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600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在新建成的故宮舉辦了盛大的遷都大典，自此以後的數百年間，帝王更迭、風雲變革和紅粉遺事發生在這座紫禁城中。而對於鐫刻著時代滄桑的這處皇城，人們最感興趣的也是這些變幻莫測的跌宕舊事。關於故宮，似乎誰都可以說上一段關於帝王，關於重臣和關於女人們的故事。
最近翻閱這本三聯生活周刊輯錄的《故宮觀止》，看到了大多數寫故宮的書中沒有提及的守護者的故事。這些守護人，原不同於皇室家族的成員和奴僕，原本不是屬於故宮的人，然而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們的命運和故宮緊密相連，於是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守護故宮的責任。這份守護不僅僅是「看管」的意義那麼簡單，他們承擔著護住國家寶藏的艱巨使命，甚至蒙受各種不白之冤的坎坷和辛酸。在故宮的史志上，不能沒有他們的名字。
1924年，溥儀出宮，由清宮代表、軍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組成了一個「清室善後委員會」。時值國家政局混亂，人心惶惶，紫禁城以及它的檔案和文物再次捲入混沌的歷史風雲中。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各方勢力和不同思想糾纏的節點，清宮遺老想當然地視其為溥儀私產，混亂的軍閥把它看成是失去主人的寶貝伺機偷掠，而日本的銀行及很多外國使館在東交民巷張著網，等待著來自故宮的偉大藝術品……在這個關鍵時期，易培基擔任了剛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此後，他的命運和故宮纏繞在一起。
易培基和故宮的糾葛是《故宮觀止》中著重講述的一個唏噓故事。「易培基前半生應該是很風光的，多數時間都在高官的位置上……但是後半生很悽涼，甚至直到死都不清不白。」書中記錄到。易培基主政故宮博物院後，籠罩故宮的是不息的爭吵，國難當頭，國寶將如何保全？要不要將文物南遷以避戰火？經過反覆激烈爭執，截至1933年5月，故宮數十萬件珍貴文物先後分4批運出北京。就在第5批文物即將運出時，南京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委派檢察官到故宮查封會計科，國寶南運戛然中止。
這次審查改變了易培基的人生，原因是有人控告他侵佔、盜賣古物。易培基所在北京、南京、上海的住所都被查封，財產被沒收，他不敢公開身份，也不和朋友來往。在病中，他的申訴也都如泥牛入海，直到1937年病死在上海家中。11年後的1948年，南京一份四開小報刊登了一則短小新聞：「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直到今天，易培基案依然含混不清，沒有定論。
這何嘗不是與紫禁城中發生的或是恢弘或是悲情的人事往來一樣令人喟嘆的故事。仔細想來，在那個複雜的時代背景下，參與故宮文物南遷事件的學者，很難獨善其身。參與第一批文物南遷的吳瀛，也在1934年無端被牽連進「故宮盜寶案」，以「妨礙秘密罪」被起訴，蒙冤離開故宮。此後為了謀生，吳瀛帶領一家老小顛沛流離，歷盡艱苦。比起易培基，他還算是幸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瀛被陳毅聘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古物鑑別委員。
讀罷這些故宮守護人的故事，不免心生感慨。現在我們最常關注的關於故宮的故事，尤其是粉黛之事，大多還是悲情女子的個人命運；乾清宮內的帝王更迭，是皇家自家之事，也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而這些原本不是故宮人的守護人，他們所做的事情卻是一個民族文脈之傳承和延續的大事件。這些同樣複雜跌宕的事件，牽扯著這些守護人的辛酸血淚，甚至生死命運。不過，我想既然當時是站在歷史的潮頭，手握國家寶藏命運的人，想必必有一顆宏大之心，置民族文脈的命運於個人命運之上。以前覺得這樣的恢弘高昂的句子實乃有些浮誇，讀完這些守護人的故事後，方才明白其中抉擇的艱難和義無反顧的原因。
以後若有機會再去故宮遊覽，或者賞玩故宮的文物，除了宮廷紛爭的事件之外，也應該緬懷這些守護者們。幸而有他們這樣的守護者，故宮尚存，但它絕不只是美學意義上的一組偉大建築，也絕不只是豐富的珍奇文物，因為那根本是我們的往事本事。