人和小說家為了要產生實在的或是對他們而言是實在的真實影像而創作，尋求靈感的痛苦及思考的漩渦中，發現精確語言的本質，並加以提煉。」巴黎為雨果提供了施展文學才華以及政治抱負的空間，他熱愛這個城市，所以在作品中隨處可見城市的細微之處，他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脈搏，這與他的成長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生於斯，長於斯
1802 年 2 月，雨果出生在法國東部的城市貝桑松，父親約瑟夫·萊奧波德·雨果在拿破崙手下當過將軍，終日隨戰爭遷徙。雨果幼年曾跟隨父親輾轉異國，到過西班牙、義大利等地。西班牙的建築藝術，使雨果關於城市的想像開始萌芽，領悟到了空間藝術的對照之美。而《悲慘世界》的結構也就是雨果關於建築物的對稱性想像的成果。小說中採用的時空對照、虛實對照、崇高優美與滑稽醜怪的對照手法，正是像建築藝術一樣，在有限的空間營造出無限的審美想像。西班牙文化對雨果的影響極深，特別是那裡的造型藝術，更是啟迪了雨果的思想。「他從西班牙帶回了一些革斯蒂耶風格……西班牙的太陽把他的性格曬成了青銅色，又把他的想像曬成了金黃色。」按照雨果的描述，那是個最富有強烈對照的地方，在雄偉輝煌的建築物旁邊，通常就存在著一些悽厲陰慘的景象。這種景觀在年輕的雨果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這種創作方式也同樣伴隨在雨果一生的創作之中。
雨果兩歲時，隨母親索菲·特雷布謝到巴黎生活。在《悲慘世界》中，主人公馬呂斯的經歷，就有雨果自己的影子。馬呂斯出生在巴黎，而雨果也一直認為巴黎才是他真正的故鄉。由於父母失和，雨果的童年就是在父母之間的兩地奔波中度過的。1809 年，雨果在拉裡維埃爾神父的學校裡上課，和母親一起住在斐揚派修道院街的一幢舊屋子裡，這裡有一座廢棄的花園，成了小雨果兒時遊樂的天堂。雨果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度過童年，定居巴黎後也還未受到正規的教育。他自稱有三個老師：「在我滿頭金髮的童年，唉，可惜太短！有三個老師：母親，老神甫，一個花園。」一座小花園，是雨果童年的整個大自然。他在這裡結識了日後的妻子阿黛爾，所以花園成為他心中神聖美好的地方。在《悲慘世界》中，冉阿讓的寓所也有一個小花園，那是珂賽特的天堂，是馬呂斯與珂賽特相識相知的地方。這也許可以成為兒時經歷影響雨果小說創作的一個例證。
我們從《雨果夫人見證錄》中可以知道大量關於雨果童年的信息，書中精彩的細節描繪，掩蓋了雨果父母不和的事實。軍旅生活的動蕩不安，決定了雨果在16 歲以前生活和精神不得安寧。1811 年，約瑟夫國王派特使來巴黎，請求索菲去馬德裡和自己的丈夫團聚。雨果夫人帶著三個兒子出發去馬德裡。「走到昂古列姆，許多古碉樓引起了維克多的注意，他對於建築物已經很感興趣，這些碉樓在他的記憶裡留下了印象頗為清晰的印象，日後他不重見它們還能描畫出來。」旅途中經過的兩個城市：愛爾納尼和陀爾克馬達。愛爾那尼的居民多是貴族，門楣上刻著 15 世紀的徽盾，給人莊嚴之感。雨果非常喜歡這個小鎮，日後，「他還用這名字題了他的一個劇本」；陀爾克馬達已經被法國軍隊燒得只剩廢墟，雨果兄弟在城中玩遊戲，探訪遺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從此城市的概念深植雨果心中。他在經過每座城市時做過關於城市的速寫，在車窗外看到過示眾的苦役犯，很小就耳濡目染地懂得了流亡的意義，這些經歷，都深刻地影響了雨果的小說創作。
另一方面，在母親逝世後，雨果一度無依無靠、孤苦伶仃，這段經歷幫助他體驗了生活的艱苦與人間的辛酸，為《悲慘世界》的寫作積累了必要的經驗，小說中，馬呂斯的遭遇重現了作者的生活，馬呂斯和祖父決裂之後，獨自在巴黎底層掙扎，這與彼時的雨果是很相似的。由於沒有父親的資助，又失去了母親的保護，雨果體驗到生活的艱辛，這與其成年後形成理解、支持窮苦人的做法是緊密相關的。1822 年，雨果與青梅竹馬的阿黛爾結婚，新婚之夜，同樣愛著阿黛爾的哥哥歐仁出現明顯的癲狂症狀，雨果為此良心深受譴責。雨果精力旺盛，創作力驚人，30 年代初已經在法國文學界小有名氣。憑藉創作所得，全家搬進了巴黎的高級住宅區「王家廣場」（今孚日廣場）六號。雨果在這裡品嘗到了愛情背叛的苦果，阿黛爾與其貌不揚的評論家聖伯夫接觸日益頻繁。雨果把巨大的痛苦轉移到文學創作中，神速完成了《巴黎聖母院》。小說主要用來發揮「保護古典建築」的作用，「描繪了 15 世紀的巴黎，又是描繪有關巴黎的 15 世紀。」試圖藉此「把對於民族建築藝術的熱情灌輸給我們的民族」。1832 年，《巴黎聖母院》出版以後，引起了人們對古典建築的關注，雨果又繼續發表《向毀滅古蹟的人宣戰》、《有關法國文物建築的摧毀》兩篇文章，號召保護法國的古典藝術，為古蹟的保存做出了卓越貢獻，後被任命為新設立的「文學、哲學、藝術……新發現文物委員會」委員。
1833 年 2 月 16 日，雨果與朱麗葉·德魯埃相識，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愛戀。這一天對於雨果可謂意義重大，多年以後，他在創作《悲慘世界》的時侯，仍不忘將珂賽特與馬呂斯結婚的日子定為這一天。雨果償還了朱麗葉欠下的債務，朱麗葉默默為雨果做抄寫的工作，以及在夏天陪雨果旅行。夏季出遊似乎是雨果的某種需求， 1834 攜朱麗葉暢遊卡納克、奧爾良等地，1835 年到了諾曼第和庇卡底，1836 年遊覽了法國西南部的聖馬洛、魯昂等地，1837 年到法國東北部布魯塞爾等地，1838 年去了香檳區，1839 年—1840 年去萊茵河、羅納河兩岸和瑞士。旅行的經歷，使他開闊了視野，對自然與城市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著更為深刻的體驗。雨果在旅行途中兩次在土倫參觀苦役犯監獄，苦役犯們的處境帶給他很大的觸動。對各種犯罪問題的關注，使得雨果對他們產生了同情與憐憫之心，產生了一系列這樣的作品。從《死囚末日記》到《克洛德·格》，再到鴻篇巨製《悲慘世界》，寫的都是城市中的貧困導致的市民犯罪的故事，試圖藉此引發人們對犯罪問題的關注。正像雨果在給朋友的信中所寫的那樣：「小說是為這些如此聰明、如此先進的巴黎人民寫的，巴黎人民使巴黎成為進步的中心城市。」
1841 年，雨果終於入選法蘭西學士院，在就職演說上，他展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表示擁護王朝，反對共和政體。兩天後，雨果在街上看到有惡少欺負街頭的妓女，把雪團塞進她的背部。雨果不顧可能招惹來的麻煩，到警察局去為受害人作證。這段經曆日後演變為《芳汀的故事》。1843 年，雨果最疼愛的女兒不幸溺死，雨果承受了巨大的打擊，他體會到了一個父親受難的過程，日後，他把這種感覺附加在冉阿讓的身上。
1845 年國王任命雨果為法蘭西世卿，同年雨果卻因被捉姦在床而名聲掃地。在眾人嘲笑他的時候，他卻開始悄悄地著手《悲慘世界》的寫作。1847 年，朱麗葉回憶起她童年時代在修道院的經歷，為雨果塑造小比克布斯修道院提供了依據。1848 年席捲歐洲的革命風暴從法國率先颳起，作家的寫作計劃被迫中斷。革命打破了雨果對王朝的幻想，他看到了在人民群眾中所體現出來的的偉大的革命力量和英勇無畏的奉獻精神。雨果認為是「貧困把各國人民都帶向革命，而革命把各國人民帶向貧困。」他和群眾一起走上巴黎街頭，反對路易·波拿馬的統治，為保護共和政體而吶喊。在鎮壓革命的街頭，一顆流彈差一點擊中了雨果，若干年後，這顆子彈就差點擊中了馬呂斯。《悲慘世界》中關於街壘的描繪，也是來自於作家本人的親身經歷。1851 年 12 月，波拿馬政變之後，雨果被迫離開法國，開始了長達 19 年的流亡生活。
身已遠，心猶在
雨果對流亡者下過一個定義：「一個完全破產、只剩榮譽的人，一個被剝奪乾淨，只剩良心的人，一個徹底孤立、身邊只有公道的人，一個人人搖頭、只與真理為伍的人，一個被投入黑夜、只剩太陽的人，這就是一個流亡者。」
1851 年，雨果在情人朱麗葉的幫助下，喬裝成工人，逃出巴黎到了布魯塞爾。雨果曾在手記中回憶，認為朱麗葉是他的保護神，為了他的安全在巴黎街頭的槍林彈雨中穿梭，好似日後在街壘戰鬥中的樂觀勇敢的伽弗洛什。與朱麗葉會合後，雨果又從比利時輾轉到了英國，最後在英吉利海峽群島中的澤西島登陸，他們全家租住在海邊一棟叫做「海景臺」的房子裡。1855 年，由於受到英國驅逐，雨果全家遷去根西島。在「高城居」居住，直至返回巴黎。雨果親自對寓所進行改造工作，以巴洛克風格裝飾房屋，親手創製屏風和衣架，還用舊的家具部件以及在小島上撿來的瓷片改裝櫥櫃等，使居所變成了一幢裝飾繁多、涵蓋各種文明的巴洛克建築。反映了他對城市的一種態度。
雖然身居海上，遠離巴黎，但是巴黎仍然是雨果最牽掛的地方，他和友人通信以了解情況，友人的來訪會讓雨果歡喜異常。1853 年，吉拉爾丹夫人從巴黎來拜訪雨果，帶來了在巴黎很流行的「靈桌」。所謂的「靈桌」，是指藉助會動的桌子實現和彼岸世界的交流。隨著亡女萊奧波特蒂娜在靈桌的顯靈，雨果開始對此深信不疑。「靈桌」成了雨果的主要消遣，它的啟示對作家思想的發展和日後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流亡時期，島上的其他流亡者對雨果的創作產生過積極影響。例如在《懲罰集》中，《羅馬的陰溝》一篇，就展示出雨果對於下水道，這個作為城市的良心的管道系統的重視，雨果對巴黎的下水道系統有很大的興趣，其中關於陰溝的描述，就是受益於同居與澤西島的皮埃爾·勒魯的一本關於糞肥施用的書。
周圍的環境漸漸幫助他忽略了流亡的痛苦，從巴黎來到海上，雨果看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海島的美麗寧靜給作家帶來了平靜的心境，巴黎是個騷動的社會，而大海則是本色的自然。自然和大海又賦予雨果新的靈感，創作又成為雨果的主要工作。流亡期間，是雨果作品大豐收的時候，在哲理詩、戲劇、小說、繪畫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帶給他最高聲譽的《悲慘世界》也是在此時完成。雨果在寫給友人奧古斯特·瓦特裡的信中寫道：「今天，1861 年 6 月 30 日，上午八時半，燦爛的陽光照進窗口，我的《悲慘世界》完稿了。」雨果在 19 世紀20 年代到 50 年代所關心的以及感受到的城市生活，最後都出現在《悲慘世界》當中。
雨果從保王派青年到自由派作家，從關心文學創作到熱衷於政治活動，或是
從一名巴黎公民到一個海外流亡者，這種種身份的變化，都沒有改變他關心社會底層窮苦大眾的初衷。雨果的《悲慘世界》的靈魂就是掙扎在巴黎社會底層的窮人們，他把在巴黎街頭聽到的故事以及自己旅行中的見聞，都寫進了小說，細膩地描寫了貧窮的巴黎。流亡生活的經歷，豐富了雨果的生活，也使得他的審美觀以及文藝觀念有所改變，對他所鍾愛的哥德式建築也開始厭倦。正如帕特裡夏·沃爾所指出的那樣，「此時雨果筆下的『哥德式』又和 1820 年前一樣，是具有貶義的了」。所以《悲慘世界》中的修院在作者眼中是陰森恐怖的建築，是禁錮人靈魂的地方。雨果一生都對建築藝術、對巴黎都極度熱愛，為了保持巴黎建築和諧統一的面貌，雨果在晚年時期還極力反對興建艾菲爾鐵塔，認為巴黎鐵塔的建造會破壞巴黎的美感。
我們可以看出，雨果的一生對巴黎是有著很深的感情的，他細心的觀察巴黎，記錄下了市民生活的點滴；他熱愛城市的建築，積累建築學的知識，甚至自己動手參與居所的設計；他了解市民的語言，學習過黑話俚語；他熱愛旅遊，遊覽過眾多的城市，見識了各地的風景，而這些積累都成為雨果創作靈感的源泉，以及小說的表現對象。《悲慘世界》是雨果歷時最久創作的一部小說，囊括了巴黎的風土人情的各個方面。小說對巴黎的塑造，固然是與作家的經歷和他對巴黎的情感緊密相關，但也是與當時的社會風尚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